苏联电影歌曲《祖国进行曲》

苏联电影歌曲《祖国进行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首苏联歌曲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歌名叫做《祖国进行曲》。直到现在，我们中老年朋友还时常在聚会时高唱，音乐会上也常有演出。

《祖国进行曲》（Песня о Родина）原是苏联三十年代一部老电影的插曲。关于它，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我们且从头说起。

电影渴望有新的突破

要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是一个非常严酷的年代。1929~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在美国和欧洲各国都出现经济大萧条。银行破产、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工人失业，农民逃荒。在苏联，国内战争（1918~1922）结束后不久，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苏联从1928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来改善国民经济。但西方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国家联起手来对苏联实施经济封锁，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对于本来底子薄弱的苏维埃国家无疑是雪上加霜。据资料，在苏联，仅1932~1933这两年间，灾民的死亡总数高达500~700万人。

尽管三十年代西方一片萧条，美国好莱坞各家电影公司却拍摄了许多以热闹的、豪华的歌舞场面为主的影片。美国影人认为：越是身陷困境，就越需要快乐和希望。而大多数来到电影院的观众也把看电影当作一种逃避和解脱，于是随着有声电影不断完善，一种以歌和舞相结合的类型影片（例如，那一时期秀兰·邓波儿的系列影片）就应运而生，形成了好莱坞歌舞片的全盛时期。

在苏联也有相仿的经历。电影大师爱森什坦（С.Эйзенштейн）执导的《波将金号战舰》（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格·阿列克桑德罗夫担任助理导演）和普多夫金（В.Пудовкин）执导的《母亲》（Мать）在默片时代已经赢得了世界声誉，现在有了有声电影，电影家们都跃跃欲试，希望在有声电影时代一显身手。

1928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涌现了许多新的事物；第一批待开垦的荒原、第一批新成立的集体农庄、第一批大型建设工程……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文艺工作者们也渴望有新的突破。其中就有我们今天要提到的电影导演格利果利·阿列克桑德罗夫（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1903~1983）。

导演从好莱坞取经归来

格利果利·阿列克桑德罗夫出身在一个矿工家庭里，但也有资料说，他父亲是一家大宾馆的老板。他12岁时在家乡叶卡杰琳堡歌剧院打杂，做灯光照明和管理道具的下手，后来先后在省人民教育部工农剧院的导演班、市音乐学校小提琴班和第三军政治部附属俱乐部领导人培训班学习。

1921年秋，进入莫斯科第一工人剧院，结识了后来也成为大导演的爱森什坦（1898~1948），他们共同创作和演出了不少话剧。1924年，他们俩一起进入电影圈，由爱森什坦执导、阿列克桑德罗夫助导，合作拍摄了两部在世界电影史上留名的影片：《十月》（Октябрь）和《波将金号战舰》。1929年夏，奉文化人民委员卢纳恰尔斯基（А.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的委派，导演爱森什坦和阿列克桑德罗夫以及摄影师梯赛三人出访欧美各国，一方面向好莱坞学习摄制技艺，另一方面作苏联电影艺术的宣传。最后到了美国，和喜剧大师恰利·卓别林（Charles Chaplin，1889~1977）的交往在阿列克桑德罗夫的艺术生涯中起着很大影响。在好莱坞，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各种话题。这份友谊持续了许多年。“二战”以后，阿列克桑德罗夫出访欧洲时，还经常去看望卓别林。

在国外呆了三年，1932年8月，阿列克桑德罗夫奉召回国，奉命拍摄电影《国际》（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宣扬斯大林及其政策。过了一年，他和爱森什坦分道扬镳，开始独立拍片。1933年初，在高尔基的寓所，斯大林嘱托阿列克桑德罗夫摄制更多的喜剧片，赶超好莱坞。

阿列克桑德罗夫酝酿拍一部“爵士音乐喜剧”。他邀请苏联第一支爵士乐队的创始人乌焦索夫（Л.Утёсов）饰演主角。但是合适的女主演却迟迟找不到。朋友建议他去音乐剧院看戏，他一下子相中了舞台上的女主角柳博芙·奥尔洛娃，觉得她不仅才艺出众，而且容貌美艳，决定请她出演影片的女主角。就是这位奥尔洛娃（Любовь Орлова，1902~1975），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能歌善舞的女主演

