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俄罗斯“中国年”·薛范访俄随笔

2007俄罗斯“中国年”·薛范访俄随笔

您去过俄罗斯吗？

那还用问？薛范先生来去俄罗斯一定不知有多少回了。

——经常听到我的乐友们这么说。

天可怜见！我翻译了上千首俄苏歌曲，可是，我与俄罗斯始终缘悭一面。别说去俄罗斯，就连真正接触到俄罗斯人也已经是1988年。

去一趟俄罗斯？这对于我实在是一种“奢望”，是一种“非分之想”！首先，从我自身的条件来说，坐着轮椅出国，非得有三四人同行不可，否则在国外无法应对过门槛、上台阶和长时间的旅行；其次，三四个人出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不是我个人的经济能力所能够承担的；其三，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就被我们判定为“头号修正主义国家”，没有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和特殊背景的人，是不可能踏上苏联的国土的，而我当时既无职业，也无单位，更不是作协、音协或译协的会员，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居民，体面一点的说法，叫“自由职业”。直率的说法，年轻的，当时被称作“社会青年”，年长的，就是“无业游民”；其四，当时还从没有听说过有去国外的旅游项目。总而言之，我很现实，从来没有“捏鼻子做梦”，痴想有朝一日“去一趟俄罗斯”。

所以，现在要提“俄罗斯之旅”这个话题，说来话长，得先从1987年说起。

1987年，借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为名，我编译的《苏联歌曲佳作选》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文革”之后出版的第一本苏联歌曲集，也是中苏交恶25年以后出版的第一本苏联歌曲集。上海音乐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星期广播音乐会”于1988年3月27日合办了一场新书首发音乐会。当时，中苏关系虽说已开始解冻，实际上双方是“面和心不和”。我们的音乐会自然不会主动向苏联方面发出邀请，可是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显然是看到了演出广告，他们自己买了票，几乎全体官员都出席了。音乐会散场后，我的一位不懂俄语的朋友居然把懂中文的总领馆文化专员请到我跟前来。这是我面对面接触到的并说上几句话的第一位外国人。

虽说“文革”已结束十年，但余悸犹在。面对着一位“苏修”官员，我自然是小心翼翼，除了寒暄，不敢多说一句。

1994年8月，上海爱乐合唱团赴京演出“莫斯科之夜”俄苏合唱音乐会，引起轰动。11月，同样是由我筹划的、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出的“伏尔加之声”俄苏合唱音乐会，也大获成功。北京由此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俄苏歌曲热”。民间大大小小的俄苏歌曲演唱会如雨后春笋。那一年，我应邀去北京参加与俄苏歌曲有关的活动就多达7次。

“俄苏歌曲热”的兴起，自然也引起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关注。在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的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柯娃女士后来告诉我，在她没有见到我之前，已经从中外友协、从留苏同学会、从北京众多的乐友口中听说了我。在各色各样的传闻中，“薛范”成了一个传奇性人物。可能就是这一个因素，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

1995年11月，我新编译的《1917~1991俄苏歌曲珍品集》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北京乐友们策划了一台新书首发音乐会，由中国音协男声爱乐合唱团演出。大家怂恿我去邀请库利柯娃。我哪里懂得什么外交程序，就直接给她发了邀请函，信末还附了一笔：“如果您本人不能莅临音乐会，希望能委派一位代表出席。”

库里柯娃一口答允。

不料第二天她突然来了电话，说此事她向罗高寿大使作了汇报，大使表示愿意亲自出席，并且愿意在新书首发式上致辞。这实在是太意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1月27日，那天盛况空前。俄罗斯驻华大使、公使、参赞和正在我国访问的俄罗斯政府高级代表团成员都出席了音乐会。在台上，当我把新书赠送给罗高寿大使时，大使用中文发表了一段谈话：

参赞库利柯娃也上台来给我献了花。

三天后，11月30号，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表彰大会，邀请了我国的政府官员和各方面的中俄友好人士。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瓦西里耶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和俄罗斯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中心向我颁发了荣誉证书，以表彰我“在中国推广和传播俄苏歌曲的巨大贡献”。

打这以后，只要我在北京举办音乐会，由我出面邀请罗高寿大使和库利柯娃女士，他们是有请必到；而俄罗斯大使馆举办什么招待会，只要我人在北京，他们也一定发函邀请。一来一往，自然就有了感情，尤其是库利柯娃女士。是她和罗高寿大使提名并向国内写了报告，促成了两年后让我有幸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级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

1997年11月10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北京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向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和美术家高莽，著名音乐家、中央乐团指挥家李德伦，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以及我4人，颁发“友谊勋章”。叶利钦总统在致辞的时候说，欢迎中国的文化界人士有机会去俄罗斯亲自看看。不知怎的，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死水里居然起了一点涟漪：我有机会“去一趟俄罗斯”吗？

北京有一位乐友李绥玲（她也是卡林卡合唱团的一员），她经常在库利柯娃耳边“吹风”，说我为俄苏歌曲在中国传播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居然从来没有到过俄罗斯。库利柯娃很认真地回答她：“我们设法创造条件，无论如何要让他去趟俄罗斯，圆了他的梦，也遂了我的一个心愿。”

2001年初，库利柯娃在大使馆的职务任期已满，必须打道回国了。1月14日，卡林卡合唱团的几位朋友为库利柯娃饯行，自然也邀请了我。库利柯娃就坐在我的身边，她很诚恳地告诉我说，她回国后并不退休，她依旧是俄中友协的副主席。她又重提了邀请我赴俄一事，说，回国以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她一定会全力促成此事的。

事情显然并不那么顺利，后来才听说，归根结底还是经费问题。一直等了六年，到2007年的俄罗斯“中国年”，才终于盼来了俄中友协的邀请函。由于筹到的资金有限，允许我可以有三个人陪同（我邀上了上海翻译家协会的邵正如和禾青、新时代文化交流中心的鲁向东），只在莫斯科访问六天。

好梦终于可以成真了，然而，好不容易有机会“去一趟俄罗斯”，却只限于莫斯科一地，连圣彼得堡都去不成，岂不遗憾？我们想了一个主意：既然出国，就乘这个机会顺道造访一下圣彼得堡——这半截旅程，就我们自费解决好了。

我在网上的聊天室聊起这场即将出发的旅行，网上一下子就沸腾开了。网友都是俄苏歌曲的发烧友，“去一趟俄罗斯”是多少人的夙愿啊。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示，也想借此机会伴我同行，于是当时就在网络上报名。有位青岛的网友方怡（网名冬妮娅），她曾在俄罗斯留过学，也做过导游，由她联系了一家旅行社，我们就19个人组成了一个旅游团。这里，我把名单记录在案，也算是立此存照，为这次难得的相聚和出游留个纪念：沈晓林、常英（以上是北京）、刘晓鸥、贾慧芳（以上是天津）、王晓兰（重庆）、邵正如、禾青、左玲珍、卢羽、柏玉兰、鲁向东、郑建生（以上是上海）、范永武、张麦艳（以上是西安）、方怡（青岛）、王世铭（昆明）、陈福元（甘肃金昌市）、艾剑青（青海格尔木）和我。

2007年6月19日，19位旅友从各地汇聚到北京。当天晚上，在北京的基辅罗斯餐厅聚餐，相互认识，但后来却形成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别开生面的“派对”。得知我们出游消息的一些北京乐友们也纷纷不请自来为我们饯行话别。前来的还有我们宠爱的老朋友——北京音乐广播电台“俄罗斯风情”专栏的主持人杨华女士，以及北京的几家媒体记者。餐桌上虽然布满饮料和食品，但好多人的心思都不在于吃喝。一屋子都是怀有“俄罗斯情结”的同好，大家（包括正在餐厅用餐的其他客人）在两架巴扬手风琴的伴奏下，和餐厅驻场的7位乌克兰歌唱家们唱了一首接一首的俄苏歌曲，足足唱了一个晚上。即将起航的圣地之旅的兴奋之情推动现场的热气不断飙升，直到餐厅停止营业，大家还意兴未尽。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俄苏歌曲之夜”！谁如果那天在场，才会真正“见识”什么叫“俄苏歌曲发烧友的疯狂”。

我们同行出游的有一位天津作家刘晓鸥，我这里从她的游记中摘引一段话：

这次出行，旅友们取了一个别致的名称，并且郑重其事地做了一条红底黄字的横幅：“2007俄罗斯中国年薛范俄罗斯之旅”。第二天中午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大厅，他们把横幅展开，拍了一组集体合影照。

北京时间，中午12点左右，飞机终于起飞了。看得出来，旅友们的兴奋之情还没有完全平静，还在座位上彼此拍照、聊天。不过，说来惭愧，也无法解释：我既没有激动，也没有兴奋，上了飞机一落座扣上安全带，不一会儿就呼呼睡着了，一觉醒来，莫斯科时间16：30，飞机已经抵达莫斯科的舍瑞梅契耶沃国际机场。

久违了，我魂萦梦牵的俄罗斯！我来拜访你了！

6月20~21日

6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从北京起飞，经过八九个小时的飞行抵达莫斯科。莫斯科和北京的时差5个小时，办妥入境手续从机场出来，当地时间已是19点左右。19点左右，在中国早已天黑，早已满街灯火，但在这里，依旧像傍晚五六点钟那样阳光明亮。在旅行社安排的一家中餐馆匆匆吃了晚饭，就立即拖着还未打开的行李箱登上21:40去圣彼得堡的火车。此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们中国，火车站都是以始发地命名，如：北京站、北京南站，上海站、上海虹桥站。但在俄罗斯，本地火车站却以终点站命名。我们是在莫斯科市的列宁格勒车站上车的，第二天早晨5:40抵达圣彼得堡，出站的时候我回头注意了一下，站名赫然标着：“莫斯科车站”。

我们从火车站出来，俄罗斯的旅游巴士已经在等着我们。在此前的12个小时，一直忙着在旅途上奔波，甚至途经莫斯科，都顾不上进城看一眼。而今天，我们的圆梦之旅就从圣彼得堡揭开序幕。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我国在清朝晚年就已经有记载，称之为“圣彼得堡”。“堡”字有两个读音：一读bǎo，堡垒；另一读bǔ，多用于地名，如陕北的瓦窑堡、吴堡、河北的柴沟堡。清朝那位最早的译者把бург译成“堡（bǔ）”的确很高明，一来读音相近，二来“堡（bǔ）”字在汉语中就是“有城墙的村镇”的意思。在一部早期苏联人自己译制配音的华语影片中，我曾听到苏联的配音演员就念“彼得堡（bǔ）”。

圣彼得堡始建于1703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712年，彼得大帝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直至1914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俄罗斯同德国是交战国，因为圣彼得堡的“堡（бург）”源自德语发音（burg），当局决定把城市改名叫彼得格勒（Петроград），“格勒”在俄语中是“城镇”的意思。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的1918年3月，首都又从这里迁回莫斯科。

1924年列宁逝世后，为了纪念列宁，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

1991年9月6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宣布列宁格勒恢复圣彼得堡旧名。

1992年1月，为了给城市重新命名，圣彼得堡市又举行了一次公投。结果，大多数人赞同改回圣彼得堡老名，一是为了纪念彼得大帝，同时，也标志着苏联时代的结束。不过圣彼得堡所在的州却未改名，依旧叫列宁格勒州。

抵达圣彼得堡的这一天，6月21日，相当于俄罗斯的“夏至”。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的西北，靠近北极圈，在“夏至”日有23个小时是白昼，所以称作白昼节，又叫白夜节。事实上，即使是在一天中那唯一的一小时“黑夜”里，太阳也并未真正“落山”。天边还会透出微光。这种独特的景象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游客，以至于圣彼得堡的大大小小旅店都人满为患。我们下榻在圣彼得堡近郊的奥尔吉纳旅馆。我们的旅行社是20天以前订房的，结果是：出了五星级的价钱，住了三星级的宾馆。

按照旅程安排，6月21日星期四：初临芬兰湾、青铜骑士；游览夏宫的上苑和下苑；午后，参观阿芙乐尔巡洋舰。

拜谒青铜骑士邂逅“谢多伊”

大家安顿好以后，草草吃了早餐，就忙不迭地登上了旅游大巴。第一站是游览夏宫。由于时间尚早，夏宫还没有开馆，导游建议我们先去拜访青铜骑士。

大巴士沿着涅瓦大街往前开。旅友们显得很兴奋，扒着车窗看沿途的景色。一路上，导游介绍着沿途的景点。旅友方怡拿过导游的话筒，装作记者采访的样子来到我座前，问：“薛老师，你从没有到过俄罗斯，今天终于圆了梦。你有什么感想？”

我有什么感想？我一进入圣彼得堡，不知怎么地忽地心情肃穆起来。我不想说话，不想被人打搅。我只是默默地望着车窗外。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街道、这房子、这街树，都那么亲切熟悉，觉得这地方我曾经来过。我忽然想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约我编译一本俄汉对照歌曲集，出版社拟了个书名：《重访俄罗斯音乐故乡》。我当时还问责任编辑李晓琤女士，为什么叫“重访”？谁到过俄罗斯又再度去访问？现在我似乎明白了。

哦，终于相见了，俄罗斯，我心目中的圣地。

一直望着窗外，我甚至觉得，连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也似曾相识。可不，大巴士快到大涅瓦河畔，往左拐弯的时候，我突然看见窗外街边一张非常非常熟悉的脸，我不由得叫出声来：“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全车的旅友们都站了起来向窗外张望，都看到了，“他”在街头的大型广告牌上！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这位歌曲大师的作品《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海港之夜》《共青团员之歌》等在中国流传极广，我这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译配者，没想到初到圣彼得堡，竟冷不丁地和“他”打了个照面。

大巴士随即也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环顾了一下，第一眼看到的，却是空旷的广场中央那尊青铜骑士的铜像。

广场旧名“参政院广场”（又称“元老院广场”）。1925年，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在100年前反对沙皇奴隶制度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命名这一广场为“十二月党人广场”。苏联解体以后又重新起用了旧名，但是圣彼得堡人还是习惯称它“十二月党人广场”。

广场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大草坪，草坪中央矗立着青铜骑士雕像。据记载，铜像建于1766至1782年，高5米，重20吨，底座是一块巨大的花岗石，重400吨。这块天然巨石当年是在芬兰发现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拨出了七千卢布，招募数百名农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巨石拖出沼泽，再用几根底部挖有沟槽、嵌入铜球的大木梁作为滑轮轨垫在石下。这块巨石沿着一条专修的道路花了四个多月才被拉到芬兰湾，最后用木排从水路运到这个广场。

过去只是从书本、从画册无数次见到过青铜骑士的图片，黑黢黢的铜像衬着亮色尽显轮廓，但看不清细部。现在有幸亲临骑士的座前，终于可以近距离细细观赏。

我首先注意到了，青铜马的后蹄正踩着了地上的一条大蛇——这是图片上看不清的。骏马可能因此受了惊，前腿腾空跃起，张着嘴似乎在嘶鸣。彼得大帝左手拽着缰绳，右臂抬起以应对这突然的失衡。他纹丝不动稳坐在马上，眼望前方。青铜马的马尾又和地上扭动着的巨蛇浇铸在一起，支撑着整体塑像重心的平衡。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这座透发着阳刚之美、充满着动态感的凝固的青铜塑像，绝对是世界上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雕塑品。

花岗石底座的两侧各用俄文和法文刻着三行字：

（未入画面的摄影者鲁向东）

叶卡捷琳娜，这位德国血统的女人，1762年发动政变推翻她丈夫彼得三世，取而代之自立为皇。她一登上宝座，立即用重金聘请法国名声显赫的雕塑大师埃蒂昂·法尔考内设计并铸就了这尊彼得大帝不朽铜像，昭示天下：她，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是僭位，不是旁门，而是彼得大帝正统的、不折不扣的传人。

彼得大帝的丰功伟业，在俄罗斯历史、在世界史上占有不小的篇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我等小民来说，帝王的霸业实在无关我的痛痒。我远道慕名而来，确确实实是为了一睹普希金笔下“青铜骑士”的风采。我到现在还能背得出年轻时候读过的普希金叙事长诗《青铜骑士》开卷的头几行诗：

