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歌曲《我的莫斯科》
马尔克·李相斯基(М.Лисянский)少尉,战前是位诗人兼记者。卫国战争开始,他投笔从戎,加入卡里宁战线第243步兵师担任工兵营排长,歇息时间经常为师部报纸《为祖国而战》写稿。
卡车上揮就的诗句
1941年11月,他在雅罗斯拉夫尔医院治伤痊愈后准备回到他部队所在地加里宁战线去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当时形势十分严峻,苏联红军正在全力抗击进犯莫斯科的希特勒军队。每一个军人、每一个苏联人的思想感情无不聚焦在莫斯科。李相斯基就在搭乘的卡车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曾经走遍世界各地方……”卡车经过首都,李相斯基在普希金广场下车,他把写着诗句的便条送到《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杂志编辑部后又继续上路。
李相斯基后来回忆道:“这首诗是艰难严酷的战争逼出来的。我想在诗中把苏联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个人对首都的忧虑与爱和全民的忧虑与爱融合在一起。”
词作者马尔克·李相斯基(1940年)
这首题为《我的莫斯科》(Моя Москва)的诗在《新世界》1941年第9~10期合刊上发表(由于战争的原因,实际出版已是1942年1月)。
当时只有两段诗歌:
【原诗直译】
【曹永声译配词】
开头的四行诗句可以说是诗人本人经历的写照:前不久,在师部遭到敌人狂轰滥炸,一个炸弹就在李相斯基身边爆炸,爆炸掀起泥土碎石把他埋了起来,他失去了知觉,待他苏醒过来发出呻吟,打扫战场的战友们才发现了他。震伤康复后不久,有一次工兵在森林中进行夜间军事训练,他的腿不幸骨折,掉进了狼窟,他自己无法爬上来,直到战友们找到他,把他送到雅罗斯拉夫尔医院。他把这些真切的感受用诗句表达出来。
列车上谱出的歌曲
1942年春天,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И.Дуна-евский)当时正率领中央铁路文化宫歌舞团在千里之外的西伯利亚巡演,他在宣传列车上读到这首由不出名的诗人写的诗,激动不已,
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
当即在杂志的空白页上写下了第一句旋律。但是作为一首歌曲的词,原诗未免单薄了一些。由于联系不上原作者,他只好请铁路员工合唱团的指挥谢尔盖·阿格拉尼央(Сергей Агранян)对歌词进行加工和增补:
【原诗直译】
【曹永声译配词】
在增补的前四行诗句里,提到了“二十八个最勇敢的儿子”,那是莫斯科保卫战中一段光荣的历史。
歌唱28位卫国英雄
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决战阶段,在莫斯科西北方向进行的战斗尤为激烈。德军4个师沿着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向莫斯科猛攻。苏军第316步兵师(师长伊凡·潘菲洛夫,И.Панферов)1075团5连在杜博谢柯沃铁路会让站以悬殊之势抗击德寇50辆坦克,坚守阵地不让敌人通过。连长负伤住院,由指导员克留契柯夫(В.Крючков)指挥战斗,几天来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阵地也几次易手,最后只剩下28人(即歌词中的“二十八个好男儿”)。克留契柯夫通过战地电话向指挥部表态:“俄罗斯大地辽阔,可我们已无退路,背后就是莫斯科!”他最后拉响了两颗手雷,与敌人坦克同归于尽。28个战士也全部壮烈牺牲。克留契柯夫后来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1941年11月25日,德军坦克向莫斯科郊外的伊斯特拉区发起攻击
连指导员瓦西里·克留契柯夫(1911~1941)
阿格拉尼央最后还添了一段光明的未来
【原诗直译】
在杜博谢柯沃铁路会让站的潘菲洛夫英雄们纪念碑
莫斯科市内的潘菲洛夫英雄们纪念碑
杜纳耶夫斯基的这首歌曲的首唱者是中央铁路文化宫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玛丽娜·巴比亚洛(Марина Бабьяло),首演就在赤塔(Чита)和乌兰乌德(Улан-Удэ)之间的师部火车站(Дивизионная станция)。在场的公众一再热烈的要求,巴比亚洛一连唱了5遍。她多年后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这场不同寻常的音乐会。您别说,还真难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我们都是莫斯科人,而莫斯科离得很远,莫斯科很艰难……当最后的音乐停止了,您猜怎么着?我们不得不把这首歌唱了5次。您要是见到那些脸,特别是那些听着我们歌唱的战士的眼睛!”