柳博芙·奥尔洛娃出身于一个旧俄贵族的家庭里。父亲任职于军事部门，母亲也出身名门。双亲希望女儿成为钢琴家，于是7岁就送她进了音乐学校。

17岁时，住在远郊的姨母收养了她，她每天送牛奶到莫斯科去卖。大寒天，还不得不戴手套搬动结了冰的沉重的牛奶桶，傍晚，独自一人提心吊胆地揣着卖牛奶的钱从车站回家。

奥尔洛娃受过唯一的表演训练是在一家普通的舞蹈工作室，不过奥尔洛娃后来不大愿意提起，显然是因为这种学习班档次不高。然而正是这家工作室开发了她的潜能和可塑的天才，更重要的，教会她一直坚持容貌和形体的保养。直到临终，她一天也没有错过形体锻炼，她的青春美貌长驻。

随后几年，她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钢琴系学习，接着在莫斯科戏剧专科学校舞蹈班学习。1926年起，成为涅米罗维奇-丹谦珂音乐剧院的演员。在和阿列克桑德罗夫结识之前，她已经拍过两部影片，她的相片印上了杂志封面。

在1933年的《快乐的人们》（Весёлые ребята）之后，阿列克桑德罗夫接着执导的几部音乐喜剧片《大马戏团》（Цирк）、《伏尔加—伏尔加》（Волга-Волга）、《春》（Весна）等，几乎都是为奥尔洛娃度身定做的。影片让她充分展示了自己能歌（抒情花腔女高音）善舞的才华，令人倾倒。这些影片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喜爱。奥尔洛娃的容貌和演技、歌才和舞艺，与同时代的好莱坞歌舞明星相比毫不逊色，奥尔洛娃也是当时的国际巨星。

音乐是音乐故事片的灵魂

1934年，格·阿列克桑德罗夫（1903~1983）开始筹拍一系列的音乐喜剧片。是苏联第一部音乐喜剧片。男主人公是个快乐的牧人（乌焦索夫饰演），后来成为爵士乐队的队长；女主人公是个家庭女工（奥尔洛娃饰演），后来成为歌手。因为《快乐的人们》是部音乐片，音乐在影片中具有重要意义，实质上是影片的主要支柱之一。导演深知此点，于是到处物色一位能谱写出符合时代精神的音乐的作曲家。这时候，曾向他推荐奥尔洛娃的那位男主演乌焦索夫，又建议导演去听一听一位年轻作曲家伊·杜纳耶夫斯基所写的音乐。乌焦索夫是苏联第一代爵士乐队（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支爵士乐队）的创始人兼爵士歌手，他1929年结识了列宁格勒音乐宫的音乐指导杜纳耶夫斯基（И.Дунаевский，1900~1955），杜纳耶夫斯基为他的爵士乐队写过许多音乐非常受人欢迎。乌焦索夫相信自己的推荐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寓所里安排了导演和作曲家的第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为他们以后多年的友谊合作奠定了基础。阿列克桑德罗夫听了杜纳耶夫斯基的音乐，立刻感到这位正是他“梦里寻他千百度”的作曲家。

崭露头角的作曲家

1900年1月30日，作曲家出身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一个犹太人家庭里。他父亲是当地一家信贷社的出纳员。他爷爷是犹太教堂唱诗班的领唱。他母亲会弹钢琴也会拉小提琴，而且唱歌也唱得不坏。他舅舅会弹吉他也会吹口琴。全家最大的乐趣是经常去看走穴的乌克兰戏班子和城市公园的露天音乐会。他大哥有一个钢琴教师，经常在他们家里弹奏贝多芬、肖邦和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当时年仅五六岁的小伊萨克静坐在一边听得出神。过了几年，他的父母也给他请了一位小税务官来教他小提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7个孩子（6男1女），后来有5人成为职业音乐人。

杜纳耶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和乌克兰的大自然、乌克兰的民间文化艺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10年他们全家迁居乌克兰东部大城市哈尔科夫。杜纳耶夫斯基在中学就读期间还在哈尔科夫音乐学校学小提琴和作曲。大城市的音乐环境、学校的良好条件，培养了杜纳耶夫斯基多方面的艺术兴趣：从歌剧、民间音乐喜剧直到娱乐音乐、舞会音乐和军乐，并且他自己还学会了弹钢琴。