这天早晨的天气真是特别的好。风清云淡，阳光柔和，太适宜摄影了。趁旅友们散开，各自在寻找与青铜骑士合影的最佳方位。我和邵正如、禾青悄悄地离开，因为我心里还一直惦记着方才从车窗外一掠而过的那块巨幅广告牌，怎么会有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头像在上面呢？

还真不远，拐个弯就望见那块巨幅广告牌。原来是音乐会的演出海报，上面写着：

远去了的“阿芙乐尔”的炮响

提起“阿芙乐尔”，中国人脱口而出的就是那句名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依照苏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表述：“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宣告了新纪元即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

当时沙皇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有3艘巡洋舰：一艘是“瓦良格”号，一艘是“波将金”号，还有一艘就是“阿芙乐尔”号。这艘传奇的巡洋舰因参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闻名于世。

表述中提到的“炮响”，以前谁会想着去打个问号呢？苏联解体以后，各种各样的质疑就冒了出来。有文章说，根据解密的资料，所谓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开了一声空炮。巡洋舰当时停泊在涅瓦河的尼古拉大桥旁，其位置是无法炮击冬宫的。

据说历史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从1917年旧历10月24日夜间到10月25日凌晨，二十多万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迅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各个战略要地，关闭了政府大楼的照明电路，切断了临时政府和司令部的大部分电话。25日早上6时左右，除了宫廷广场和伊萨基耶夫斯卡广场地区，其他地区几乎都掌握在起义者的手里。“阿芙乐尔号”上的电台在10月25日上午10时已经广播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声称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国家政权已经转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后来布尔什维克编年史就将1917年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上午10时作为十月革命的成功之日。但实际上临时政府仍在负隅顽抗，两千多名军官和士官生继续盘踞着冬宫。当天傍晚，两万多名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9辆军车包围了冬宫。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但临时政府拒绝投降，继续排兵布阵，晚上9点临时政府还向彼得格勒居民发出呼吁：“绝不屈服于炮击的威胁，只能把权力交给立宪会议。”于是，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0点钟下命令让“阿芙乐尔号”开一个信号炮，按原定计划，接着应由彼得保罗要塞的炮台轰击冬宫，可是炮兵们都不愿意毁了冬宫，一声空炮后，要塞的炮台并没有开火，而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听到总攻的信号后高喊着“乌拉”跳出街垒，迅猛地冲向冬宫，在冬宫的楼梯上，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员同士官生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起义成功当天夜间，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

而苏联解体之后另有研究资料表明，当晚在冬宫附近并未发生武装冲突，据说当时守卫冬宫的只有一个士官生营和一个妇女营，在蜂拥而来的人群冲击下很快就投降了。冬宫的防卫长官还亲自打开了冬宫大门，并把赤卫队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于是争议来了，比如说，“阿芙乐尔”开的是空炮，只是用于威胁，而不是总攻；说开炮威胁是当时布尔什维克负责具体行动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决定的，并不是苏共党中央作出的“开辟新纪元”的重大举措；说炮声未响之前，水兵和赤卫队已经先动手攻打冬宫；说攻打冬宫只是一场和平的逼宫，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战斗，即使是真的战争，在当时情况下，一声炮响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说开炮只是一个孤立行动，实际上当时“阿芙乐尔”已经和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更不意味着十月革命的最后胜利，因为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是在空炮打出的四个多小时之后才被捕的；说列宁关于十月革命胜利的讲话里没有一个字提到“阿芙乐尔”的炮声，所有参加过攻打冬宫的布尔什维克的回忆中也没有讲到过总攻信号是“阿芙乐尔”的炮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斯大林时期开始美化宣传的，“这一炮声不但摧毁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且震撼了世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写入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

这种学究式的争议也许自有他们的理由，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种解构多少败坏了我们的胃口。于是我们登上巡洋舰的甲板就已经失去了历史感和神圣感，甚至也没了新奇感，只觉得是旅行社安排的一处游览景点而已。

大家在甲板上散开，各自在“阿芙乐尔”的大炮前面拍了照，也和值勤的水兵合了影。

舰舱是“十月革命纪念博物馆”。下舱的舷梯又陡又窄，我的轮椅无法抬上抬下。是导游唐汉先生背着我下舱的。舱内展出的大致是事件简述、历史照片、奖状奖章、帽徽绶带、纪念币纪念邮票等等。舱内空间并不大，参观的人多，显得有些拥挤、有些闷热。我们跟在队伍末尾，顺着展品转了一圈就出来了。我的眼睛不好使，舱内照明又差，展品又不允许贴近了看，所以，唐汉背着我，像是在参观，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看着。

停靠巡洋舰的岸边，摆开一个接一个的摊位，向外国的旅游者兜售小商品。我的旅伴们也挑了些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小玩意儿，好带回去送给亲友。我看见有一位还买了一顶标有“波罗的海舰队”字样的、缀有飘带的海军帽和一件海魂衫。一直在码头上转悠的一个俄罗斯老人，发现我们是中国人，便凑上前来兜售他的一本集邮册。我的一位旅友和那位老人用彼此都听不懂的语言砍价，花了好长时间终于完成了交易。他得意地拿过来让我一睹为快。

果然不错！最早的，连“十月革命”纪念邮票也有。不管它是真品、赝品或是复制品，都是值得收藏的纪念品。我见过许多朋友的集邮册，很少有苏联的邮票。

6月22日

6月22日星期五，早上参观沙皇冬宫，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皇宫广场，亚历山大凯旋柱。午后探访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故居，以撒基辅大教堂。晚上去宫殿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涅瓦河畔亲历白夜节和开桥场面。

在“埃尔米塔什”走马看花

游览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必定是一个不可缺漏的项目。“埃尔米塔什”是俄罗斯人的骄傲。它与巴黎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你到过圣彼得堡却没有去过“埃尔米塔什”，这在俄罗斯人看来，“太不可思议了！”

“埃尔米塔什”这一名称源自法语ermitage，是“隐宫”的意思。它是圣彼得堡最大的、最有特色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物。这座由法国著名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原是沙皇的冬宫。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把整个宫廷辟为一座艺术与文化历史博物馆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美事。

埃尔米塔什博物馆400多个展厅展出珍藏的历史文物与艺术品，约有270多万件（据有的资料，数字比这高出许多），据说，要看完这么多藏品，需花费二十多年的时间。当然，实际上向公众开放的展品仅是一小部分。

为了能好好鉴赏，我在出国之前是做了功课的。但是到了现场才意识到事与愿违，情与境违。

这里原是宫殿建筑，每一间厅堂高大宽敞，的确是张挂油画、放置立体雕塑的绝佳场所。但是从一个展厅去另一个展厅，先要上10级楼梯，然后折向左或折向右再上15级楼梯。从一进大门开始，迎面就是楼梯。和我同去的18位旅友加上导游唐汉，无论男女，几乎人人都轮着帮我抬过轮椅上楼梯。俄罗斯六月份白天的气温已经越过20℃。看着抬我轮椅的人微微喘着气，额角渗着汗珠，我实在于心不安。每上一层楼梯，心里的不安就添上一层，还有什么心思去细细品味展品？导游推着我的轮椅，揣摩我对哪些艺术品感到兴趣，选择性地讲解介绍，18位旅友随在我左右似听非听。按照旅游行程表，参观每个场所是有限定时间的，我怎么好意思在某个展品或某个展厅流连过久？据我的观察，在我们这一队旅伴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对美术作品有浓厚的兴趣，更没有人能够对画说出些行家的话儿来。由此我也想到，我国现行的教育从不重视美育。小学和初中固然有音乐课和美术课，但大多成了摆设，听说有的学校这两门课程还不时被重点课程占了。

一个上午的参观，我的轮椅就这样不断被抬上抬下。过程越长，我心中的不安与不忍也越积越沉，早已无心参观。浮光掠影，走马看花，随意拍了几张照片，只盼着早些结束。我后来唯一留下印象的，就是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大理石塑像合了影。

从出口处出来，我终于重重地松了口气，也暗暗下了决心：像我这样的身体状况，其实是不应该参加这样的游览的。哪怕推着抬着我轮椅的朋友们心甘情愿，并无怨言，我也无法心安理得，坦然享受如此“待遇”。

出了“埃尔米塔什”回到冬宫广场，环视四周，我不由得想起史书上称之为“血腥星期日”的那个日子。1905年1月9日（旧历）那一天早上，彼得堡的工人们带着一家老小，约有3万多人，抬着圣像和沙皇的画像，举着教堂旗幡，一路上唱着圣诗与爱国歌曲，去冬宫向沙皇递呈请愿书，希望皇上体恤底层百姓的疾苦，请求沙皇进行社会改革、减轻劳动人民沉重的负担、终止日俄战争。后来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多达20万人。负责守护宫廷的武装士兵对空鸣枪示警，接着便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射击。冬宫广场上和街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一血腥镇压事件，引起全国范围的总罢工，最终酿成了1905~1907年革命的爆发。我因为译配过一首俄罗斯民歌《离首都十俄里》，描述1月9日惨案后的“万人冢”，所以记住了这一段血腥的历史：

我们所有人当年都不止一遍看过苏联早期电影《列宁在十月》，回忆起影片中赤卫队进攻冬宫的场面，都想亲眼看一看那扇由士官生把守、终被赤卫队攻破的大铁门。我们站在广场中央环视一圈，觉得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对面的那座宫殿——总司令部大楼和我们印象中的场面比较相近。不过现在大铁门紧闭着，我们也无从打听询问。门前的广场空地上有两台大吊车和几辆工程车在施工，好像要把一根长长的柱子吊起来。

广场上阳光如焰，游人如织，历史的陈迹已被风吹雨打去，历史的记忆也如过眼云烟，不断地演变出各种解读。莫非我们后来人只能感慨“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矗立在冬宫广场中央，最显赫的是直径4米、高达47.5米的亚历山大纪念柱，这是1834年沙皇亚历山大为纪念1812年俄法战争胜利而修建的。我仰起头来，也看不清顶端的青铜天使像。脑海中涌出的却是少年时熟读的普希金《纪念碑》的诗句：

普希金的豪气远远盖过了皇家纪念石柱所象征的“荣誉、光辉和胜利”。今天能有多少人说得清亚历山大沙皇的行状？而普希金的诗篇却长存在亿万人心上。

人逝楼空 长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

昨天在青铜骑士广场意外地见到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诞辰100周年的音乐会海报。探访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故居正是我们此次俄罗斯之行的一个重点项目。

关于这位苏联作曲家，他的一些作品，例如《海港之夜》《春天来到我们战场》《共青团员之歌》《出发》等，一直是我们音乐会上常演不衰的保留曲目，尤其是他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几乎没有一种音乐刊物、一本外国歌曲集子没有发表过这首歌，也几乎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没有录制过这首歌。在世界上，用中文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人远比用俄语唱的人多。难怪有位电视主持人说：“用中文演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早已深入我们的生活、融入了我们的情感和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歌曲了。”

为了纪念《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诞生50周年，去年（2006年）上半年，新浪UC的“静静的白桦林”网站和“疯狂俄语”网站联合举办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与我”有奖征文活动，不少网友用诗文抒发了他们与这首歌曲的不解情缘。

去年8月4日星期六晚上，新浪UC网的一个名叫“莫斯科郊外”的语音室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网上晚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诞生50周年纪念晚会。为一首歌曲举行网络音乐会，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我还在晚会上做了主题发言，我说，这一台晚会“不仅仅是纪念一首歌曲，更是纪念一份执着的爱、一份永存的温馨、一方纯美的境界、一种美好的向往、一个不变的信念，以及我们心中割舍不了的俄罗斯情缘”。

今年（2007年）4月25日，也就是两个月以前，同一个“语音室”又为这位作曲家诞辰100周年举行了纪念音乐会。分处全国各地的网友们在音乐会上演唱了他的许多作品，从早期的《你为什么忧愁，水兵同志》《小伙子赶车》到晚年的《士兵叙事曲》。我在音乐会上同样也做了主题发言，介绍了作曲家的生平和作品以及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同来的19个旅友就是那两场网络音乐会的策划者、组织者、演唱者和参与者。换句话说，我们19个人就是怀着无比的敬仰和爱，不远万里特意来探访这位苏联作曲家的故居。

我们事先查找到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故居的地址，然后委托旅行社为我们安排半天时间去参观故居。网友方怡在网上结识了一位俄罗斯朋友，名叫“叶甫根尼”，他自称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老邻居，说可以为我们引路。

此刻，莫斯科时间下午4时许，我们由叶甫根尼先生引领终于来到了圣彼得堡涌泉河沿街131号。这是一幢旧式的六层（或七层）住宅大楼。大楼外墙上钉着一块紫褐色的铭牌，上面镌刻着一行行金字：

这说明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是43岁那一年入住这座大楼的，直到他临终。

131号的大门紧闭着，我们不知道怎么才能进门，正巧这时候有个大楼居民购物回家，她用钥匙打开了门，我们的一位旅友趁机也挤了进去。

8室在4楼，我当然无法上楼，就留在门口看管大家的行李箱。他们后来告诉我，4楼的住所房门紧闭，敲门也无人答应，大家怀着景仰的心情在房门前拍照留影。

导游唐汉先生当时有一个录音记录，转载如下：

在公寓大楼前的人行道上，在作曲家纪念铭牌下面，薛范先生和叶甫根尼先生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和纪念品交接仪式。

薛范：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是中国人民最熟悉、最尊敬的一位苏联作曲家，中国人都熟悉他的许多歌曲。

叶甫根尼：这个我们都知道。

薛范：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海港之夜》《出发》《共青团员之歌》。我们中国人翻译了他的许多歌曲，他的重要歌曲我们几乎都有翻译。

叶甫根尼：非常好！

薛范：这是我们翻译的他的部分歌曲的谱子，希望您能够转交给谢多伊的亲属。

叶甫根尼：我一定会转交的，要么是我通过俄罗斯音乐家协会，要么是通过我们私人的关系，一定会转交到他亲属的手中。

薛范：今天我们到这里来的是中国的一个网络代表团，也可以说，都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崇拜者。今天我们是特地到这里来想拜访谢多伊的故居。我们这个网站曾经在去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诞生50周年之际，专门为这首歌曲的诞生举办了一次网络纪念晚会，这是当时纪念晚会的录像光盘。今年的4月25日是这位作曲家诞生100周年纪念日，这是我们在4月25日，为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诞辰100周年举办的网络音乐会录像光盘，我们也希望您一并转交给谢多伊的亲属。

叶甫根尼：前不久在圣彼得堡也举行过对他的纪念音乐会。我争取帮你们搞到纪念索洛维约夫-谢多伊100周年音乐会的CD盘，到时候我和这位导游先生联系，通过他转交给冬妮娅（方怡的俄文名字）女士。

薛范：请您向这位作曲家的亲属转达我们对这位伟大作曲家的无上敬意！

叶甫根尼：我一定转达！

薛范：谢谢，非常谢谢！

吹皱了的天鹅湖水和难得一遇的白夜

按照旅游行程表，今晚有一项自费项目：观摩芭蕾舞剧《天鹅湖》。我们五六个人选择了去看演出，导游唐汉先把我们送到宫殿剧院，然后带领其他旅友去涅瓦河畔领略白夜节的盛况。

宫殿剧院是坐落在一条僻静的老街上的一家小型的剧院。如果不是大门上方那块招牌，你走过路过绝对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座剧院。据介绍，这幢建筑原是十八世纪建成的一座宫殿，后来几易主人，二十世纪初最后一位大公依俄罗斯后古典主义风格把宫殿翻修改造，下层作为餐厅，上层作为剧场。

和俄罗斯大多数的建筑群一样，剧院进门就是多级台阶。唐汉干脆就背着我直接送到座位上。通过检票口的时候，我一抬头看见门楣上镌着一行字：Ядругой такой страны не знаю。我很熟悉，那是歌曲《祖国进行曲》副歌里的一句歌词：“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但是这句歌词言尚未尽呀，它后面应该还跟着一句：где так вольно дышит человек（“可以这样自由呼吸”）。那么这后半截在哪儿呢？

剧场不大，大概只有一二百个座位，而且也没有满座。舞台前面也没有乐池，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是播放出来的。舞剧似乎有些删节或简化，例如皇宫舞会、魔王和黑天鹅。芭蕾舞演员除了演王子和奥杰塔的还算出色，其余的，包括群鹅和四小天鹅的表演都差强人意。当然，我这样的评语也许过于苛刻，俄罗斯是芭蕾舞王国，就是最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因为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亲临现场观赏过乌兰诺娃、列别辛斯卡雅、普利谢茨卡娅这些芭蕾舞女神的舞艺，看过《天鹅湖》的舞台纪录片，后来还多次观赏过马林斯基剧院、新西伯利亚大剧院等的访华演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领略过这么多的顶级演出，对宫殿剧院的评价就难免有欠公正了。