“姑娘”换成了“斯大林”
也就是在诗人和作曲家写出这首歌后不久,1942年4月20日,莫斯科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粉碎了德军的进攻,歼敌50余万人,坦克1300辆,苏联红军向西推进了100~350公里。
当时歌舞团的宣传列车在远东巡演,全国当时还不知道这首歌。第二年春天,歌舞团回到莫斯科,在首都举行的第一场演出,这首歌就反响热烈,被要求一唱再唱。随后在一场政府音乐会上,斯大林听到了,大加赞扬,建议杜纳耶夫斯基立即上电台录音,并录制唱片。领袖的指示,国家广播委员会哪敢怠慢,但是觉得这么一首以战士的口吻歌唱首都、歌唱莫斯科保卫战英雄业绩的歌曲却没有提到领袖斯大林,是大大的缺憾,便要求杜纳耶夫斯基把歌词做些修改,把领袖写进歌词里去。杜纳耶夫斯基以不擅长写词为托辞,婉言拒绝了,于是他们就自己动手改写了第四段歌词。
【原词直译】
演唱者罗杰斯特文斯卡雅
1943年,《我的莫斯科》由卓雅·罗杰斯特文斯卡雅(Зоя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ая,1906~1953)在广播中首唱。罗杰斯特文斯卡雅1940年刚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毕业,第二年就爆发了卫国战争。她参加杜纳耶夫斯基领导的歌舞团为前线将士们演唱。
广播音乐会播出的当天,斯大林打电话给莫斯科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舍尔巴托夫同志,我希望您听一听今天的广播音乐会和杜纳耶夫斯基的《我的莫斯科》。歌曲写得不错,可您用不着跟我解释:‘姑娘’怎么变成了‘斯大林’的?”
平心而论,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斯大林这句话无非是调侃一下。他心知肚明,知道人们是想讨好他,他来个自我解嘲。可是他手下的人却诚惶诚恐了,于是《我的莫斯科》从广播中消失了,电台有关的编辑人员遭到了“严肃处理”。真应了中国的一句俚语“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杜纳耶夫斯基当时正在外地巡演,否则,恐怕也免不了受些牵累。
《我的莫斯科》已经在首都热唱了,但远在卡里宁战线的词作者李相斯基却一无所知。有人听到了广播,跑去告诉李相斯基,说“你经常在我们面前朗诵的那首诗变成歌儿了”。李相斯基还不敢相信。他所在的第243步兵师师长库岑珂少将后来回忆道:“在我们师,我是最早听到这首歌的,当时它还不出名。士兵们最爱唱的是:‘莫斯科,我亲爱的首都,你永远活在我心上!’我们的军人就是唱着这首歌经过胜利之路直捣柏林。”
直到1944年,作曲家终于找到了李相斯基,把他从前线召到莫斯科,请他为歌词修改加工,最后一段歌词又做了些改动,使上下文顺理成章,不显得那么生硬:
【原词直译】
【曹永声译配词】
只是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报告以后,这第4段歌词才被彻底删除。
《我的莫斯科》成了莫斯科市歌
杜纳耶夫斯基在卫国战争期间,主要的精力是率领中央铁路文化宫歌舞团在全国为前方的将士们和后方的军民宣传演出,创作不多,多少也写了一些,但几乎没有一首是成功的,唯有这首1942年战争初期写的《我的莫斯科》受到热烈的欢迎,它成功地把日常生活抒情歌曲精练的音调和进行曲的节奏结合起来,深沉而富有感情。这首歌曲成了苏联人全民抗战的象征。
评论家博·谢尔坚珂曾这样谈到杜纳耶夫斯基:“这位作曲家的才能及创作个性的特点,好像就是为了反映日常生活的欢欣和乐观的处世态度才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严峻的年代里的工作成果,就不及和平时期那样多。”
作曲家基·莫尔恰诺夫(К.Молчанов)曾经写道:“对于前线以及后方来说,莫斯科不仅是首都,它是全国的心脏。杜纳耶夫斯基的《我的莫斯科》无比准确地表达了战时人们向往莫斯科的心情。”
庆祝莫斯科建立850周年,1995年7月5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决议,定《我的莫斯科》为莫斯科市的正式市歌。