他最忘不了的，是中学校长家的音乐沙龙。他担任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这位未来的作曲家狂热地从不朽的古典作品中汲取滋养。他后来回忆说：“每次参加音乐晚会回去，总是深更半夜了。我常常在街上情不自禁地高唱或低吟着令我醉心的旋律。”

19岁从哈尔科夫音乐学院作曲系和小提琴系毕业时已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事了。他进了哈尔科夫剧院，担任首席小提琴和乐队指挥。之后去过莫斯科，也到过列宁格勒。他每到一个城市，都是在剧院里工作——担任作曲、首席指挥或艺术指导，指挥过轻歌剧、滑稽剧、芭蕾舞剧，轻音乐和讽刺小品的演出。剧院成了他的第二座大学，开拓了他的艺术视野，丰富了各种各样的经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自己称这一时期“就回忆而言是最甜蜜的，对自己的影响而言是最重要的”。

有乌焦索夫力荐，有导演阿列克桑德罗夫赏识，杜纳耶夫斯基异常兴奋地加入了年轻的摄制组，他果然不负众望。他写出的欢快的、朝气蓬勃的青年歌曲成为影片的核心，成为情节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音乐在影片中广泛地、全方位地主导参与，这在苏联早期电影中还是从未有过的。

1934年12月25日，一部名为《快乐的人们》的音乐喜剧片首映，没过几天，几乎全国到处都在唱他写的那首热情洋溢的主题歌《快乐的人们进行曲》（Маршвесёлыхребят）。电影的热映，可说是杜纳耶夫斯基创作生活的新起点。这证明了过去在剧院里十多年的苦功和探索没有白费。这位天才的作曲家已经能够在影剧中出色地掌握和运用音乐这一工具，走上成熟的道路。

作曲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1934年影片《快乐的人们》大获成功，并且在1934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激发了导演格·阿列克桑德罗夫的创作热情。他又立即搭建新的创作班子着手新的音乐故事片。既然是搞音乐片，自然缺不了那位在影片《快乐的人们》中尽显才华的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和能歌善舞的女演员奥尔洛娃。除他们二位以外，新影片的创作班子还吸引了当时文学界的几位巨擘：提供题材的是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兼诗人瓦连金·卡塔耶夫（В.Катаев）（著有《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编剧是伊里亚·伊尔夫和叶甫根尼·贝特罗夫（И.Ильф и Е.Петров）（著有《十二把椅子》《金牛犊》等）；写剧词的是小说家兼剧作家伊萨克·巴别尔（И.Бабель）（著有《骑兵军》等）。

他们选了个马戏团的题材，以轻松的形式表现十分严肃的思想，它依托的背景是当时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严峻的现实：美国3K党迫害黑人；意大利法西斯在埃塞俄比亚用毒气残害当地百姓；在德国，法西斯在各地建立集中营；共和国的西班牙，正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音乐故事片《大马戏团》（Цирк）叙述美国一个马戏团艺人梅丽，由于私生了一个黑孩子而为社会不容、遭到种族主义者的迫害，她抱着黑孩子仓皇逃到一列火车上，被一个德国商人所救。德国商人把她当作摇钱树，带着她到世界各地卖艺演出，最后到了苏联。梅丽在苏联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得到了真诚的爱情。德国商人千方百计阻挠不成，恼羞成怒，把黑孩子抱到表演场上，想当众羞辱梅丽，不料弄巧成拙，观众们把黑孩子接抱过去，全场哼起了充满温情的摇篮曲。新影片想要把苏联人的国际主义观念和对自己祖国的爱告诉世界。

影片从1934年筹拍，到1936年基本完成，杜纳耶夫斯基在这部影片里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写了约30首曲子：有华丽的《出场进行曲》（Выходной марш），有小丑的滑稽歌《一辈子放声歌唱》（Весь век мы поём），有黑人民歌风味的摇篮曲（Спи, мой мальчик），还有《月光圆舞曲》（Лунный вальс）等。但主题歌却没有写成。导演总觉得影片缺少一首有分量的、能够压得住的歌曲。导演要求这首主题歌在影片中起杠杆作用，表达影片的主题思想。男主角马尔蒂诺夫借这支歌曲向梅丽叙述的不光是自己的爱情，而且要表达出苏联人对自己祖国的自豪感；梅丽应当在这支歌曲里听到和感受到的是苏维埃国家的辽阔美好，苏联人民的正义感、善良和内心的丰富，并相信在这个国度里她和她的黑孩子会得到幸福。