入场的时候，检票员曾给我们一份节目单，居然是中文的。这家剧院显然是和中国的一些旅行社挂了钩，十分了解中国人的欣赏口味，专门为中国观光客排演了两出戏——《天鹅湖》和《吉赛尔》。旅行社送去中国的游客，剧院则提供优惠的票价。于是大家回国还可以炫耀：“我们在俄罗斯观看了正宗的《天鹅湖》。”

我问导游，为什么不买马林斯基的演出票呢？回答：一来，最近的档期没有《天鹅湖》的演出。中国游客只认《天鹅湖》，不待见其他任何舞剧；二来，票价相当昂贵，中国游客可能应者寥寥。

中国游客在国外购物，一掷千金，令当地人瞠目结舌，但是要花大钱去听一场音乐会，看一出芭蕾舞剧，那，那就免了吧，是呀，要不怎么叫“土豪”呢。

散场的时候，导游唐汉早已等在场外。我们还是从进来的那扇门出去。他背我出门的时候，我又仔仔细细注意了其他的门楣有没有那后半截的歌词。没有！

唐汉告诉我们，其他的旅友还在涅瓦河畔，问我们是回宾馆休息呢还是也去涅瓦河畔？当时莫斯科时间才10点，我们没有丝毫倦意，自然不想错过难得一见的白夜节和开桥仪式。

上了车，坐定以后，脑海里又不由自主地纠结于剧院门楣上那半句歌词“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虽说几经翻修改造，但据称内部装饰依旧保存了最初的式样。在苏联时期，它是最早向公众开放演出的剧场之一。那两句1936年才有的歌词便是苏维埃时期留下的痕迹。歌词原本应该是上下两句，是不是后来又经过大修或其他什么原因，把后半句去掉？或者，设计之初本来就只用了“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这半句？那么，它想暗喻什么？真是捉摸不透。再一想，若不是“苏联解体”，我哪能什么事情都往那方面去琢磨？弄得神经兮兮、神经过敏、望文生义……想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

车到涅瓦河畔，和同伴们会合。他们还在忙着拍照、摄像，有的还比划着手势在和彼得堡的年轻人交流，肩靠肩地留影。我远眺对岸，我估计涅瓦河和我们上海外滩的黄浦江江面差不多宽阔。我抬眼望着天空，时近半夜，这天色……我不知怎么来形容，想起有个形容词“天已昏黑”，而白夜此时的天色是“昏”而不“黑”。目所能及的人和物清晰可辨，也没有月朦胧鸟朦胧的感觉。路灯也是亮着的，对于照明似乎无多大补助，只是表示个“我亮故我在”的意思吧。

好多年轻人，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倚着堤岸望着河水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什么。当然，倚着堤岸“忙碌”着的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各国的外来客。伸向河面的渡轮码头上，巴扬手风琴奏着一首接一首欢快的舞曲，一群身穿校服的小伙和身穿布拉吉的少女还在跳集体舞和环舞，不时响起唿哨和“噢噢噢噢”的欢叫。对了，已经是6月下旬，学校开始放暑假了吧？怪不得今天中学生这么多。

昼夜温差很大，夜晚凉气逼人，好在导游事先关照，我们都带着毛衣。大家还赖在河畔，等着观看开桥。

据说圣彼得堡有上千座桥（这也太夸大了吧？）连接两岸，其中有7座是可以打开的（也有一说是十几座）。开桥的方式：有的是从桥面中间断开升起呈“八”字形；有的是单边提升呈“/”字形；有的是整个桥面升起与河面平行呈“二”字形。因为开桥总是在来往车辆和行人稀少的下半夜到凌晨，所以也成了圣彼得堡难得见到的一景。

我们等到半夜两点，有人喊道：“开了，开了！”远远望去，果然，亮着珍珠链彩灯的桥面开始移升，早已排队等候的大船一艘接一艘在我们眼前鱼贯而过，并且不时快乐地鸣响汽笛，似乎在向我们致意；我们聚在岸边观景的夜游人也挥舞着手或帽子、头巾答礼。

与“红帆”失之交臂

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半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涅瓦河畔，登上了巴士。一上车，倦意就袭来了，有几位就在座椅上打起呼噜来。我是夜猫子，仍睁大眼睛望着窗外。

车过冬宫广场，广场的施工现场灯火通明。早上我们参观时见到的立柱成了3根高高的桅杆，已经挂起了3条鲜红的船帆。还来不及细看，车子已经驶离广场了。我忽然想起，会不会是“红帆节”了？我心里推算了一下，白夜节最近的一个星期六，不就是明天吗？那么明天就是“红帆节”了。

“红帆节”，这是中学毕业生的狂欢节，是圣彼得堡独有的节日，值得花些笔墨介绍一番的。

圣彼得堡的中学毕业通常都在白夜期间。往年，在举行毕业典礼以后，毕业生们成群结队去涅瓦河畔游逛，用狂欢的方式在浪漫的白夜里告别少年时代，在黎明来临之际踏上人生新的旅程，自信地走向成年，走进大学或工作岗位。这样的自发活动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

到了1968年，由列宁格勒市府出面举办了第一次全市中学毕业生庆典活动，当时活动的地点是在一家青少年宫。以后年年在白夜期间的周末举办，但场所并不固定。不知从哪一届起，这个节日有了一个浪漫而美丽的名称——“红帆节”。

“红帆”这一富有诗意的名字，取自于苏联作家阿列克桑德尔·格林1923年的同名中篇小说，这是一个童话式的爱情传奇：

纯情美丽的阿索尔是个渔家少女，她出生后不久母亲身亡。当水手的父亲只好辞去船上的工作，独自担当起抚养女儿的责任。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制作各种船舶的模型作为玩具出售。阿索尔一次在送货途中邂逅魔法师艾格尔，魔法师告诉她，等她长大后会有一位王子驾着有红帆的白色大船来迎娶她。从此，阿索尔时常来到海边，在晨曦中期盼梦幻的红帆向她驶来。

王子格瑞对宫廷里刻板的生活厌倦透了，于是驾着帆船去周游世界。一天，帆船路过一座小岛，偶尔听说了附近小渔村的少女阿索尔离奇的梦想，于是格瑞王子悄悄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购买了两千米昂贵的红绸，张挂在高高桅杆上。

阿索尔和平时一样，曙光初现时她站在岸边礁石上眺望着远方。这一回，从晨雾笼罩的海面上传来了鼓乐声，一艘张着红帆的大船渐渐从雾中显露，船头上站立着为她创造了这一奇迹的王子……结局就无须我赘言了，就像《白雪公主》《睡美人》《灰姑娘》一样：阿索尔告别了乡亲，登上红帆船，与格瑞王子一起驶向幸福的彼岸。

1955年，小说《红帆》还被搬上了银幕。我国也曾译制上映。

中学毕业日之所以取名“红帆”，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饱含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年轻心灵的关爱、对理想必定实现的信念。源于此，“红帆”也就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在现代俄语中，它也是幸福和希望的同义词。

“红帆”饱含青春的激情，满载理想的希冀，点燃生命的火焰，燃烧在俄罗斯中学毕业生的心里，也永远燃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苏联解体后，“红帆节”一度停办，直到2005年才重新恢复。如今，它已作为圣彼得堡每年的传统节日，与“白夜”“开桥”一起成为圣彼得堡盛夏旅游最具观赏价值的特殊文化符号。

“红帆节”的宗旨体现在它的口号：“与俄罗斯一起！”它突出了这座城市寄希望于今天的新一代，寄希望于有才华和有前途的年轻人，圣彼得堡乃至于全国的未来指望着他们。“红帆节”是圣彼得堡毕业生们浪漫的成人礼。

“红帆节”当天，涅瓦河畔人山人海，大街上水泄不通，年轻人纵情狂欢。成千上万的中学生挤满了冬宫和沿岸街。庆祝活动分别是在陆上和水上进行。陆上活动集中在冬宫广场和瓦西里岛长滩。不久前还是车流如织的冬宫桥上已经变成了“步行者天堂”，桥舷两旁挂着印有“红帆”的宣传画，远处望去，整座桥仿佛就是一艘巨大的“红帆船”。

节日现场音乐激昂、礼花齐放，欢呼声雷鸣般回荡在城市上空。当烟雾散去、音乐声渐息时，一艘三桅大船挂着鲜红的风帆，悬挂着俄罗斯国旗，缓缓驶入人们的视线，将“红帆”活动推向高潮。

然而，我们是无缘亲临现场了，因为按照日程安排，明天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就该离开圣彼得堡回去莫斯科了。错过这样一个浪漫青春的狂欢节，实在是太遗憾了。回国以后，心犹未甘，从俄语网络上翻查了一下当时节庆的盛况。

2007年23日夜至24日凌晨，俄罗斯圣彼得堡欢庆一年一度的“红帆节”，庆祝中学生们毕业，走向人生新的起点。当晚，约有3万名中学毕业生参加了庆祝活动。据欧洲的媒体报道，参加活动的人数（包括学生家长、市民和外来游客）已经超过100万人。

狂欢节组委会请了一位意大利著名导演瓦列利·菲斯蒂来执导在宫殿广场的演出。背景是一排排向高空喷射的巨大水柱，强光投射在水屏幕上，一个个巨大的可充气的球和演员，不断变换的活动布景。在水屏幕前，腾空移动一艘张着红帆的三桅船。船头站着阿索尔。还专为节日创作了音乐，由一位飞翔着的女钢琴家演奏。——报道是这样写的，但这个场面我们很难想象。

晚上22时，冬宫前广场舞台上的欢庆节目开始热场。圣彼得堡市市长波尔塔夫谦珂也来到现场，亲手敲响船铃，开启庆祝活动。波尔塔夫谦珂对新毕业的中学生说：“你们从中学毕业，走过人生的一座山峰。明天，你们将开启新的征程，你们的征程将是幸福而成功的！”

凌晨0时40分，开始了水上的节目。红帆船在涅瓦河上缓缓移动，在帆船前后左右护送的有游艇、水翼自行车和滑翔伞。精彩的激光秀和满天灿烂的烟火将白夜的天空照得透亮。船上的红色船帆也显得格外鲜艳。

当然，以上这些场面都是后来查到的报道，我们无缘亲历体验。我们此刻是在回宾馆的路上。毕竟是凌晨了，路上的夜游人明显已锐减，但不时遇见一堆一堆的中学生还在街上游逛。此情此景我忽然想起五十年代看过的一部苏联影片《没有说完的故事》：

白夜的街上，十几个中学毕业生一字儿排开，柔柔地唱着忧伤的抒情歌曲，缓缓地在大街中央行走。此时如果有夜归人经过，他们就围了上去，询问是什么职业的。比如影片中的女主人公是位医生，于是大家欢呼起来，几个报考医科的同学上前拽住她，邀请她去家里做客。余下的同学们继续唱着歌，当街去拦截下一位夜归人。

五十年代还没有“红帆节”，但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已成为一种传统。不知这种传统现在还保持着没有？“红帆节”是圣彼得堡原创的、独一无二的节日，是俄罗斯少年的成人礼。我真希望中国也会有这样的节日，总比那些“情人节”“光棍节”“万圣节”等等有意义得多。

哦，浪漫的节日！浪漫的年代！浪漫的青春！浪漫的回味！

6月23日

6月23日星期六，早上参观斯莫尔尼宫，皇村普希金城，叶卡捷琳娜花园。下午参观围城纪念馆和彼得保罗要塞、涅瓦大街。晚上乘火车返回莫斯科。

十月革命的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宫”

今天上午的行程是游览斯莫尔尼宫，它位于圣彼得堡的东北部。我们坐在大巴车上，快到涅瓦河转弯处，远远就望见了斯莫尔尼宫蓝白相间的建筑。

“斯莫尔尼宫”这个名称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这里曾是十月革命的总指挥部，布尔什维克军事革命委员会就设在那里。我们早在苏联影片《带枪的人》《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中见过这样的场面：在灯火通明的大厅和走廊里，拥挤着起义的水兵们和从前线撤下来的士兵们。他们在几个房间进进出出，向办事人员要求解释问题、听取指示、提出种种要求和申诉，或者接受某种委任。“列宁同志”右手拿着一叠文稿、左手插在裤兜里，以他特有的小快步匆匆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进楼上走廊尽头最末了的一个房间——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举行会议。电报机滴滴答答忙个不停，把一条条命令发给全国各地的起义城市……

然而我们到了现场，才知道斯莫尔尼宫不是“一座”而是“多座”宫殿。我们要去参观的原是一座贵族女子学院，是一座外观典雅的三层建筑，主体建筑正面长300米，两翼伸出，左右翼楼各长40米，组成学院的主要庭院。大楼右边还有斯莫尔尼修道院和教堂，也同样是巴洛克风格，与主体建筑浑然一体，合称斯莫尔尼建筑群。1917年11月7日，列宁在斯莫尔尼会议大厅发表对俄国公民的号召书，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还在这里宣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1917年11月中旬至1918年3月列宁曾在这里办公和居住过。

我们的旅游车停在离入口处较远的停泊场。交通标志指示：入口处前面的空地不允许停放任何车辆。依照中国的建筑格式，入口处应该有警卫室或传达室，门前挂着单位名称的招牌，并且有警卫或保安值岗。但这里完全不一样：左右两边建有三四层楼高的门厢，主体是5根高大的圆柱，很有气派，但有厢无房，不设警卫。左边门厢高高的门楣上“无产阶级专政第一苏维埃”的字样清晰可见，而右侧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显然是苏维埃政权早期留下来的建筑。

进入无人看管的入口处便是一条长长的林荫道。林荫道尽头便是斯莫尔尼宫的主楼，十月革命胜利前后，这里一直作为苏维埃政权的中心，直至1918年首都迁往莫斯科，这里成了列宁格勒市政府的办公楼，今天这里依旧是圣彼得堡市政府所在地。大楼的整体色彩和皇村的叶卡捷琳娜宫的色彩相同，为拜占庭蓝白相间，是巴洛克风格和拜占庭风格的融合，在圣彼得堡的诸多宫殿里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大楼正门增建8根壮丽的圆柱和7个拱形门廊。门前的花坛中央耸立着一尊列宁的全身塑像。

遗憾的是，今天是星期六，市政府不办公，大铁门紧闭，谢绝参观。我们吃了闭门羹。不过透过铁门我们还是看得见院子里列宁那尊青铜塑像。

导游唐汉进了传达室去沟通，说我们是远道从中国来的，只想在列宁塑像面前拍个照，留个纪念。唐汉大概也提到了我，门卫走出来看了我一眼，回头就把边门打开了，叮嘱我们尽量快些，不要乱跑，不要喧哗。我们真是喜出望外。

我抬头望着列宁，影片《列宁在十月》最后的场面顿时浮现在我眼前：列宁从走廊尽头最后一间房间里开门出来，拥挤在走廊上的士兵和水兵们顿时欢呼起来。他们排着队伍一路不停地欢呼着，护送列宁去到大会的会场。接着会场上也欢腾起来，“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掌声几乎把屋顶掀翻”（这是五十年代报道领袖出场的常用语）。台上张挂着横幅“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列宁走上台去，转过身来：“同志们，我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一直在说的、一定要进行的那一次工农革命。”他抬起右手指向前方，大声宣告：“实现了！”这是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定格。从此，在苏联电影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列宁同志”这个典型的姿态。

我们赶紧聚在“指向前方”的塑像面前合了影。

离开大楼，我们发现林荫道两侧还有纪念碑式的青铜头像：左侧是马克思，右侧是恩格斯，我们当然又在两位伟人纪念碑前照了相。

奢华宫殿已易主 园林深处有诗圣

叶卡捷琳娜宫在圣彼得堡的南郊，从市中心开车去，还要走一段高速公路。地名最早叫沙皇村，苏维埃时期改称普希金城，现在也称叶卡捷琳娜宫。

它最早是彼得大帝送给他的皇后——后来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的礼物。从伊丽莎白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又几经扩建，成了现在这样的规模，既有宫殿又有园林。1990年它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