词作者的署名之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查到的一份档案,1944年签署的文件,表明是李相斯基和阿格拉尼央两位词作者合作,共同拥有著作权。但到1945年,那位在不久前还不为人知的李相斯基少尉声称自己是那首全国传唱的歌曲的唯一词作者。为此,他在一份军队报纸上刊出了一首全新的诗,在这首题为《我的莫斯科》的新诗中已完全没有阿格拉尼央的任何词句。按照李相斯基的说法:战争已经结束,原先的歌词已老化,失去了现实意义。
杜纳耶夫斯基是位聪明人、正派人,他委婉地、很有分寸地用一句俄罗斯谚语“你别从歌曲里删掉歌词”来开导那位有点虚荣的年轻诗人,尤其那是一首尽人皆知的歌曲。他写信给李相斯基,告诫他必须尊重或重视有助于歌曲创作的所有人的意见。李相斯基在给这位著名作曲家的回信中这样辩解道:“您对《我的莫斯科》新稿的批评也许是对的……这首歌曾带给我太多的欢乐,为此我永远感激您。”然而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歌曲《我的莫斯科》的多次出版发表或者演出采用的虽然仍是老词,但词作者署名却只有李相斯基一人。谁也没有认真地去追究这些细节。
现在事过境迁,俄罗斯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评论界对李相斯基的虚荣表现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据熟悉他的人介绍,李相斯基是位非同寻常的善良人,富有同情心,永远乐于助人,甚至不顾自己的物质条件,但不知怎地,在这件事情上他犯了糊涂。有位评论家写道:“我们不想对李相斯基的虚荣倾向过于严责。须知首先是他创作了歌词,正是在1941年阴沉的11月敏感地捕捉到了战斗的人民需要怎样的歌词。而正是这几行诗句激发起了杜纳耶夫斯基的创作灵感,也正是由于这些诗句促成了阿格拉尼央补写了其余的段落。歌曲《我的莫斯科》是三个鲜明的创作个性合作的成果。”
历史的丰碑
莫斯科保卫战胜利25周年的时候,共青团员们在列宁格勒公路23公里处——当年与德军鏖战的所在地建立了一座纪念碑,那是由3个巨大的、高达6米的X形铁蒺藜路障(拒马)构成的,它的台座上面镌有这首歌曲的两行诗句:
台座地面上是莫斯科保卫战的军事形势略图
台座的一侧镌刻着两句歌词,直译:“敌人永远也办不到让你低头屈服”
台座上是高达6米的X形拒马(路障)
【原词】
【译配词】
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师部车站也为歌曲《我的莫斯科》及其创作者建立了纪念碑。
前几年,华东师范大学郑大力教授应我的请求特地去莫斯科的列宁格勒公路23公里处拍摄了“莫斯科保卫战”纪念座的一组照片,我们在这里深深地感谢他。
诗人李相斯基
诗人马尔克·萨莫伊洛维奇·李相斯基(Марк Самойлович Лисянский,1913~1993)生于乌克兰敖德萨一个码头装卸工的家庭里,后来举家搬迁到尼柯莱耶夫(乌克兰)。12岁时,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他写的纪念列宁的诗歌片段。1929年在尼柯莱耶夫造船厂的厂办七年制学校毕业后在钢锅炉车间做白铁工,后来是船舶打样工。造船厂里有一个取名“滑轮”的文学社团,李相斯基也是其中的一名成员。“滑轮”经常邀请文学界的名家来社团进行指导。
李相斯基和妻子柯波鲁林娜(1946年)
1932~1934年,李相斯基在莫斯科的全苏共产主义新闻院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各家报刊杂志社担任记者。后来应征在雅罗斯拉夫尔的工兵营服役,期满后就在当地定居。1940年,李相斯基在雅罗斯拉夫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岸》,印了3000册,获得《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上的佳评。那年夏天,在出差的旅途上结识了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20岁的安托尼娜·柯波鲁林娜(А.Копорулина),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
卫国战争开始后,苏联作家协会雅罗斯拉夫尔分会的执行书记上了前线,他把协会事务移交给李相斯基。李相斯基任职没几天,他也在雅罗斯拉夫尔就地组织的第243步兵师报名当了志愿兵,担任工兵排长。1941年7月,第243步兵师被派往西部战线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有一次,营地遭到敌机的轰炸,他被爆炸掀起的泥土碎石震伤。伤愈返回部队后不久,他又在一次夜间作战训练时掉进了森林的狼窟里,摔断了腿。