这是个艰巨的工作，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对导演说：“我构思的音乐要让观众琅琅上口。继《快乐的人们》之后，再好的音乐，如果不能上口，也是失败之作。”

为影片《大马戏团》写歌词的是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В.Лебедев-Кумач，1898~1949）。就是他，在上一部影片《快乐的人们》中和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合作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快乐的人们进行曲》。列别杰夫-库马契的歌词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善于把政治性的题材和口号赋予明快的诗化的形式。他那些警句式格言式的歌词在苏联青年中有着巨大的鼓动力量。如：“谁要是跟着它（歌声）一路前进，他一定永远也不会灭亡。”（《快乐的人们》），“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祖国进行曲》），“只有快乐才能欢笑，要争取才能成功，只有寻求才能找到。”（《快乐的风》）。列别杰夫-库马契是苏联群众歌曲的缔造者之一，他的诗和杜纳耶夫斯基的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日后成了俄苏歌曲的经典。

第36稿的影片主题歌

为了影片《大马戏团》的主题歌，杜纳耶夫斯基和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写了一稿又一稿，不断地修改，或者推倒重写，足足搞了半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没有离开过书桌和钢琴，不知道安宁和休息。列别杰夫-库马契后来说：“我们写诗词的人都知道，比杜纳耶夫斯基更挑剔的人，你是找不到的。”“他力求表达每个字的内在意义，词和曲水乳交融。”列别杰夫-库马契是个平和的、矜持的人，他有一次笑吟吟地责备杜纳耶夫斯基：“我们彼此都把对方搞得精疲力竭，尤其是你对我。”杜纳耶夫斯基没有反驳，显然默认了。

当时，杜纳耶夫斯基住在列宁格勒，而导演格·阿列克桑德罗夫则在莫斯科。杜纳耶夫斯基隔三差五打长途电话给阿列克桑德罗夫，把新写的曲子弹奏给他听。写出第36稿时已是深更半夜，和往常一样，他打长途电话到莫斯科。电话接通以后，作曲家把电话听筒搁在钢琴上，然后边弹边唱第36稿的《祖国进行曲》。电话不知什么时候中断了。杜纳耶夫斯基只好第二天乘车去莫斯科，两人一见面，阿列克桑德罗夫劈头就问：“你昨晚弹了什么？”杜纳耶夫斯基回答：“觉得怎么样？是歌唱祖国的。”导演惊讶不已。原来那天电话串线，他在电话里听到的是某个电台在播放的不知哪个曲子。杜纳耶夫斯基后来在一封信里回忆道：“《祖国进行曲》是先写出曲谱，而后由列别杰夫-库马契填上词的。……我坐在钢琴前，左右是阿列克桑德罗夫（影片导演）和列别杰夫-库马契。旋律出现后，大家同声高唱，欢庆成功。列别杰夫-库马契被音乐所触发，他显然放弃了先写词而后谱曲的惯例，当即写出副歌的歌词，开头一句是‘我的祖国美好’。我对他说，音乐的宽广气息要求的不是‘美好’，而是‘辽阔’。于是就这样定稿了。”

列别杰夫-库马契极富乐感，他根据杜纳耶夫斯基所创造的音乐形象，很快就写出了明快豪迈的歌词来。祖国的自然风光，主人翁的自豪感，配上气魄豪迈的歌词和充满内在抒情性的旋律——这一切构成了祖国史诗般的、卓越而美好的形象。

【原词直译】(https://www.daowen.com)

【姜椿芳、吕骥的译配词】

摄制组听了杜纳耶夫斯基的试唱，一致无条件地接受了这首题名为《祖国进行曲》的主题歌。歌曲速度最初规定为悠长宽广、慢拍子的，后来根据影片要求才改为进行曲式。

歌曲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是男主角在唱，但那位演员他不会唱歌，我们从影片中听到的其实是导演本人配唱的——这也是一段佳话。

影片结尾时，外国女艺人抱着自己的黑孩子同苏联人民一起走在游行队伍里高唱《祖国进行曲》走过五一节的红场。

电影《大马戏团》是在1936年5月25日公映的，而歌曲《祖国进行曲》早在电影公映之前就已经在电台中播放了，词谱也已经在各报刊上刊载。偏远一些的城镇，影片拷贝尚未运到，而歌曲早已家喻户晓。它的歌词、它的曲调成为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大事。这年夏天，在莫斯科的索柯尔尼游乐园的开幕典礼上，少说也有一万人同声唱这首歌。