但是在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市区被德军团团围困，而普希金城不幸沦陷于德军铁蹄之下。叶卡捷琳娜宫等建筑遭到严重破坏，普希金城的和平居民60%死于非命。当然，战后经过大力的修复和重建，现在已经看不到任何战争痕迹。皇宫教堂那五个圆葱头式尖顶在碧空下金光灿灿，几乎从园内任何地方都能望得见。

叶卡捷琳娜宫殿是一排长360多米的双层楼宫殿，超过了俄罗斯巴洛克时期的所有建筑。宫殿外墙以纯白、浅蓝、金黄三色为基调，据说这分别代表着女主人蓝色的眼瞳、洁白的肌肤和金黄的秀发。宫殿某一段外墙的圆柱还有好多肌肉强壮的大力士低着头用肩扛起沉重房梁的雕塑。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哪个国家（希腊？意大利？）的宫殿建筑也有这样的创意。

叶卡捷琳娜宫殿有十分奢华的舞厅、骑士宴会厅、白色宴会厅、绿色宴会厅，更有极具传奇色彩、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观”的琥珀厅，厅内的四面墙壁全部用精选的奶黄色、暗红色天然琥珀，镶嵌拼成各种各样十分精美的图案，尽显富丽奢华！这里曾是专门用来接待外国使节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皇村被德国士兵占领了整整3年。叶卡捷琳娜皇宫被洗劫一空，琥珀厅里经过艺术加工的两吨多重的琥珀全部被挖下运往德国。战后，大批的专家学者、记者们一直在寻找这批琥珀的下落，至今没有结果。德军在撤退时还放了一把火，把皇村的宫殿烧毁，留下的只是废墟。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间，苏联及俄罗斯政府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恢复了叶卡捷琳娜皇宫的原貌。而为了恢复琥珀厅，政府在皇村专门开办了一个琥珀加工厂，总共从出产琥珀的波罗的海沿岸运来了六吨重的大大小小的琥珀块，花费了1400万美金。

当然，上面这段文字我是从资料上抄来的，因为我并没有进宫去参观。我坚决谢绝了旅伴们的好意，我不愿意他们汗流浃背地抬着轮椅上楼梯下楼梯。这样的参观我于心不忍也于心不安。我对他们说，我就在这树荫下等你们，晒晒太阳，吹吹微风，饱览来来往往的俄罗斯美女。于是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走了，可是没多久，有几位却回来了，据说是“没什么好看的”。我心里十分明白，他们是怕我一个人待着寂寞。这让我越发拿定主意：以后再不可参加这样的旅游，自己既不能畅所欲“游”，又败了大家的游兴。

叶卡捷琳娜宫的御花园是一座经过精心设计布局、巧夺天工的皇家园林。有大片碧绿的草坪、参天的古树，环抱着一个天然的湖泊。有池塘、有喷泉、有小桥流水、有姹紫嫣红的花坛、还有处处可见的各种人物（也许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的大理石塑像，当然，为了炫耀皇家气派，园内还少不了许多镀了金的塑像和建筑物的点缀，仿佛时时在提醒我们：这里可是皇家的园林哟。

我不想对皇宫御苑多费笔墨了，我还是说说我感兴趣的事情。这里原本是沙皇村，为什么改名普希金城呢？仅仅因为普希金是名人吗？

原来，就在这座皇家园林的另一头，十八世纪初，建造了一所专供贵族子弟读书的学校——皇村中学，普希金是这里的首批学生。他在皇村中学学习了6年，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皇村，是这位伟大诗人永久的灵感家园。1937年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苏联政府将皇村改称普希金城。从此，这座城市辉耀着“俄罗斯的诗歌太阳”。

在我残存的记忆中，还想得起来那么几句：

背诵那些诗句的时候我还在读中学，于是我记住了：原来普希金的母校叫“皇村中学”。他对母校一往情深。母校也不时出现在他的诗歌里：

普希金是1811年入校的，当年他12岁，就已经写了许多诗歌。中学每年的学期期终考试，形式有点像现在的研究生答辩。1815年，16岁的普希金在考场上朗诵了他自己的诗作《皇村回忆》，赢得在场的主考官——名声显赫的宫廷大诗人杰尔查文的高度赞赏。据说“老头儿感动得一塌糊涂”，叫人把刚离开考场的普希金叫回来，可是普希金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们的旅游项目中没有参观皇村中学这一项，我也不敢提出，怕又是碰到门槛、台阶、楼梯。导游把我们带到一处绿荫掩映下的普希金青铜塑像面前。基座上是一把长椅，诗人右手搁在椅背上，握拳支着微傾的额头，左手也随意地搁在椅背上。他的神态似乎在构思在回忆。我们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始终怀有普希金情结，现在，面对这位栩栩如生的诗人，记忆深处数不清的诗句涌上心头。遗憾，我没有读过《皇村回忆》，我当时在心中默诵的是他另外的诗句：

令人难以释怀的“九百天”

我们是从史书、小说、电影中了解苏联卫国战争的。如果要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几大战役下个简单的判语的话，莫斯科保卫战给我个人的印象是“壮烈”，斯大林格勒会战是“惨烈”，而列宁格勒防御战则是“窝火”。因为它被围困和挨打了900天。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大举入侵苏联。同年8月中旬，德军兵临列宁格勒城下，希特勒得意忘形地向全世界宣布：要在9月1日前拿下列宁格勒。甚至任命了占领军的城防司令，印制了市内车辆通行证，并且扬言要在皇宫广场举行阅兵典礼。列宁格勒人民为配合前方的拼死抵抗，全城的军民进行总动员，修筑战壕街垒，建起了环绕全城的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还成立了民兵组织，敌后方也有游击队在活动。军民同心协力誓死保卫列宁格勒。德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9月8日，德国法西斯军队攻到了拉多伽湖，占领了彼得要塞，并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其他地区的陆上交通线。但敌人想突击攻占城市的企图，却被苏军粉碎，无法再往前推进。从9月初到9月下旬，德国进攻列宁格勒的半个月内，死伤官兵达17万人，飞机、坦克、大炮等损失惨重。德军统帅冯·瑞布元帅不得不向希特勒告急：“我军死伤惨重，剩下的兵力已无法向列宁格勒进攻了！”

多次进攻未能得逞，希特勒决定改变战术。他说：“应当用饥饿来扼杀这座城市。切断一切运输走廊，让老鼠都爬不进城去。对城市狂轰滥炸，不要吝惜弹药。这样，城市就会如同烂熟的果子，完全溃败。”德军开始频繁轰炸列宁格勒，城中几乎弹尽粮绝。

列宁格勒的东北有个拉多伽湖，那是欧洲最大的一个湖泊。三面已被德军占领，苏军在湖的南面开辟了一条运输通道，人们称它为“生命线”，因为它是被围困的城市连接“大地”（大后方）的唯一通道。冰封季节用车队，冰融季节用舰船，苏军战士冒着敌人的轰炸、炮击和扫射，源源不断地向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输送弹药、粮食、燃料、各种物资和补充兵员。德军曾两次切断这条运输线，但很快就被苏联军队收复。无数苏军英雄的生命和鲜血抛洒在拉多伽湖上。希特勒原以为，列宁格勒人即使不投降也得活活饿死。但侵略者失算了，列宁格勒在敌人的围困中岿然不动。

当时流传着一首题为《拉多伽湖》的歌，它的词曲作者不是专业作者，而是当时就在这条运输线上服役的3位军士。1942年年底，《拉多伽湖》在一次前线文艺汇演时第一次演出，很快就流传开来。后来，拉多伽红军歌舞团的每一场音乐会，开场也必唱这首歌。再后来，它甚至流传到维也纳、布拉格、柏林和布达佩斯。我是200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才把它译介过来的：

从1941年9月8日到1944年1月27日，这座城市被德国法西斯围困了整整900天，但全城的人宁死不屈，一直坚持到胜利之夜。

据苏联时期的官方统计，当时有64.2万人死于饥饿，另有说法是，饿死的人数达85万多。苏军收复围城时，城中只剩下56万人，仅是围城初期的五分之一。

列宁格勒防御战是苏联卫国战争中一段悲摧的壮举，然而也是一个令人最难以释怀的奇迹。

战争结束八个月以后，位于市中心区的列宁格勒防御与围困博物馆正式开放。据资料说，博物馆展示了900天围城期间在极其艰苦状况下列宁格勒军民面对战斗、轰炸、饥饿、寒冷的种种英勇业绩，陈列出当时的照片、图画、宣传画、明信片等等。

不过，我们的参观项目中并没有这家博物馆，而是安排我们去了圣彼得堡二战胜利广场的列宁格勒英勇捍卫者纪念馆和纪念碑。

纪念馆选址在当年列宁格勒防御圈的重要关卡上，这里距卫国战争前线仅9公里。1945年7月，列宁格勒举行胜利大游行时，曾在这里搭建过凯旋门。1975年5月9日，在卫国战争胜利30周年之际，列宁格勒英勇捍卫者纪念馆竣工并且开放。

纪念馆的主体建筑是直径40米，名为“围困”的环形露天大厅，由具有象征意义的花岗岩围成。朝南有个不规则锯齿形的缺口，是纪念馆的出入口，这正是当年列宁格勒突破围困的方向。出入口的两侧，分别镶嵌着金字“900日”和“900夜”，指认着当年列宁格勒被围困的900个日日夜夜。

环形大厅中央是一组题为“围困”的群雕。

48米高的大理石方尖碑高耸入云，碑上镶着金字：1941~1945。碑前有一组题为“战胜者”的立体雕像——并肩站着的士兵和工人，象征着“战线与城市合一”。方尖碑周围还矗立着列宁格勒捍卫者——飞行员、士兵、水兵、游击战士、突击兵和防御工事建设者的青铜群体雕像。

环形石壁的四周，每相隔不远，就有一炷熊熊燃烧着的长明火。

据介绍，下沉式的露天纪念厅内还有一个纪念馆，馆内墙壁上刻着所有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单位、企业以及进行过战斗的居民点的名称，还刻有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652人的姓名。纪念馆里有900块青铜板，每块板上记载着当时一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列宁格勒人坚持斗争直至胜利的过程和英雄业绩。

我没有进去参观，因为往下走有无数级台阶。我就独自一人坐在环形露天大厅里。天空的云层很厚，我四周高高的环形石壁又挡住了阳光。我坐在阴影里，觉得有一种压抑感，心情也沉重了起来。我一直在想：900天哪！这900天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在编书的时候接触过一些音乐家的简历。有一位曾在国际钢琴大赛获奖的青年钢琴家，他的首场独奏音乐会就安排在被层层围困中的列宁格勒。晚上搭乘军用飞机进城，第二天举行音乐会以后搭乘飞机撤回……

我们也曾在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苏联影片《列宁格勒交响曲》中看到，肖斯塔科维奇的《C大调第七交响曲》就是在炮火连天的列宁格勒奏响的。当时交响乐团早已解散，演奏家们也已上了前线，为了《第七交响曲》的演出，广播等通信工具又把乐手们从四面八方的战壕里紧急召了回来……

我还看到过这样一些记载：炸弹和炮弹随时随地会落到头上，街上随处可见冻尸和饿殍，在那样严峻的、可怕的战争阴影下，列宁格勒人始终没有放弃正常的、有尊严的精神生活：剧院和音乐厅照常演出，演出海报贴在大街小巷，依旧有观众排着队买票；学校准时开学，上课铃声从不间断……

简直是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啊！这是什么样的精神！每每想起，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6月24日

旅游，按理说，我是最享受的，坐在轮椅上，有朋友们推前推后、抬上抬下，用不着我走动一步，但不知为什么，在圣彼得堡连续转悠了三天，居然也觉得疲惫不堪了。星期六晚上登上去莫斯科的列车，大家匆匆忙忙放好行李箱，打开床铺，还没等列车启动，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这一晚睡得很沉，只觉得没过多久，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拍着车厢门喊道：“还没有起来吗？到站了！”

到站了？一看手表，果然已是早晨6点了。有人在说，车厢已经空了，就剩下我们这5个包厢的人在忙碌。一位白发的高个儿的俄罗斯人来到包厢门口，对我说：“您是薛范同志吧？”原来他是俄中友协的工作人员萨沙，库利柯娃一时赶不及，委托他先来车站接我。

我们一行人都到出站口等候。没有等太久，库利柯娃就到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用不着别人翻译，她向大家一再道歉，说为了不迟到，赶坐第一班地铁，还是有点晚了。库利柯娃在中国工作了几十年，经常和中国人交往，所以有说有笑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有一位旅友把一个中国民间工艺品香包送给她，另一位把一个中国结挂在库利柯娃的脖子上，祝她吉祥如意。大家又簇拥着她合了影。

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旅游团分成了两拨。我和邵正如、鲁向东、禾青4人作为俄中友协邀请的客人去参加库利柯娃他们安排的活动，而其余的旅友们跟随旅游团继续他们的旅程。

我们入住在莫斯科的萨吕宾馆。宾馆里有一家华人开的“老北京酒店”，总经理李宗伦先生和夫人邀请我们用了第一顿早餐。库利柯娃此刻才告诉我：正是他们资助了我们4人的俄罗斯之行。哦，真是太感谢了！

李宗伦先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曾是总政话剧团的国家二级演员，1993年赴俄罗斯求学，起初就读于普希金俄语学院，接着专攻舞台戏剧导演专业，后来弃业经商，1998年开设了“老北京酒店”。现担任莫斯科华人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副主席，是长期致力于中俄文化交流的旅俄侨界领袖。

按照新的活动项目安排，6月24日星期日：上午拜谒新圣女陵园；去“戈尔布什卡”商场购物。下午造访莫斯科胜利广场的苏联卫国战争纪念馆；漫步列宁山。

在新圣女陵园凭吊先贤

游览莫斯科，有一个地方是非去不可的，那就是新圣女陵园。

新圣女陵园被称为欧洲三大公墓之一。另外两处：一处是维也纳中央公墓，公墓中因安葬莫扎特、海顿、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施特劳斯父子等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而闻名于世。另一处是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也由于安葬了拉封丹、肖邦、巴尔扎克、比才、欧仁·鲍狄埃、埃迪特·皮亚芙等世界文化名人而引人瞩目。

莫斯科新圣女陵园始建于1524年，它位于莫斯科城的西南部，因旁边的新圣女修道院而得名。起初是教会上层人物和贵族的安息之地，据说，彼得大帝的姐姐索菲娅公主当时曾被囚禁并葬身于此地，因此，我们中国有些人干脆就把它叫做“俄罗斯的公主坟”。到了十九世纪，新圣女陵园才成为俄罗斯著名知识分子和各界名流的最后归宿，故有人称之为莫斯科名人公墓。在这里，不仅可以瞻仰、祭奠那些名人，还可以欣赏千姿百态的墓碑，每一座墓碑几乎都是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佳品，无声地述说着墓主不同凡响的传奇人生。整个墓园就是一座雕塑陈列馆，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展示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陵园。

今天上午，莫斯科阳光明朗。库利柯娃和另两位俄中友协的工作人员萨沙和柳德米拉陪同我们4个人去参观我们心仪已久的这座陵园。进入大门的时间大约早晨9点左右，但太阳仿佛才爬上屋顶不久，斜斜地从背后照着我们，在我们面前留下长长的黑影。

3位向导首先把我们引领到奥斯特罗夫斯基和卓娅的墓前。这是中国人最熟悉、倍感亲切的两位苏联英雄。我们献了花，默祷了一下。（非常惭愧，鲜花还是库利柯娃代我们准备的。）

起先我们规规矩矩跟着向导参观，后来觉得这样一上午看不了多少，便撇开向导自由行动。禾青推着轮椅，不管路宽路窄，一直往里走。邵正如和鲁向东听我的指点把一路上的名人墓碑一一拍下来。我们走到尽头，从另一条路返回，又拍了一路。

下面的三十多篇文字并不是我当时在墓前的感触，而是回国后整理照片时写下的一些随想。当然，我所选择的对象，或者与我的思想成长有关，或者与我的兴趣爱好有关，或者和我的学习工作有关。

马雅可夫斯基（В.Маяковский,1893~1930）

整块竖立着的赭红色的墓碑，这在整个墓园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赭红色的墓碑前一尊青铜头像，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刀刻斧削的脸廓，横眉冷对的神态，这不就是苏联早期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吗？

