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

“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

“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借用玛格丽特·尤瑟娜尔（法国文学家）的这句名言为题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图书馆在我生命中所占地位的全部。

1952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上海外语学院前身）。高考前，由于体检医生的疏忽，忘了在体检表上写明我肢残的情况，因此我和其他健全的同学一样顺利通过了体检，参加了高考。当我拿着录取通知单兴高采烈地去学校报到时，校方却因我“下肢严重残疾”而拒绝我入学。自此以后，我开始在自学的道路上长途跋涉，而图书馆便成了我唯一的大学。

我根据自身的生理条件及志趣，选择了文艺翻译作为我终生的事业。从前辈的经验得知：翻译不仅仅要通晓外语，而且必须对汉语有深厚的功底。因为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均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结构，有时甚至有语言无法转达的意蕴，如果对本民族语言缺乏深厚的功底，是无法胜任这一工作的。

当时离我家较近的是人民图书馆（在今之文化广场，是上海图书馆的前身之一）。图书馆定期举办各种系列讲座，我最先听讲的是“中国古典文学讲座”，主讲的都是国内的名家、学者。我每次由家人用自行车送我或背驮着我去，从不缺课；每次认真地记了笔记，买了油印讲义，并且按讲义上开列的基本参考书目，向图书馆借阅或自购，参照着学习。就这样，前后约花了两年的工夫从《诗经》、《楚辞》一直学到元明杂剧（明以后文学因故中断），其中许多名篇，我还进行了背诵。

与此同时，我还选听了图书馆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讲座”和“外国文学讲座”（当时主要介绍苏联文学）。我在通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础上，重点学习了我喜爱的作家鲁迅、闻一多、曹禺以及“五四”时期诗人的作品。除了《鲁迅全集》是我自购以外，其他名家的作品以及各类评介专著，大多借自于图书馆。正是通过这些讲座，我得以结识翻译界的前辈——《牛虻》的译者李俍民先生和《幸福》的译者草婴先生。

其实，从图书馆获得教益的远不止以上这些。往往从某一类书的学习中发现别有洞天，它又诱导我去寻访另一处胜境。比如学了中国古代文学，开始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又去自学《中国通史》；学了通史，又对南宋的一段历史（南宋涌现了宗泽、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众多的民族英雄）发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又进一步研读南宋断代史……

有时候，翻查图书卡片也是一种乐趣。翻查分类目录，会惊异地发现陆宽海广（横向）；查找著者目录，又会惊喜地感到天高地厚（纵向）。浮游在浩渺的书海中方知自己知识的浅薄，方有“沧海一粟”的深切感受。通过读书，我学习知人、知世、知宇宙之变化、知万物之精神。

图书馆不仅仅是我的大学，还是我立“业”的基地。(https://www.daowen.com)

我自学外语从事翻译，自然少不了外文原版书刊。凭自己微薄的稿酬收入去添置外文书刊显然是不胜负担的。于是想到了求助上海唯一有外文报刊的上海图书馆。但上海图书馆的参考阅览部对读者对象的资历有一定的要求，而我因身残一直无工作单位，除了户口簿，一无其他证件，虽然当时我已出版了几本《苏联歌曲集》，但是……我抱着“姑妄试之”的心情给图书馆的领导写了封信，那大约是在1958年的事情。很快，来了一位参考阅览部的负责同志。他核实并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同意破例发给我“参考阅览证”；过后一年，升了一“级”，我又得到了“个人外借证”。这两张借书证一直用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报废”。十年浩劫结束，上海图书馆恢复正常工作以后，我又写了封信给图书馆领导，希望重新得到借书证。很凑巧，接到信后来访的依旧是那位同志。事隔二十多年，他虽已不记得我，但我的要求依然很顺利地解决了。对这件事，我终生铭感不尽。

有了这一借书证，如鱼得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五年，大部分时间埋头在图书馆里研读宋史以及有关南宋的各种线装典籍，准备为自幼敬仰的民族英雄岳飞写一部传记文学。我还研读了有关1871年巴黎公社的中外文史料，准备写一部有关《国际歌》和巴黎公社的作品……这些“野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当时辛辛苦苦积累的大量笔记、摘录以及上千张资料卡片都被焚之一炬。现在再想重起炉灶已是力不从心了，此事成了终生憾事。

1987年，我以半生心血编译成的《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出版，舆论界认为此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地、较完整地介绍苏联歌曲各个时期代表作的歌曲集”，“具有学术价值”。因为我在大部分歌曲后面写了一段文字，介绍该歌诞生的时代背景、创作经过、流传情况及其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使得全书连贯起来成为一部“歌曲编年史”。这些文字就是翻遍了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历年来收藏的苏联整套音乐期刊，从中钩沉探隐而得的。

1988年，我编译的《最新苏联抒情歌曲100首》和《苏联最新电影歌曲100首》相继出版。苏联歌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中国风行一时，1960年起，因中苏交恶而中辍，苏联歌曲的介绍出现了断层和空白。我这两本新歌曲集收入六十至八十年代200首歌曲，全部选自上海图书馆馆藏的苏联音乐杂志。

此外，近十年来我所发表的无数篇介绍国外音乐生活、音乐现象，介绍外国音乐家和歌星的文章，其资料来源无一不仰仗上海图书馆。1989年，我撰写的《摇滚乐史话》在《音乐爱好者》杂志上连载后，被杂志读者评选为“年度好文章第2名”。撰写该文的参考资料虽然大部分自美国寄来，但也有一部分是借助于上海图书馆的外文报刊和辞书。

我有时候痴想：如果有朝一日图书馆因某种原因“砍”去了我赖以为“业”的那些外文书刊，那么我这个被认为“国内唯一研究介绍外国歌曲，尤其是苏联歌曲”的人将面临着“断炊”、“失业”的危机，外国音乐文化交流的这一领域又将再一次出现断层和空缺。“长铗归来乎，学用无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是我“事业”的根！

正如一首歌所唱：“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家哪有我。”没有图书馆便不可能造就“薛范”，没有图书馆，我将一事无成——这绝非言过其实。谨以此文献给“我最初的故乡”——上海图书馆。

《图书馆杂志》（双月刊）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