《大马戏团》公映正逢苏联公布第二部宪法（又称“斯大林宪法”），因此，《祖国进行曲》正好反映了苏联人民当时的欢乐和自豪的心情。原曲有3段歌词，在影片中只唱了第1和第3段。但作为独立的歌曲在电台里播出，为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又添加了一段歌词：

【原词未加修饰地直译】

当然，这段画蛇添足式的歌词，当时就很少有人去唱（嫌4段歌词太长）。卫国战争开始后，更没有人去唱这一段词。到五十年代斯大林去世，所有出版的歌集都把这一段删去了。

1936年年底，12月31日，苏共中央决议：“由于在发展电影艺术中的贡献以及创作出一系列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精神财富的苏联歌曲”，特授予杜纳耶夫斯基和他的合作者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契以劳动红旗勋章。

影片在1937年的巴黎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

4年以后，即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前夕，颁发了战前最后一次苏联国家文艺奖。影片《大马戏团》和《伏尔加-伏尔加》这两部影片及其导演格利果利·阿列克桑德罗夫、音乐作曲杜纳耶夫斯基和主演奥尔洛娃都荣获斯大林一等奖。杜纳耶夫斯基还荣膺了共和国功勋艺术工作者的称号。

苏联的“第二国歌”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人们怀着一种更深沉、更虔诚的感情去唱这首《祖国进行曲》。它在那些日子里以新的能量响起成了苏联爱国主义永不泯灭的象征。前线的战士发起冲锋时唱，后方的游击队在营地篝火边唱，法西斯集中营的囚徒们也在低声哼唱，歌曲给了他们斗争的力量。当苏联红军进入被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的城市，主宾们激动地一起高唱这首歌。

《祖国进行曲》的首句旋律成了全苏广播电台的呼号。每天清晨，电台开始一天的广播时，必先奏响电台呼号——歌曲《祖国进行曲》的第一句旋律。如果电台有重要新闻播报（例如战时公报），每次也必定先奏响这句旋律。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传统和仪式。

《祖国进行曲》成了苏联爱国主义的歌曲标识，后来传唱很广，相当于苏联的“第二国歌”。

《祖国进行曲》在世界各国

战后，苏联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后又开始建设新的生活。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不同，在唱这首歌曲时也做了新的处理。歌曲速度放慢，变得比较平稳。显露了音乐内在的抒情性。《祖国进行曲》不再是一首富有弹性的进行曲，而成了一首抒情颂歌。

《祖国进行曲》不仅在苏联本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被认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和进步人士，把《祖国进行曲》视为争取光辉未来的一面旗帜。例如，美国黑人歌手保尔·罗伯逊（Paul Robeson）就这样说过：“这是我心中的歌，这首歌曲唱出了我珍视、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一切。”他在一次政治集会上高唱《祖国进行曲》压倒三K党徒的疯狂叫嚣。

1937年1月3日，一位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正在与法西斯分子战斗的苏联志愿飞行员佐托夫，在他最后一次战斗飞行前夕写信给妻子：“如果我在西班牙为革命而牺牲，那么请用我最喜爱的歌曲《祖国进行曲》来纪念我。并且告诉我们的孩子，他爸爸是谁，他是为什么而牺牲的。”

《祖国进行曲》在中国

王莘词曲的《歌唱祖国》，无论从歌词的构思和表述方式，还是从曲式的结构（副歌——主歌——副歌），都可明显看出受杜纳耶夫斯基《祖国进行曲》的影响。

《祖国进行曲》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已经翻译介绍到我国来，由姜椿芳译词，吕骥配歌。

姜椿芳（1912~1987）是我国当代著名俄文翻译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从哈尔滨来到日本人包围着的上海租界，是负责文学、戏剧、新文字的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之一。1941年，上海租界也沦陷，姜椿芳借托“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以苏联人的名义，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创办时代出版社和中文版《时代》周刊、《苏联文艺》月刊和《苏联医学》等刊物，锻炼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翻译人才，翻译介绍了苏德战争的真实情况，译出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及俄罗斯古典文学、政治、经济等著作。《祖国进行曲》就是姜椿芳在这一时期翻译出来，以诗歌的形式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全国解放以后，他先后担任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第一任校长；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长。