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正值建国初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是我们共和国的黄金时期。青年学子面临新时代，个个意气风发、豪情万丈。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正合当时年轻人的口味。

我不记得当时出版的诗集的译者是谁。当时从俄语译诗尚处在“童年阶段”，译者只是把原诗直译出来，不讲节律，不讲韵律，阶梯式排列，于是我们就以为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诗体了。年轻的同学们就把一些革命口号加上豪言壮语，阶梯式分行排列，在文娱晚会上朗诵。

马雅可夫斯基15岁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成为党的宣传员。他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曾3次被捕。1917年十月革命时，马雅可夫斯基同革命人民一起参加埋葬旧世界的斗争，他那脍炙人口的诗句：“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这首短诗成了革命水兵攻打冬宫时的战斗口号。

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明确宣布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他到工厂去，到广场去，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朗诵诗歌。他的主要作品有长诗《穿裤子的云》《列宁》《好！》等等。尤其是《好！》，以史诗的形式，描述苏联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战斗历程，展望社会主义苏维埃祖国的美好前景。

他是新时代的一位狂热的讴歌者和煽动者！

马雅可夫斯基的遣词用语往往奇突诡异，诸如“穿裤子的云”“大街瞠目结舌，楼房笑声粗野”之类，匪夷所思。列宁虽然称赞过他的《开会迷》，那只是因为它辛辣地讽刺了官僚主义——用现代流行语来说：“政治正确”，至于对他的诗作本身，恐怕就“不敢恭维”了。列宁在读到《一亿五千万》时，甚至斥之为“胡说八道，愚蠢至极，装腔作势”。马雅可夫斯基从登上诗坛起就一直处在文艺论争的漩涡中，无论从政治层面或在文艺圈，对他的毁誉之争从未止息过。最后，斯大林发话了（当然，在列宁去世后），他的评语自然是一锤定音的。我们不妨套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诗体来引述：

我记得，我国的诗人，好像是贺敬之、郭小川和闻捷吧？他们也用马雅可夫斯基体写过长诗。

他的诗体无法用作歌词，但也有人把他的诗摘录出几小段谱上曲，我曾译过一首《向左进行曲》。

正当他的创作和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饮弹自尽了。当时他才37岁，就我们肤浅的感知，只有那些多愁善感、顾影自怜的颓废诗人才会自寻短见，而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热情地讴歌革命、夸耀祖国，赞美生活的人怎么可能和“自杀”挂上钩呢？有人说，是因为受到“拉普”派（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排挤，也有人说，是因为爱情的失意，但这两个理由都无法说服我们，八十多年过去了，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个谜。

我望着那已有些斑驳褪色的赭红色墓碑，望着他眉宇之间刚毅的神态，心中涌起他豪情的诗句：

我在想，如果他没有自杀，经历了六年后发生的“大清洗”，又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经历了斯大林终于被拉下神坛，或者活得很长久，亲眼目睹苏联的解体，他还会怎样地歌唱？

尼柯莱·奥斯特罗夫斯基（Н.Островский, 1904~1936）

因为身有残疾之故，天然与奥斯特罗夫斯基和他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海解放那年，我上了高中——上海市震旦附中。“破格”接受肢残学生，这在学校还是破天荒头一次。教导主任郑重其事地找我谈了一次话，谈话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保尔·柯察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在苏联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学校也不时包场观摩电影。当时国产电影还刚刚起步，产量不高，我们多半看的是苏联电影：《马克辛三部曲》《高尔基三部曲》《乡村女教师》《青年近卫军》《丹娘》《真正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班主任特意把我叫到教员休息室，要我聊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观后感，并且要求写出来贴在班级的墙报上。

待高中毕业填写报考志愿表格时，班主任又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认为我身有残疾报考“无线电工程系”不太切合实际。当时建国初期，流行的宣传口号有：“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班主任建议我放弃理工科的梦想，改考俄语，将来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用笔为祖国服务。喜报终于盼来了：有幸被“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录取。然而，当我由母亲陪同去学校报到时，学校拒绝“破格”，拒绝接受我这个肢残学生。我们向高教部招生委员会申诉，后来，招生委员会和团市委专门派人来做我的思想工作，鼓励我走自学之路，两家分别送我的励志读物都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如果记忆没错的话，1956年的“苏联电影周”上映了一部新的彩色译制片——《保尔·柯察金》。由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小说在中国的年轻人中间几乎无人不晓，作品主人公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所以电影一上映场场爆满。我也第一时间去了电影院，并且把电影说明书和刊有“保尔·柯察金”剧照的电影杂志一直珍藏着。

也就是那一年冬天，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夫人拉伊莎应邀访华，举行大型报告会，向中国青年讲述奥斯特罗夫斯基不平凡的一生。上海一站，报告会是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的十多个正在学习俄语翻译的残疾青年（包括我）由上海《青年报》牵头，在文化广场的后台和拉伊莎见了面，谈了话。拉伊莎送给我们每人一套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生活照和工作照。可惜的是，这套千金难买的照片在“文革”期间被抄没了，还被追查照片上那个外国人是谁？和他是什么关系？是怎么勾搭上的？

今天，2007年6月24日早上，库利柯娃女士带我们去参观新圣女陵园，一进陵园，首先就径直领我们来到奥斯特罗夫斯基墓前。其实，有一个小秘密库利柯娃女士一直没有透露：第二天，我将会获得一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显然她想给我一个惊喜。

墓碑上方是奥斯特罗夫斯基侧卧的浮雕，他弯着的左手肘支撑着身子，右手放在书稿上，侧脸面向远方，神态安详。墓碑的左下方是他的妻子拉伊莎的墓匣，墓匣上是一顶布琼尼军帽和一柄马刀。

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近几年读到的一些所谓“揭示真相，还原历史”的资料：比如说，奥斯特罗夫斯基是托派分子；比如说，他反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比如说，他是斯大林树立起来的虚假的“榜样”等。还有文章抨击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所诞生的》毫无文学价值可言，否定保尔·柯察金这个文学典型。

我献上了花，默默向这位结缘一生、心仪一生的英雄致敬。几十年已背得滚瓜烂熟的那段名言立刻涌上心头：

这一段名言不光是我记住了，我碰到过许多人到现在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可见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多大的影响。

我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想去解放全人类。但在奥斯特罗夫斯基墓前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一生没有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我记得奥斯特罗夫斯基还说过：“人生最美妙的，莫过于生命终止后，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仍在为人们服务。”

我会继续努力的，敬爱的奥斯特罗夫斯基同志！

法捷耶夫（А.Фадеев, 1901~1956）

“青年近卫军”和“卓娅”是当年我们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他们都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41年，德国侵略者占领了乌克兰，在克拉斯诺顿地区一些不满18岁的中学生（领头的奥列格·柯歇沃伊只有16岁）秘密地聚合在一起，成立了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他们联系上游击队，递送情报、破坏交通、张贴传单、偷袭岗哨、纵火军用仓库……后来因叛徒出卖而遭到逮捕，他们在德寇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英勇地走向刑场。

青年近卫军的这些英勇事迹，我们最早是从苏联影片《青年近卫军》中获知的。这部1948的影片，有一点我印象很深：我们当时看到的竟是俄国人配音的译制片。影片中的人物说的竟是混杂着浓重的中国东北口音和外国腔的汉语。

我当时还在念高中。青年近卫军成员的年龄和我们相仿，自封为“政委”的奥列格只有16岁。但他们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成熟和英勇，让我们钦佩得五体投地。我们这才从报刊文章中注意到，原来影片是根据法捷耶夫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

法捷耶夫是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苏联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著名作品有《毁灭》《最后一个乌兑格人》《青年近卫军》等，在中国都有译本，但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仍是《青年近卫军》。

法捷耶夫的这部长篇小说，从1943年接受任务、进行采访、动笔创作仅花了一年时间。1946年出版后佳评如潮，成为苏联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件大事，获得当年的斯大林文艺一等奖。斯大林起初并没有读过这部小说，后来看到了1948年拍成的同名电影，当即提出了批评，指出：为什么只是一群青少年、一些居民和矿工们在自发斗争，没有突出党组织？法捷耶夫接受批评，推倒重写，塑造了州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突出了地区党委班子组织并领导了整个敌后战争，也写了英明领袖斯大林对整个卫国战争的领导。

修改重写，第二版就花了3年。可是1951年第二版出版不久，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斯大林的暴行被揭露以后，法捷耶夫的这部作品被作为斯大林粗暴干涉文艺创作的一个例子抛了出来。于是，法捷耶夫再一次对小说进行修改，删去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段落，出版了第三版。

中文版小说是叶水夫先生（后来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根据第二版译出的，1954年出版，一问世就成为当时最热销的青年读物。

我是第一时间买了这部小说，一口气把它读完，当时真是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现在回想起来，那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啊！经受酷刑而宁死不屈，最后唱着《国际歌》昂首走向刑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信念啊，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青年近卫军》1947年还曾由一位乌克兰作曲家尤利·梅都斯改编成四幕大型歌剧。它1951年获斯大林文艺二等奖。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曾播出过原版歌剧录音，并邀请我做过一次专题广播讲座。这出苏联歌剧，中国还曾演出过中文版，那是在1959年，由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出。出于职业习惯，我还记得歌剧脚本的译者是安娥和海啸，译配得相当出色。

也是在1959年吧，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给莫斯科艺术剧院写了封信，询问有没有《青年近卫军》和《牛虻》的话剧本，表示我想要把这两部话剧翻译出来。当时我才25岁，没有任何资格和身份，对于回信并不抱希望，想不到不久居然有了回音：我收到了两个剧本（打字油印本）以及导演笔记、舞台剧照、角色化妆照。可见当时中苏“蜜月期”，两国文化交流简直是有求必应。不过到了“文革”时期，这些珍贵的资料也招来了麻烦，工宣队把青年近卫军的原型人物和角色照、《牛虻》的角色照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生活照扔到我面前，厉声喝问：“这些外国人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给你照片？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

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举枪自杀，又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噩耗。一位专门塑造英雄人物和坚强斗士的作家，居然也会自杀？这在我们当时的思维水平，实在想不通。苏联方面的讣告，说他是因为酗酒无度，无力自拔而导致的结果。直到1990年他的遗书公之于世，这才知道他“终生为之献身”的理想和信仰破灭了。我们不禁深深叹息。

陵园里，在墓碑顶端是法捷耶夫高昂的头像，永远陪伴着他的是他笔下的人物，也是真实的英雄——奥列格·柯歇沃伊、柳博芙·舍普磋娃、谢尔盖·邱列宁……

留在我们心里的也依旧是有血有肉、虎虎有生气的一群有理想、有信念、有担当的年轻人！

格涅辛娜（Е.Гнесина，1874~1967）

完全是个意外的收获。不知是哪一位随手拍下这尊墓碑的照片——光线欠好，图像也不够清晰，我是回到家以后，通过电脑放大，才分辨出墓碑上的签名为“叶·格涅辛娜”。这姓名看着眼熟，再一查资料，不由得叫出声来：“失敬！失敬！”

墓碑上的这位叶莲娜·格涅辛娜出身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父亲在公共机构里主持犹太教宗教仪式，母亲是一位歌手，是波兰大音乐家莫纽什珂的学生。他们生了7个孩子，前5个都是女儿。

做父母的酷爱音乐，把孩子前前后后都送入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叶莲娜是老二，学钢琴；大姐叶甫根尼雅、老三玛丽亚和小妹奥尔伽也都是学钢琴；只有老四叶丽萨薇塔，改学小提琴。第6个是男孩米海伊尔，后来成了作曲家，作品还获得过斯大林奖金二等奖。最小的小弟格利果利，虽然学了声乐，还登台演唱过，但他兴趣广泛，另有所好，后来成了话剧演员、作家、诗人、翻译家、藏书家和启蒙学者。

1895年，才20岁出头的叶甫根尼雅、叶莲娜和玛丽亚三姊妹在莫斯科创办了一家私立音乐学校。除了自己在学校里亲自培养学生之外，还陆续邀请了一些富有音乐教育经验的名家来校任教。十月革命以后，学校也没有停办。由于办学态度严谨，教学质量出色，优秀学生辈出，学校的口碑和声誉节节攀高。卫国战争爆发，学校不得已撤往后方。1943年，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后的第二年，学校就立即恢复教学。1944年3月，当时“二战”还没有完全结束，苏联政府正式认可她们的这所学校，认为足可与莫斯科的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平起平坐，后来，这所高等乐府被正式命名为“国立格涅辛娜音乐师范学院”。

这座学院以钢琴教学见长。我熟悉歌曲范围的，就数数从那里出来的歌唱家有：巴布金娜、巴斯柯夫、泽金娜、柯布松等；作曲家茹尔宾、塔利维尔吉耶夫、普季契庚、杜赫玛诺夫等。

我过去一直把校名译为“格涅辛音乐学院”，误以为冠名的音乐家是位男性。现在明白了译得不够准确，因为创办学院并建树功业的是三位女性，苏联政府是以“格涅辛娜们”命名学院。

卓娅（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1923~1941）

中国人去造访新圣女陵园，有两位名人墓是非去拜谒不可的：一位是国内战争时期英雄奥斯特罗夫斯基，另一位就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英雄卓娅。

建国初期我还在念高中。我们最早接触的一批苏联文艺作品中就有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影片《丹娘》，还有卓娅母亲写的传记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后来还读到苏联女诗人玛伽丽塔·阿利盖尔写的长诗《卓娅》。

1953年，卓雅的母亲受邀来中国做巡回演讲。我在上海的文化广场聆听过她的报告，由此记住了卓娅的长长的又难记的姓氏——柯斯莫捷勉斯卡雅。

卓娅的事迹很简单，她是莫斯科的一名中学生。她十年级那年，卫国战争爆发。德军迅速突破防线，长驱直入，进逼到莫斯科城下。卓娅和她的同学一起报名参加了游击队，奉命执行侦察和破袭的任务。

1941年11月27日，卓娅在焚烧德军驻地的马厩时，不幸被俘，德军问她姓名，她自称叫“丹娘”（丹妮娅）。她遭到严刑拷打，始终不屈，最后被德军判处绞刑。那天，她还只是入伍不到一个月的新兵。

斯大林看到送来的关于“丹娘”殉难的报告时做了一个口头批示：今后凡遇到“绞杀丹娘”的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格杀勿论，绝不受降。后来1985年苏联拍摄的影片《莫斯科保卫战》还采用了这个情节。不过，斯大林究竟有没有下过这道命令，据说至今仍是“查无实据”。

苏联解体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可以说是在世界范围内刮起了一阵不小的翻案风。

比如，有个材料说，卓娅的父亲是反革命后代，而且散布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言论，所以全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当时卓娅才6岁。4年后她父亲病逝，她母亲才带着卓娅和弟弟舒拉辗转回到莫斯科。卓娅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因此格外积极追求进步。她争取加入了共青团，还时不时揭发同学的不良行为，以示自己靠拢组织（我们也都是“过来之人”，不难想象她当时身处的环境以及她的行为）。

比如，卓娅在中学时代患过脑膜炎，住过院，后来就有人说她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她后来的一些表现都是精神疾患造成的后果，使她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还有材料说1941年11月26日那一天，破袭小分队奉命在5~7天内烧毁十个居民点，但由于该地区的德军防守严密，任务一时无法完成。游击队长决定暂时放弃，但卓娅主动请命再去一趟，从此再没有回来。

后人的争议大多是围绕着“火烧马厩”。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卓娅被派去焚烧德军的营房，但她不敢前去，只好随便烧了一座民舍来凑数，结果被那家主人捉住，交给了德军。她被处决时，胸前挂着“纵火犯”的牌子，让当地的俄罗斯老百姓“民心大快”。

这种说法实在不经一驳。该村子是德军一个营的驻地，德国鬼子散驻在各家各户，怎么来区分军营或是民舍？怎么来区分烧的不是德军的马厩，而是居民的马厩？根据已查到的解密的档案，的确有前线指挥部第428号命令：要求卓娅所在的破袭队在5~7天内烧毁十个居民点。绝不给敌人留下一份粮食、一座房屋——“坚壁清野”，这一向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对敌方针之一。卓娅按军令执行任务，烧马厩、烧民房，何错之有？