1941年11月从雅罗斯拉夫尔医院治疗出院返回部队,当时第243步兵师已移师卡里宁战线投入莫斯科保卫战。这位诗人就在路过首都的途中写下了《我的莫斯科》。
由于腿瘸严重,不能再当工兵,师部就把他调到师部报纸《为祖国而战》担任主编,以及军部各家前线报刊的特约记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写了许多诗篇。
1943年,李相斯基的妻子也来到师部,成了《为祖国而战》报的记者和无线电报务员。他们所在的第243步兵师还参加了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1944年夏天,李相斯基被调往第43军部报纸《祖国保卫者》担任值班编辑。他妻子也被调往第32军。他们随各自的部队出国解放东欧各国,经过东普鲁斯和波美拉尼亚,在波兰的但泽城下结束战争。
胜利后,1946年底,他们夫妻俩在波兰的洛格尼察市军部重聚,担任《胜利的旗帜》报的特派记者。李相斯基在战争期间获得过红星勋章、卫国战争二级军功章、攻克柯尼斯堡奖章和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
后来,他们夫妻俩迁居莫斯科。李相斯基成了专业诗人,他一生出版了22本诗集。由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他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和各族人民友谊勋章。不少知名作曲家为他的诗歌谱曲,有卡茨(С.Кац)、康巴涅茨(З.Компанеец)、米留金(Ю.Милютин)、弗伦凯尔(Ян Френкель)、莫克罗乌索夫(Б.Мокроусов)、沙英斯基(В.Шаинский)、巴赫慕托娃(А.Пахмутова),尤其是多鲁汉尼央(А.Долуханян),他谱的曲最多。奥斯特罗夫斯基(А.Островский)谱曲的《莫斯科曙光》(Зори московские)在1957年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
《我的莫斯科》的中文译本
《我的莫斯科》是1958年译介到中国来的,当时有两个译本:马璟舒和廖辅叔(北京)的译本,发表在《外国名歌200首》(人民音乐出版社);曹永声译本,发表在《杜纳耶夫斯基歌曲选》(上海音乐出版社)。前者行文虽然流畅通达,遗憾的是既不押韵也未顾及原曲的节律,后者的译配词既合韵律,也合节律,应该算是较好的译本,但它也有好几处致命伤。
这首歌是典型的群众歌曲曲式结构。它的节律词组:奇行是3字+3字+4字,偶行是3字+3字+3字,而汉语的词组很少由3个字组合的,这就增加了配歌的难度。以第三段词为例:
【马璟舒、廖辅叔译配词】
【曹永声译配词】
镌刻在莫斯科保卫战纪念碑底座上的两句歌词“敌人永远也办不到让你低头屈服”,曹永声译配成“鬼子兵+虽然凶+恶如豺狼,怎能够+迫使你+屈膝降”,完全合乎原曲的节律,但全曲最重要的关键词“屈膝降”唱起来既听不明白,又是严重的倒字,它成了这一译本的一大败笔。我后来把这一句稍稍修改了一下,改为“怎能迫使你屈膝投降”——“投降”二字虽然仍是严重倒字,但“屈膝投降”四字组合至少让大家能听得清楚。
曹永声的译文还有一处我也做了重要的修改,即第1段歌词第3句的“有两回险些被人活埋”,很令人费解。第一回“被人活埋”,能化险为夷,也许有偶然的或特殊的因素,但第二回又“被人活埋”,居然又死里逃生,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当年,曹永声译配时和我探讨了半天也不得其解,现在有了翔实的背景资料,自然就一清二楚了。原来诗人李相斯基写的是他本人的遭遇:一次是炸弹在他身边爆炸,掀起的泥土把他掩埋了,幸亏是战友们把他扒了出来;另一次是单独进森林侦察,不慎掉进了狼窟,也幸亏是战友们发现了才得救。原诗直译是“曾经有两次被活埋”,语法结构使用了被动态,只说“被活埋”,并没有指出是被谁“活埋”,而我们译配时想当然地以为情节发生在战争期间,必是被敌人活埋无疑。有这样的错解就难免有“两次被人活埋”的谬误。现在我把这一句订正为“有两回险些遭到活埋”。
写于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