吕骥（1909~2002）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及音乐教育家。吕骥早年创作的《自由神》《中华民族不会亡》《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歌曲，曾在根据地军民中广为传唱。1937年赴延安，曾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主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东北音乐工作团团长。建国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协主席。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就是吕骥根据《时代》周刊上刊载的姜椿芳的译文配歌的。

我国最早翻译编纂苏联歌曲集子的陈原同志曾写过这样的话：“北方（指苏联），自然都欣赏着北方的悲歌和壮歌。……那时正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帝国主义在进攻我们，白色恐怖在国内猖獗……在那个时候，《祖国进行曲》也使我们十分兴奋。我们特别欣赏其中一句‘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它鼓舞我们去争取自由。记得我们每逢唱到‘祖国’时总是问一句：我们的祖国呢？……而现在，我们人民也有了可爱的祖国了。”

至于我们这一代人，唱《祖国进行曲》的时候已是全国解放前夕，我还分明记得当时最使我们激动的歌词是：“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在我们年轻爱国者的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文化宣传部门邀集曹靖华、朱子奇等几位专家对《国际歌》《祖国进行曲》《莫斯科—北京》等歌曲的译文进行修订。比如《祖国进行曲》有一句歌词，原译文是“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像自己祖国的主人”，修订稿把“就像”改为“就是”。

这几首歌曲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审定后在全国报刊上发表推广。

（还有一句歌词Как невесту，Родину мы любим“我们像爱未婚妻（新娘）那样爱着祖国”，姜椿芳、吕骥的译配词为“我们爱护祖国犹如情人”。由于时代变迁，语言习惯也会有所变化，“情人”一词在当下别有含意，因此我建议这句歌词可改为“我们热爱祖国犹如恋人”。）

《祖国进行曲》辩

《祖国进行曲》一路顺风，前程本来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首歌曲的命运犹如遭到当头一棒。苏联解体最初几年，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国内流行一股全面否定苏联的风潮，杜纳耶夫斯基也被赠以“斯大林的宫廷作曲家”“斯大林时代的音乐吹鼓手”等等的恶谥。

否定《祖国进行曲》的理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斯大林在党内进行大清洗，无数高层干部及家属遭到血腥镇压和流放，而《祖国进行曲》粉饰现实，美化极权制度，还在唱什么“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等。

我在这里倒想为这首歌曲做些辩护：

第一，莫斯科审判和大清洗是1937年才开始，而这首歌曲诞生于1936年。

第二，常有人批评苏联文学艺术作品中意识形态的色彩太浓，可如今对《祖国进行曲》的种种责难恰恰也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歌曲只不过是作者遵循影片剧情的需要而作，是影片中的主人公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发出的对自己祖国的赞颂。批评者却以苏联当时的现实背景来苛求电影情景中的插曲，未免有失公允。

第三，说到爱国歌曲，我们也不妨查阅一下世界各国，比如美国，也有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例如麦卡锡法案），但他们的爱国歌曲也同样在高唱赞歌。

第四，指责它是“粉饰现实、美化社会”，自然指的是歌词，而歌词的作者并不是杜纳耶夫斯基。苏联《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就曾公正地指出：“歌词在说谎，而曲子并没有说谎”。

第五，客观而论，列别杰夫-库马契的这首歌词写得相当不错。他从来不把政治口号直接用在歌词中，他一一列出的意象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人可以自由呼吸，青少年都有远大前程，老人受人尊敬，人们不分肤色和种族，没有等级区别，都以“同志”相称——这样美好的国家有谁不向往呢？也正是这一点，这首歌曲的艺术魅力长久不衰，它才会在千千万万各国的爱国者中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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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进行曲》一向被认为是杜纳耶夫斯基的最高艺术成就之一，也是苏联群众歌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之一。它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苏联著名音乐学家聂斯梯耶夫（Израиль Нестьев）曾这样评论过杜纳耶夫斯基：“如果《祖国进行曲》只是杜纳耶夫斯基的唯一作品，那他的艺术功绩已足以获得普遍的赞扬，更何况他还写了无数家喻户晓的歌曲呢！”

《一曲不朽的祖国颂歌——祖国进行曲》原载《音乐生活》1986年第12期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祖国进行曲》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