于是有人据此评论说：卓娅要么是精神病，导致了不理智的冲动，要么便是好大贪功，只身进村想争个英雄。

点点滴滴，这类材料还真不少。毁之者自称是“还原历史真相”，护之者辩称“蓄意抹黑英雄”。但正反两方都不至于否认以下几点事实吧？

第一，当战火烧到家门口，卓娅——一个十年级的女学生，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争相上前线杀敌。她没有贪生怕死，躲在床底下不敢出门吧？

第二，无论是奉命或是主动请命，她不会不懂得：深更半夜独自深入敌后的危险，那不是去逛游乐场，更不是去和男朋友幽会吧？

第三，她被俘后遭到各种酷刑的折磨，但她只承认名字叫“丹娘”。她没有供出游击队的营地，也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吧？

第四，据档案记载：据当时在场的村民们记忆，她在绞刑架下对乡亲们喊话：“公民们，你们别站着，不要看，该去帮助红军。这是我的死亡，我死得其所。”（德国人给她套上绞索。）“无论绞杀我们多少人，但你们绞不死所有的人！我们有一亿七千万！我的同志们会为我向你们复仇！”没有任何回忆录提到她痛哭流涕、长跪求饶吧？

面临血与火的考验，一个才18岁的少女，你还要求她怎么做？

三个月后，1942年2月16日，苏联政府追授她“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卓娅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她墓前那尊受绞刑的塑像，真的是震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魂！

娜杰日吉娜（Н.Надеждина，1908~1979）

俄罗斯的演出团，除了俄军红旗歌舞团，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小白桦舞蹈团了。小白桦舞蹈团第一次访华演出是在1955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小白桦几乎每年或隔年就要来中国演出。

小白桦舞蹈团现在以“娜杰日吉娜”冠名。娜杰日吉娜是舞蹈团的创办人兼编舞指导。她从小就对民间舞蹈非常着迷。10岁时进入彼得格勒的国立第二芭蕾舞学校，17岁起成为大剧院最年轻的演员。大剧院众星璀璨，没有她崭露头角的机会，她跳了十年群舞。卫国战争期间，她参加宣传队在军区和前线为战士们演出。1948年，她决定创办一个能体现自己理念和舞蹈构思的舞蹈团。

1948年春天，莫斯科人第一次欣赏到这样一个舞蹈节目：20位身穿红色萨拉纺长裙的美丽少女，每人手执一株白桦嫩枝，枝叶在微微颤动，在俄罗斯民歌《田野里一棵小白桦》的音乐声中，轻盈、不着痕迹地在舞台上移动舞步，不断地变化着各种图形，但长裙纹丝不动。观众从这些“凌波仙子”中呼吸到春天气息，感受到乡土的诗情，那无边的田野，美丽的白桦林。

这是俄罗斯国立“小白桦”模范舞蹈团的首场演出。它一下子征服了全场的观众。人格化的“小白桦”寄寓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成了俄罗斯美少女的象征。娜杰日吉娜的天才创作不仅被公认为俄罗斯舞蹈的经典之作，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矗立于世界舞坛。“小白桦”舞蹈团诞生六十多年来访问过五大洲、八十多个国家，所到之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1960年，莫斯科高尔基影片厂把小白桦舞蹈团的经典节目用一个简单的情节串联起来，拍摄了一部彩色的音乐舞蹈片《少女的春天》。我国当年就有了译制片，我译配了电影中的多首插曲：《两道河岸》《田野里有一棵白桦》《顺着伏尔加母亲河》《小白桦》。2012年，我在上海举办“苏联早期音乐故事片导赏讲座”，《少女的春天》也是重点推荐的影片之一。

夏里亚宾（Ф.Шаляпин，1873~1938）

若是去国外，你问任何一个人：“你听说过俄罗斯歌曲吗？”他会首先告诉你：《伏尔加船夫曲》。

地球人都知道《伏尔加船夫曲》，这要归功于一个人——夏里亚宾。

菲奥多尔·夏里亚宾是20世纪初期俄国伟大的男低音歌唱家。他出身在俄国喀山一个农民家庭里，天生有副好嗓子，20岁时开始学习意大利美声唱法，同时也结合了俄罗斯的传统唱法。后来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歌剧舞台上渐渐唱出了名，演出的歌剧都是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二十世纪初，他开始走出国门，在意大利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登台，接着又去纽约、伦敦等地发展。他和当时一些具有国际声望的大歌唱家、大艺术家同台演出，声誉日隆，例如1907年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他和意大利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联袂演出古诺的《浮士德》。由卡鲁索饰演浮士德博士，夏里亚宾饰演魔鬼梅菲斯托菲尔——他们二位珠联璧合，成就了世界歌剧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他们的演出版本也成为后来演员的范本。

十月革命后，夏里亚宾应好友高尔基的邀请，返回俄罗斯，担任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的艺术指导。1918年，还是第一位获得“共和国人民演员”的称号的人。

1922年，俄国国内经济困难，苏维埃政府批准他去国外演出，以筹募善款赈灾，夏里亚宾携夫人同行，一去四五年迟迟未归，这自然就引起国内的猜疑和指责，例如马雅可夫斯基1926年在《致高尔基》一诗中斥责夏里亚宾“洋洋得意于香喷喷的鼓掌，……花着俄罗斯的卢布还不回还！我第一个大声疾呼：滚回来，共和国人民演员！”

1927年在巴黎演出时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夏里亚宾的命运。他把某一场音乐会的全部收入捐赠给了俄国侨民的孩子。不料此事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说他捐款是资助白卫军，投靠反革命，于是国内舆情哗然，纷纷抨击夏里亚宾。还是那位马雅可夫斯基，发表了《“人民演员”先生》一诗：

果然，苏维埃政府很快就做出了决议，撤销了“共和国人民演员”的称号，并且剥夺了他回国的权利。据说夏里亚宾当时愤怒地喊道：我就是死了，骨灰也不会运回国去！

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他听从高尔基的劝告回得国去，按照当时的政治情势，“叛国投敌”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怕不是遭到镇压就是老死在劳改营。从此世界上再没有夏里亚宾的歌声。

归国无门，夏里亚宾在美国定居，后来又移居巴黎。几十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他的演出曲目中，最多的还是俄罗斯歌剧选曲、俄罗斯民歌和俄罗斯浪漫曲。他尤其擅长于演唱吟诵风格的叙事曲和歌剧宣叙调。在强弱变化、假声、半声、笑声、哭声等特殊唱法的运用上，他挥洒自如，淋漓尽致。人们从他的歌声中熟悉了博利斯·戈都诺夫、伊凡·苏萨宁以及《伏尔加船夫曲》《从那岛屿驶向河湾》《木夯歌》《黑眼睛》等等。

当时在欧洲的歌剧舞台上，一些担纲的主角演员，凭着极其出色的歌喉，穿着角色的服装，唱得声情并茂。然而观其演技，往往如同木偶，实在不敢恭维。而夏里亚宾，他深入角色的内心体验，善于运用演技把角色的情感和性格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再配上他那副得天独厚的嗓音，令观众心灵震撼。

1935~1936年，他去远东演出。他在中国和日本举办了57场音乐会，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轮巡演。在中国，他首站在哈尔滨，随后是上海、北京，最后是天津。他那低沉、醇厚、富有磁性、饱含感情的嗓音迷倒了中国人。

1938年4月12日，夏里亚宾因患败血症在巴黎去世。法国人为这位伟大的俄国男低音歌唱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二十多年以后，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对夏里亚宾的评介开始转变。1984年，夏里亚宾的儿子决定安排父亲魂归祖国，移葬在新圣女陵园。

现在夏里亚宾的墓上，是一尊白色大理石塑像：他悠闲地舒坦地半躺在安乐椅上，全身沐浴着明朗的阳光，他眯着眼，稍稍仰起了脸，似乎在聆听四周小鸟的歌唱和绿叶的絮语。

是非和纷争，荣辱和悲欢，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永存在人间的是不灭的艺术之光。

乌焦索夫（Л.Утёсов，1895~1982）

列昂尼德·乌焦索夫在苏联早期的歌坛上绝对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大哥大。他是苏联第一代的爵士歌手，创建了第一支苏联爵士乐队。他在民间虽然大受欢迎，但从正统派的审美观来看，流行音乐毕竟登不了大雅之堂。乌焦索夫1965年获得“苏联人民艺术家”最高荣誉称号时，已是70岁高龄了，而这在苏联还是第一位流行歌星获此殊荣。

乌焦索夫从小喜欢唱歌、表演。十月革命以后去首都莫斯科谋生，也只是在几家小剧院里打杂、演演配角。1928年，他带着妻子女儿去巴黎旅游，听到一支美国爵士乐队的演出，受了很大的触动。爵士乐当时在美国方兴未艾，乌焦索夫从来没听见过音乐还可以这样玩的。他回到列宁格勒就着手创建了自己的爵士乐队。1929年3月首演（他自己担任主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们最初演出西方的流行歌曲，后来结识了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如虎添翼。杜纳耶夫斯基帮他改编了好多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犹太歌曲。

1934年，苏联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快乐的人们》上映，影片主人公都是普通的平民，比如牧人、家庭女工等等，因为热爱音乐走到了一起，还组成了乐队。乌焦索夫就在影片里饰男一号牧羊人。影片一开始，牧羊人挥动着长长的羊鞭，赶着羊群，一路唱着杜纳耶夫斯基作曲的《快乐的人们进行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没过几天，几乎全国都在唱这首热情的进行曲，尤其在第二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游行队伍高唱这首歌走过红场。

《快乐的人们》是乌焦索夫第一次担纲主演男一号，但也是最后一次。他后来只在一些艺术文献片里露过脸，或者为一些电影配唱歌曲（画外音）。

乌焦索夫曾经不无自嘲地说：“庆祝苏维埃电影15周年时，格·阿列克桑德罗夫（导演）获得了红星勋章，奥尔洛娃（演员）获得了苏联功勋艺术工作者称号，可我只得了个相机……”

我猜测可能他缺乏演戏的才能，或者外形不符合导演的审美趣味。但他在苏联歌坛上的影响绝对无人可比。他能演唱从群众歌曲、爵士歌曲到城市浪漫曲的各种风格体裁歌曲，出版的唱片和专辑难以统计。他的爵士乐队后来获得官方的承认，改称“俄罗斯联邦国立爵士乐团”。

舒尔仁珂（К.Шульженко，1906~1984）

隔着几座墓碑，看见后面一方墓碑上面的青色条块。走近了才看清：灰黑色的墓碑上是一位女性的浮雕，她双手上扬，左手似乎在挥动着一条青色的头巾。下方镌刻的姓名——克拉芙吉雅·舒尔仁珂。我知道她，前不久我刚查阅过有关她的资料，而《青色的头巾》正是她的成名曲。

其实，《青色的头巾》算不得是俄罗斯歌曲。它的作者是一位号称“波兰探戈之王”的彼得堡斯基。他创立了一支“蓝爵士”乐队，在欧洲颇有名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彼得堡斯基带着他的蓝爵士乐队流亡到苏联，在各地巡回演出。莫斯科有一位年轻的乐迷雅柯夫·伽利茨基找上门去，说自己写了首小诗，希望作曲家能为之谱曲。作曲家接过一看，来了灵感，当场即兴谱成——这就是《青色的头巾》。这首轻巧的小歌很受莫斯科的欢迎。

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当《神圣的战争》的歌声响彻云霄之时，柔性的《青色的头巾》就难有立足之地，很快就从音乐舞台上消失了，假如没有舒尔仁珂的话。

舒尔仁珂出生于乌克兰，在二十年代以唱民歌而崭露头角。后来在话剧院当演员和歌手。1929年起成为列宁格勒爵士乐队的主唱歌手。1939年秋，苏联举办第一届流行音乐艺人大赛，权威的评委们极其严格，最后揭晓：一等奖空缺。舒尔仁珂参赛演唱了3首歌，给评委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独得二等奖。

1940年1月，列宁格勒专为她组建了爵士乐团。一直到战争结束，舒尔仁珂和歌舞团举行了500多场战地音乐会。她因此获得“列宁格勒保卫战奖章”和“红星勋章”。

《青色的头巾》原歌词是写一对小情人的惜别，卿卿我我，自然与战争的基调格格不入。舒尔仁珂请人重填了新词：歌曲主人公因战争爆发而各去一方，期待着胜利重逢。新词第一次演出时，受到将士们雷鸣般的掌声，此后，舒尔仁珂每次必唱《青色的头巾》。这首歌成了舒尔仁珂的招牌歌曲，难怪也镌刻在她的墓碑上。

一位有“苏联英雄”称号的空军少将说：“舒尔仁珂的歌曲就像炮弹和枪弹，我们战斗中需要。《青色的头巾》现在仍和我们在一起——整个一生在一起！”

玛瑞茨卡雅（В.Марецкая，1906~1978）

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于是我们有机会陆陆续续看到许多苏联影片。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偶像崇拜”“追星”之说，但受到年轻人热爱、特别欣赏的明星，绝对是有的。在苏联电影演员中，玛瑞茨卡雅绝对是名列第一。大家熟悉她，大家喜爱她，因为她是《乡村女教师》中的乡村女教师。1953年，玛瑞茨卡雅随苏联文化艺术家代表团访华，中国年轻人的狂热欢迎绝不亚于当今的“追星族”。

薇拉·玛瑞茨卡雅是苏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影剧两栖演员。她19岁从影，21岁登上话剧舞台。她在契诃夫、奥斯特罗夫斯基、莎士比亚、哥尔多尼等37部话剧中扮演过各种角色，在《祖国在呼唤》《政府委员》《柯托夫斯基》《她保卫祖国》《乡村女教师》《他们有祖国》《母亲》等34部影片中担纲主演。前面提到的几部电影，在中国都有译制片。

由于她在影剧中出色的演技，她4次荣获斯大林文艺奖，其中3次是二等奖，1947年的《乡村女教师》荣获一等奖。

瓦尔瓦拉是圣彼得堡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她的志向是去穷乡僻壤从事教育启蒙。她毕业后只身一人去西伯利亚教书。她亲自陪送成绩优秀的学生进城报考中学，却因为孩子出身贫寒而遭到拒收。十月革命以后，贫苦学生都有了上学的机会。瓦尔瓦拉亲自送他们去报考大学，亲自送他们奔赴卫国战争的前线。影片结束的时候，她已是白发苍苍。胜利节那一天，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桃李们都回来看望他们的恩师，有的胸前还挂满了军功章。老校长瓦尔瓦拉似乎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她对着镜头说：“这是很有意义的，孩子们。”

在我们建国的第二年，这部影片就有了译制片。影片感动和激励了无数青年学生，瓦尔瓦拉老师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许多同学都报考师范大学，还有的后来真的去做了乡村教师。

九十年代我们有一次老同学聚会，我很惊讶，许多人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影片中的一首小诗：

奥尔洛娃（Л.Орлова，1902~1975）

建国初期，电影院偶尔还放映美国旧片，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电影就绝迹了。东北电影厂（今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厂译制的国外电影，主要就是苏联影片，如《丹娘（卓娅）》《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三部曲》《马克辛三部曲》等等。当时的社会风尚没有“明星偶像崇拜”一说，在我们青年学子中间也没听说过有谁在“追星”。现在回想起来，除了主演《马克辛》的契尔柯夫和主演《乡村女教师》的玛瑞茨卡雅之外，印象最深的恐怕得数柳博芙·奥尔洛娃了。我眼前的墓碑上，正是这位上世纪三五十年代在苏联红极一时的、能歌善舞会演的三栖巨星的侧脸浮雕。

奥尔洛娃出身于一个旧俄贵族的家庭里。父亲任职于军事部门，母亲也出身名门。双亲希望女儿成为钢琴家，她7岁进了音乐学校。

十月革命以后，她17岁时由她那住在远郊的姨母收养，每天送牛奶到莫斯科去卖。大寒天，还不得不戴手套搬动结了冰的沉重的牛奶桶，独自一人提心吊胆地揣着卖牛奶的钱从车站走回家。

奥尔洛娃受过唯一的表演训练是在一家普通的舞蹈工作室，不过奥尔洛娃不大愿意提起，显然是因为这种学习班档次不高。然而正是这家工作室开发了她的潜能和可塑的天才，还有她的节奏感。

随后几年，她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钢琴系学习，接着去了莫斯科戏剧专科学校舞蹈班。1926年起，成为涅米罗维奇-丹谦珂音乐剧院的演员。

三十年代初，苏联的一位青年导演格利果利·阿列克桑德罗夫在欧美考察学习了3年，回国来想拍一部音乐喜剧片，各方面条件都已齐备，独缺一位合适的女主演。朋友建议他去音乐剧院看戏，他一下子相中了舞台上的柳博芙·奥尔洛娃，觉得她不仅才艺出众，而且容貌美艳，决定请她出演影片的女主角。苏联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快乐的人们》上映引起全国轰动，奥尔洛娃也几乎是一夜爆红。

《快乐的人们》之后，阿列克桑德罗夫接着执导的几部音乐喜剧片《大马戏团》《伏尔加-伏尔加》《光明之路》《春》等，几乎都是为奥尔洛娃度身定做的。影片让她充分展示了自己能歌（抒情花腔女高音）善舞的才华，令人倾倒。奥尔洛娃后来成为阿列克桑德罗夫的第二任妻子。

我最早接触到奥尔洛娃主演的影片是《光明之路》。那是一个“灰姑娘”式的故事。许多国家都套用过这个童话拍摄过现代版的影片，例如西班牙电影《八十年代的灰姑娘》，美国影片《漂亮的女人》和《现代灰姑娘》等，无一不是因为遇到外国王子或者富豪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苏联版的“灰姑娘”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孩子，在莫斯科僻远的郊区一家小旅馆做女佣。每天生炉子、抱婴儿、打扫房间、收拾屋子。不久，这位聪明伶俐却没有文化的乡下姑娘进了纺织厂当清洁工，接着当上了挡车工。她没有遇到仙姑，也没有碰上什么王子、富豪。她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性劳动，靠众人鼓励和帮助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长为纺织工程师和劳动模范。苏联版“灰姑娘”的人生道路给了当时还年轻的我们另一种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劳动创造财富，奉献受人尊重。

奥尔洛娃就在影片中饰演那个名叫丹妮亚的灰姑娘。令我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个场面：夜间，空荡荡的纺织车间里，丹妮亚独自一人大步穿梭在数十台纺织机之间，仿佛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亮着汗珠的脸上满是自信和自豪……奥尔洛娃平时一直坚持容貌和形体的保养。直到临终，她一天也没有错过形体锻炼。她的青春美貌长驻。当阿列克桑德罗夫得知奥尔洛娃得了癌症，喃喃说了一句“她是无与伦比的”。在莫斯科的市苏维埃剧院举行奥尔洛娃告别会，阿列克桑德罗夫到最后一刻还相信他的缪斯永远是美丽动人的。他请来了化妆师最后一次为奥尔洛娃粘上假睫毛，过了好长时间，化妆师跑来惶恐地告诉他：“您要知道，冰冷的身体根本无法粘上睫毛。”

奥尔洛娃在一出话剧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我永远是39岁，不会多增加一岁。”她后来在许多场合多次提到这句台词。39岁，那是1941年，那一年她因主演《大马戏团》和《伏尔加-伏尔加》而获得国家奖，是她最风光的一年，她的银幕形象成为千百万人的偶像。

《快乐的人们》《大马戏团》和《伏尔加-伏尔加》都没有译制片，我有幸在上海黄陂北路的中苏友谊馆放映厅看到原版片。虽然语言不懂，但因为是歌舞片，对话不多，情节单纯，一点也不妨碍观赏。奥尔洛娃后来可能是年岁见长，不再出演又蹦又跳的青春片，但我们不时在一些文艺片中见到她的身影，例如在1949年的《易北河会师》中演一个美国记者（间谍），再度获国家奖；在1952年的《作曲家格林卡》中饰演格林卡的妹妹。

拉德尼娜（М.Ладынина，1907~2003）

应该是1953年吧？我刚学了一年的俄语，开始“蠢蠢欲动”摸索译配歌曲。那时候看了一部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影片中有一个场面特别吸引我：在游击队营房里，一位女报务员一边做着女红，一边轻声地哼唱着“茫茫大草原，路途遥又远，有个马车夫，冻僵在草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忧伤的、感人至深的俄罗斯民歌《草原》，也是我后来学会用俄语唱的第一首歌曲。我手头正好有原文歌词，影片上又有译文字幕（我在电影院里摸黑记下），我就尝试着把歌曲译配出来。《草原》是我学习译配的第一首歌曲，虽然正式发表是在两年之后。

由歌及人，我自然也特别关注在影片《区委书记》中唱这首民歌的女一号——玛丽娜·拉德尼娜。后来在上海黄陂北路的中苏友谊馆放映厅，我还陆续看了由她担纲女一号的《拖拉机手》《战后晚上六点钟》和《西伯利亚交响诗》等影片。

拉德尼娜，她16岁时就在家乡小村子做教师，教同村人认字。大概也是在这个年龄，她参加了业余剧团表演节目，甚至和音乐会一起演出。小姑娘有出色的嗓音和听觉。1929年，为了想进演员培训班她去了莫斯科。报考国立戏剧艺术学院时，主考官批注的评语是“特有天赋”。1933年毕业后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

1934年在摄制影片《敌方之路》时，导演贝利耶夫选中她出演主角，两人在工作中渐渐萌生爱意。后来拉德尼娜为了他离开了剧院，此后就和电影结缘。不久他们俩结了婚。

这位著名的话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光是电影就拍了17部，在银幕上塑造了双目失明的卖花女、养猪女、教师、农庄生产队长、拖拉机手、演员、游击队员、歌手、伯爵夫人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

1949年，拉德尼娜主演的《幸福的生活》上映，在苏联成了全民盛典。影片中这位最美最有风度最有气质的演员，据称也受到克里姆林宫当局的刮目相看，斯大林更是青睐有加。

我国原东北电影制片厂不失时机地把这部彩色影片赶译出来，在第二年的“中苏友好月·苏联电影周”放映，立刻在我们年轻人中间掀起了抢看的热潮。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翻着金色麦浪的无边无际的田野；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劳动不是沉重的，不是痛苦的。苏联农民们是唱着歌驾着大型联合收割机、兴高采烈地去田里收割庄稼的；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苏联农民们丰富的文娱活动，个个都有才艺；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位有素养有水平、既有原则又很温暖的农村干部——拉德尼娜饰演的集体农庄主席。

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童话式的美的“现实生活”。

影片原来叫《库班哥萨克》。这个片名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个木知木觉、毫无感情色彩的名称。译制片把它改为《幸福的生活》实在是很有见地。应和着当年的宣传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影片提供的“幸福的生活”的样板令当年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热血沸腾，心向往之。

拉德尼娜和贝利耶夫是苏联电影史上最有成就的一对伉俪。拉德尼娜1938年因在贝利耶夫执导的《富裕的未婚妻》中担任主角而荣获列宁勋章。随后，因为主演贝利耶夫执导的《拖拉机手》《养猪女和牧羊郎》《战后晚上六点钟》《西伯利亚交响诗》和《幸福的生活》5部电影，5次获得斯大林文艺奖。1950年，她获得了“苏联人民艺术家”最高荣誉称号。

拉德尼娜是不可重复的、难以逾越的一位演员。

世事难料，拉德尼娜和贝利耶夫的婚姻在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危机，1954年上映的《忠诚的考验》成了他们合作的最后一部影片。拉德尼娜从此告别了影坛再也没有拍过电影。她又回到了话剧舞台。加入了国立电影演员剧团。

在1998年的“尼克奖”颁奖典礼上，当91岁的拉德尼娜上台领受“为职业的荣誉和尊严”奖（相当于“终身成就奖”）时，全场观众（包括新一代的观众）起立，向这位“活着的传奇”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拉德尼娜以她的美创造了无数的银幕形象，征服了无数的观众，由此也在苏联解体后引来了一些责难。因为她塑造的人物有幸生活和劳动在这样的国家，而国家也为他们这些出色的劳动者而感到自豪。后来的批判者说这些都是“粉饰现实”，都是虚假的人物形象。对此，拉德尼娜在媒体访谈时总是强调说：这是他们整个团队（导演、演员、摄制组）共同创造出来的美好的故事，那正是苏联人在不平凡的历史时期所需要的，这是他们的成功。

阿列克桑德罗夫（А.Александров，1883~1946）

对于中国人来说，“苏军红旗歌舞团”可能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先知道也最为熟悉的一个外国艺术团了。

这个团体成立于1928年，最初只是一个仅有12个人（包括手风琴手）的战士文工团，创建者名叫阿列克桑德罗夫。他后来一直是这个团体的团长、指挥兼艺术指导。在他的领导下，文工团经历过卫国战争的烽火洗礼，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大型歌舞团，拥有庞大的男声合唱队、男女舞蹈队和以巴拉莱卡琴、巴扬手风琴为主体的乐队。1935年，歌舞团第一次获得红旗勋章。1946年，阿列克桑德罗夫率团在欧洲巡演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在柏林去世。

1949年，歌舞团荣膺第二枚红旗勋章，并且以创办人的姓名为歌舞团冠名，所以它的全称是：苏军（俄军）阿列克桑德罗夫红旗歌舞团。

红旗歌舞团第一次来中国演出是在1952年11月到1953年1月，率团的是继任团长博利斯·阿列克桑德罗夫（1905~1994），他是老团长的长子。在长达两个月的演出期间，歌舞团到过我国11座城市——从首都北京到哈尔滨到广州——在部队、工厂、剧场、体育馆等公共场地演出近60场，观众多达一百多万人。

歌舞团在上海演出，是在文化广场——一个大型的露天剧场，当时我刚高中毕业，是同学们帮忙排队买了票，相约一同去观赏。那台音乐会让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第一次领略了什么是气势磅礴的“阳刚之美”，什么叫“热血沸腾”，什么叫“心灵的震撼”！

就在这台音乐会上，红旗歌舞团演唱的《越过高山，跨过平原》《神圣的战争》《海港之夜》《太阳落山》《遥远的地方》等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正是这一场演出促成了我一生钟情于俄苏歌曲，走上了译介和研究俄苏歌曲的道路。

阿列克桑德罗夫是《苏联国歌》和当今的《俄罗斯联邦国歌》的曲作者。

阿列克桑德罗夫的墓我们是偶然碰见的：黑色的墓碑上是他手拿乐谱的全身戎装侧面浮雕坐像。我们只顾着拍下墓碑，忽略了矗立在墓碑左侧右侧以及平放地上的墓匣，事后才知道，陪伴在阿列克桑德罗夫身边的都是他的家庭成员。

波克拉斯兄弟（братья Покрасс）

（德米特利1899~1978；达尼伊尔1905~1954）

念高中的时候，有一首苏联歌曲最受我们喜爱，那是我们刚看过的苏联电影《拖拉机手》的插曲：波克拉斯兄弟的《三个坦克兵》。因为它好听，因为它易学易唱，因为它有二声部，因为它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唱起来特浪漫。于是，每逢学校开大会，开会之前各个班级相互拉歌，只听见《三个坦克兵》在大礼堂里此起彼伏。

我们当时唱的波克拉斯兄弟的歌曲还真不少，例如《假如明天战争》《骑兵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五月的莫斯科》等。

波克拉斯兄弟出生在乌克兰，一门四杰都是搞音乐的：老大萨穆伊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去了美国好莱坞发展，他最出名的作品是音乐剧《三个火枪手》。小弟阿尔卡吉是个钢琴师，一直在乐队或合唱团担任伴奏。写歌曲的主要是老二德米特利和老三达尼伊尔。德米特利从彼得堡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正逢上国内战争，他就志愿参军，加入了后来威名大震的第一骑兵军，他利用自己的专长，和弟弟达尼伊尔合作，写下了一首《布琼尼进行曲》。这首1920年创作的剽悍的歌曲不仅在军中传唱，而且很快传遍了全国。

弟弟达尼伊尔也是毕业于彼得堡音乐学院钢琴系，弟兄二人性格各异。他们的合作，通常由火爆的、好动的德米特利先写出旋律，再由稳重的达尼伊尔来配器。兄弟合作写了好多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

德米特利是军旅出身，他的作品自然以军旅歌曲居多。可以这么说，在杜纳耶夫斯基没有出道之前，波克拉斯兄弟在二十年代国内战争时期创作的作品，尤其是骑兵歌曲就已经唱遍全国了，而这方面正是杜纳耶夫斯基的短板。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末，有两件大事“刺激”了苏联。一件事发生在1929年，“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想在蒋介石面前邀功，提升东北的地位，便以“中东路权”为由向苏联发动军事挑衅，结果惨败而归（这里不讨论历史的是非）。波克拉斯兄弟配合形势写了歌曲《有人想来攻打我们》等。“有人”就是指的张学良。第二件事发生在1938年。日本帝国自“日俄战争”以来，一直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北上计划”。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成立了“满洲国”以后，便积极准备进攻苏联。1938年，在中、朝、俄三国的边境张鼓峰，日本和苏联两国的军队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日本败得很惨。从此放弃了北进的战略方针，放弃了与德国东西两线夹击苏联的战略企图，一心南下，入侵中国内地。

张鼓峰事件在苏联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波克拉斯兄弟的《假如明天战争》就是针对这一事件的。在这场战役中，地理形势令骑兵无用武之地，倒是坦克打出了威风。《三个坦克兵》唱道：“风驰电掣，坦克向前冲锋，钢甲铁马扑向敌人，猛烈的炮火压住日本强盗，打得鬼子仓皇逃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唱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定消灭他们。我们在火里不怕燃烧，在水里不会下沉。”这些歌曲当时起到了鼓舞士气、动员人民敌忾同仇的巨大作用。

歌曲当时是针对日本的，想不到两三年以后苏德战争爆发，这些作品又在卫国战争中发挥了影响，《三个坦克兵》成了坦克军团的军歌。

写军旅歌曲是他们哥儿俩的强项，他们几乎很少接触军旅以外的题材。有家电影厂在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时候要拍摄一部电影《第20个五月》，偏偏会请他们来为电影写一首插曲。而哥儿俩的确不负众望，写出了一首明朗欢畅、乐观豪放的喜庆歌曲《五月的莫斯科》，它后来成了五一节的节歌。年年五一节，民众举行红场游行时，乐队一遍又一遍轮番吹奏着这一乐曲。

我也译配过他们俩不少歌曲，有《红军最强大》《布琼尼骑兵进行曲》《坦克兵进行曲》《红军歌》《三个坦克兵》《步枪》。

波克拉斯兄弟后来渐渐淡出，倒不是他们停止了写作，而是有更多更新、更符合时代需求的作曲家的作品后来居上。波克拉斯兄弟最后一首引人瞩目的歌曲是《哥萨克在柏林》。当时一位战地记者索洛达里列席了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他在回莫斯科的途中，在飞机上写了一首小诗，讲述一个小队哥萨克骑兵在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纵马飞奔。那天是1945年5月9日（苏联后来定为“胜利日”）。索洛达里一回莫斯科就去找哥儿俩，请他们谱曲。德米特利后来回忆道：“我们为有幸写一首成为伟大卫国战争的压轴之歌而深感自豪。”歌曲在当时并没有传开，因为和战后其他反思战争的作品相比，它的格局似乎小了点儿。后来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时重新被人发掘了出来，成了一首喜闻乐见的常演曲目。

达尼伊尔才49岁就英年早逝，下葬在新圣女陵园。过了24年，哥哥德米特利也去世，享年79岁，就葬在达尼伊尔的右侧，还是一对兄弟搭档。

杜纳耶夫斯基（И.Дунаевский, 1900~1955）

我们刚从一条小道拐个弯，库利科娃女士向一尊白色的塑像指了一下，还没等她开口，我就叫了出来：杜纳耶夫斯基！

中国人能唱无数苏联歌曲，大多不关心作者是谁，能说出名字的歌曲作者恐怕只有一位，那就是杜纳耶夫斯基。在中国，有谁不会唱《红莓花儿开》呢？直到今天，传唱的曲目可以开出长长一串：《快乐的人们》《快乐的风》《祖国进行曲》《热情者进行曲》《从前你这样》《飞翔吧，和平鸽》《你不要忘》……

我尝试歌曲译配之初，最早接触的就是杜纳耶夫斯基的作品。那一次，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乐团旁听他们排练，休息的时候，担任指挥的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先生走到我身边，给我一份谱子，说：“你看看，喜欢不喜欢这首歌，能不能把它翻译出来，我们想唱。”这就是我译配的第一首苏联合唱歌曲——电影《春》的插曲《春天进行曲》。

此后，我就一直刻意收集国内找得到的他的歌谱，后来与和田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曹永声先生分工合作编译了《杜纳耶夫斯基歌曲集》，1958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在我国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作者歌曲集。

书出版的同时，我选了杜纳耶夫斯基的15首歌曲，为广播电台撰写了《杜纳耶夫斯基和他的歌曲》的音乐欣赏广播稿。2012年，我举办电影欣赏讲座还特意选了由杜纳耶夫斯基作曲的4部音乐故事片：《大马戏团》《光明之路》《幸福的生活》和《忠诚的考验》。我对杜纳耶夫斯基情有独钟。

杜纳耶夫斯基的青春歌曲朝气蓬勃、柔美清新、沁人心脾。他曾经说：“我是用严肃的手法来创造‘轻松’的作品的。”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有一部分人刮起否定杜纳耶夫斯基之风。主要的罪名说他是苏维埃制度的“吹鼓手”。如果我们不存偏见的话，不妨静心想想：他的音乐究竟“鼓吹”什么啦？其实，无论哪个社会，它要生存发展，必定寄希望于健康向上的精气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杜纳耶夫斯基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

向你致敬，伊萨克·奥西波维奇！

布朗介尔（М.Блантер，1903~1990）

俄中友协的老同志把我们引到这座墓碑前，说了声“布朗岱尔”。我们过去译作“布朗介尔”是按照俄语发音，现在想来，他虽然出生在俄罗斯，却是犹太人的后裔，也许正确的念法就应该是“布朗岱尔”？

我们中国人大多没有记忆歌曲作者姓名的习惯，对外国的作者，那更不用说了。有一回在讲座上提起“布朗介尔”，台下“木知木觉”，但提起他的作品《卡秋莎》，全场一片欢腾。在中国，无论老幼，还有谁不知道这首歌？

布朗介尔早年在莫斯科多家剧场主持音乐部门工作。那一时期，城市的不少餐厅、饭店、酒吧、咖啡馆、舞厅常有驻场小乐队，演奏的曲目尽是轻音乐、浪漫曲和各种舞曲。布朗介尔那时就以擅长写狐步、探戈、恰尔斯通等“另类音乐”而驰名。

1938年写《卡秋莎》的时候，他正领导着一支爵士乐队。他想创作一首爵士歌曲，正在寻找素材。一家杂志的总编牵线搭桥，把诗人伊萨柯夫斯基介绍给他，从此诞生了这首延唱了70年的不朽不衰的名曲，从此成了俄罗斯的音乐名片。

我第一次接触到《卡秋莎》是1949年临上海解放前夕，当时我还在念初中最后一学期。《卡秋莎》是前辈音乐家赵沨先生译配的，据他后来自述，他不懂俄文，他请通俄语的同志译成中文，然后他配上歌。当时他只配了两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广播歌选》准备出版合订本时，编辑吕寒柏补上了另两段词。有意思的是，他也不懂俄语，叫上我这个刚学俄语不久的人翻着俄汉词典把它译了出来。

布朗介尔的名曲不止《卡秋莎》，还有《我亲爱的好姑娘》《等着我》《在靠近前线的森林里》《在巴尔干的繁星下》《金色的小麦》《太阳落山》《候鸟飞翔》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其中半数是我译配的。

记得布朗介尔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乘车去郊外，公路上遇见一支结婚迎亲的队伍，农民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一路上兴高采烈地又跳又唱《卡秋莎》。作曲家后来说：“请想想，乡村里办喜事竟唱着我的歌！这是对我劳动成果的最大奖赏、最高奖赏！”

伊萨柯夫斯基（М.Исаковский，1900~1973）

在苏联现代诗歌中，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歌可能是我最先接触到的作品之一，这自然是源自歌曲。建国初期，当时我还在念高中，《卡秋莎》和《有谁知道他呢》在我们青年学生中间十分流行。随后由于电影《幸福的生活》的上映，影片插曲《红莓花儿开》和《从前你这样》一下子风靡全国。自1953年起，我开始译配歌曲，最早的一批译作中，伊萨柯夫斯基作词的歌曲就占了不少，如《告别》《伴送》《空旷的田野》《雾啊我的雾》《女水兵》《在靠近前线的森林中》《在巴尔干繁星下》《没有比那花儿更好》《孤独的手风琴》《金色的小麦》等等。

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伊萨柯夫斯基的《谈诗的技巧》一书，我当时几乎翻烂了，它是指导我去摸索歌曲译配的良师益友。伊萨柯夫斯基把词和音乐比喻为歌曲的双翼，扇动双翼才能高高飞翔。

伊萨柯夫斯基出身于斯摩棱斯克州一个贫农家庭里。14岁就在报上发表作品，21岁出版过3本不大的诗集，1931年去莫斯科任《集体农庄员工》杂志编辑，同时开始了写作歌词。他来自农村，熟悉农村，他的诗和词绝大部分都是描述农村生活的。他喜欢涅克拉索夫和柯尔磋夫的诗，但他笔下的农村却不再有涅克拉索夫式的凄苦悲凉。他以清新温暖的笔调描写纯朴的民风，以风趣幽默的口吻描写农村年轻人的爱情，令读者耳目一新。

1943年他以《有谁知道他呢》《卡秋莎》《边防军人复员归来》《伴送》等作品获第一届斯大林文艺奖，1949年以《诗与歌》选集再度获此殊荣。

为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歌谱曲的人很多，珠联璧合的有3位：最早的是苏联国立彼亚特尼茨基俄罗斯民歌合唱团的艺术指导查哈罗夫，随后两位是布朗介尔和杜纳耶夫斯基。三位作曲家风格各异，因此在传递伊萨柯夫斯基诗歌中的风土人情各有侧重：查哈罗夫凸显的是宽舒祥和的一面，有时候还带点儿小幽默，如《有谁知道他呢》《伴送》；布朗介尔凸显活泼明朗的一面，如《卡秋莎》；杜纳耶夫斯基则凸显柔美淡雅的一面，如《红莓花儿开》。

列别杰夫-库马契（В.Лебедев-Кумач, 1898~1949）

说起杜纳耶夫斯基，就不由得想起列别杰夫-库马契。提到“珠联璧合”这个词，我首先想到的是杜纳耶夫斯基和列别杰夫-库马契的歌曲。

“列别杰夫”是本姓，“库马契”是笔名，是“红旗的一角”的意思。他出身在一个穷鞋匠的家庭里，1917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同时在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刊部门从事写稿工作。

1934年，莫斯科在拍一部音乐喜剧片《快乐的人们》。杜纳耶夫斯基按照导演的要求写了一首进行曲。主题歌的音乐写出来了，但是没有歌词。于是在报上为这首曲子征集歌词。应征的人虽多，但导演和作曲家都觉得不满意。他们希望新歌曲的词能鲜明地表现出当代人和影片主要观众——青年人的思想感情。最后，来了位以写尖锐的讽刺诗出名的诗人瓦西里·列别杰夫，他写出了“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这样焕发着青春热情的歌词，一下子打动了导演和作曲家。从此他们两位开始了心灵契合的长期合作。继后的电影《大马戏团》《伏尔加-伏尔加》《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都有他们俩合作的歌曲。

列别杰夫-库马契的歌词往往含有政治性的内容，但绝不概念化、口号化。他善于把政治性的题材和口号赋予明快的诗化和哲理化的形式。他那警句式格言式的歌词在苏联青年中间有着巨大鼓动力量。例如：

“谁一生和歌曲结伴同行，他无论何时何地不会消沉。”（《快乐的人们》）

“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祖国进行曲》）

“只有快乐才能欢笑，要争取才能成功，只有寻求才能找到。”（《快乐的风》）

列别杰夫-库马契的文风和杜纳耶夫斯基的曲风十分契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他们之前，还不曾有过像这样的洋溢着青春活力和欢乐气息的、体现新时代新人精神风貌的歌曲作品。他们是“苏联群众歌曲”这一样式的缔造者之一。他们的歌曲具有里程碑意义，如今成了俄苏歌曲的经典。

诺维柯夫（А.Новиков，1896~1984）

大约是1954年，我在病床上，莫斯科对华广播正播放着一首不知名的歌曲。低沉的前奏，仿佛从远处飘来一声悠长的叹息：“哎——”男高音仿佛在沉思，在低诉着什么，一下子揪住了我的心。随后男声合唱弱弱地一层层往前推进，仿佛在艰难地跋涉……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首深深烙在我脑海里的歌曲就是诺维柯夫写的《道路》。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在我们的意识中，战争歌曲应该是豪迈的、悲壮的，想不到战争歌曲还可以这样来写。自此，我记住了这位作曲家。

也许是《道路》给我的错觉吧，我一直以为诺维柯夫是位军旅作曲家。后来才知道，他从音乐学院毕业后，除了授课、作曲之外，长期在工厂、学校、农村，当然还有军队，从事组织和指导合唱活动。比如，从1930年到1951年在全苏总工会歌舞团担任了20年的艺术指导。

1958年，我异想天开，冒冒失失给诺维柯夫写了封信。当时我只是24岁的毛头小伙，什么头衔都没有。我说我正在编译《苏联歌曲汇编》，希望得到他的照片以及他获得1946年斯大林文艺奖的5首卫国战争歌曲。过不久，竟然收到了他寄来的签名照片和乐谱。可惜的是，这些极珍贵的资料，这些体现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后来在那个年代被毁之一炬。

诺维柯夫创作了600多首歌曲，我译配过他的《茶炊—火绳枪》《瓦夏，好瓦夏》《黑皮肤姑娘》《哦，红杨树》《生日》《俄罗斯》《河面上吉他琴声悠扬》等等。

诺维柯夫曾长期担任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苏联作曲家协会理事会书记、苏联文化部音乐顾问、全俄合唱协会主席。1964年曾率领苏联艺术家代表团访华，但那时中苏关系已呈剑拔弩张之态。他1951年写过一首歌唱中苏友谊的歌曲《俄罗斯的心飞向北京》，由毛宇宽先生于1961年译配发表。也有合唱团演出过一次，总因是合唱曲，难度较高，又加之“生不逢时”，没有像《莫斯科—北京》那样流传开来。

穆拉杰里（В.Мурадели, 1908~1970）

俄中友协的萨沙同志指着一座有雕塑头像的墓碑，说了声：“穆拉岱里。”我定睛一看，这不是作曲家“穆拉杰里”吗？我们过去是按俄语发音译作“穆拉杰里”，现在想来，他是亚美尼亚人的后裔，又出生在格鲁吉亚，译作“穆拉岱里”显然更贴近原音。

瓦诺·穆拉杰里的音乐作品很多，包括交响乐、歌剧、各种器乐曲和声乐曲等。他也写过不少群众歌曲。他两次获得斯大林文艺二等奖，第一次因《D大调第二交响曲》，第二次，1951年，就因5首群众歌曲：《国际学联歌》《莫斯科—北京》《莫斯科颂》《斯大林的意志指引我们》和《和平战士之歌》。

我译配发表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他的《和平战士之歌》，那是在1953年。从此，开始了我一生的歌曲译配之旅。

至于他的《莫斯科—北京》一歌则创作于194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苏两国结成友好同盟而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苏两国几乎家喻户晓，成为中苏友好的标志性歌曲。

第一段歌词原来是这样的：“中苏人民是永久弟兄，两大民族的友谊团结紧，纯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纯朴的人民欢唱向前进，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方觉得把一位已逝去的领袖和一位尚健在的领袖并列在一起“在听我们”不太妥当，于是把这一句歌词更改为“永恒的友谊在我们心中”。

然而谁想得到，仅仅十来年后，“中苏人民是永久弟兄”“从没有这样牢固友谊”的美好意愿全部化为“梦呓”。六十年代中苏两国交恶，《莫斯科—北京》这首歌从此也失了声。

如今中俄两国结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我国有俄苏情结的中老年朋友以及业余合唱团还经常唱这首歌，但在俄罗斯，几乎没有人再去唱它。

穆拉杰里的歌曲作品极大部分是政治性歌曲，如《和平战士之歌》《党是我们的舵手》《革命只有起点》等。然而世事难料，事过境迁，一些应景歌曲也从此退出了舞台。俄罗斯现在出版的一些辞书中，在“穆拉杰里”的条目下，有关他的歌曲作品，只举出一首《布痕伐尔德的警报》。

弗伦凯尔（Ян Френкель，1920~1989）

弗伦凯尔出名的时候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六十年代，中苏两国开始交恶。我们也停止译配发表苏联歌曲。所以，我们一些中老年乐友们都没有接触过弗伦凯尔的作品。

这位出生于乌克兰、辞世于拉脱维亚的苏联犹太作曲家从小就显露出非凡的天赋。父亲是理发师，会拉一手很好的小提琴。弗伦凯尔从小随父亲学习音乐。长大后，考入音乐学院的小提琴系和作曲系。同时在各类乐队（包括流行乐队）中担任乐手。卫国战争爆发，弗伦凯尔已21岁，他虚称自己17岁，进入了高射炮兵学校。培训结业后上了战场受了重伤。1943年复员后直到战争结束，一直在战地剧团担任钢琴、小提琴或键盘手风琴的演奏。

战后，弗伦凯尔依旧从事演奏和创作（写歌），但直到六十年代，因一曲《岁月》才脱颖而出，后来，不少著名的歌手纷纷要求他出新作。

他最脍炙人口的歌曲有：《岁月》《俄罗斯田野》《飞跑出击》《红莓果》《鹤群》《离别圆舞曲》《吉他和小号叙事歌》和《我心中珍藏》等，弗伦凯尔因此于1982获苏联国家文艺奖。他去世的时候，追授他“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

词作家塔尼契曾这样评价他，说他是“才华横溢的旋律大师，生活中待人接物和蔼可亲。这样的人是没有仇人的”。

弗伦凯尔的歌曲，我译配了不少，其中《俄罗斯田野》和《鹤群》两首最受欢迎。弗伦凯尔的旋律风格鲜有大起大落，大多是如吟如诵，这不仅造成了译配成中文的艰难，而且对于习惯了五十年代群众歌曲风格的中老年乐友来说，也难以适应，不易学唱。

例如1969年创作的《鹤群》。当时，苏联的一位影星兼歌星别尔涅斯读到一首好诗，那是达格斯坦著名诗人哈姆查托夫写的一首悼亡诗。他打电话“逼”着老友弗伦凯尔谱上曲。弗伦凯尔撷取了部分诗行，谱成了一首如吟诵、如沉思的阵亡将士安魂曲。别尔涅斯在战场老兵定期见面上首次演唱了这首歌，一曲终了，场内久久一片寂静，而后科涅夫元帅含泪紧紧拥抱了歌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见过弗伦凯尔在大乐队伴奏下自弹自唱《鹤群》和《俄罗斯田野》的录像。我从没有见过有哪位作曲家能像他那样出色那样深情地演唱自己的作品。

斯维利多夫（Г.Свиридов，1915~1998）

说起格奥尔吉·斯维利多夫和他的作品，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即使专门研究俄苏音乐的学者，怕也是只闻其名而未必接触过他的作品。

他的音乐在西方也鲜有人知。1974年6月，在法国，举办俄苏歌曲节的活动，当地媒体向法国观众介绍斯维利多夫，称他为“最富诗情的当代苏联作曲家”。

但在俄罗斯，他的确算得上是位重量级的音乐家，他的作品体裁遍及音乐各个领域：从交响乐到歌曲和浪漫曲。在俄罗斯舆论界和受众中间，评价很高。

1964年莫斯科电影厂根据普希金的中篇小说《暴风雪》拍摄了一部彩色宽银幕片，并请斯维利多夫配乐。影片上映后，反响平平，但影片音乐受到广泛欢迎，电台和电视台应听众要求多次重播。10年后，斯维利多夫把电影音乐改编成组曲（共9章），题为《普希金“暴风雪”电影音画》，成了音乐会上常演的曲目，驰誉世界。

斯维利多夫在世界音乐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是他的合唱作品。西方称誉的“俄罗斯合唱学派三巨头”：塔涅耶夫、拉赫玛尼诺夫，第三位就是斯维利多夫。

他喜欢采用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巴斯捷尔纳克等诗人的作品来创作合唱曲。他还采用中国古代诗人王维、白居易和贺知章的诗写了一部男中音声乐套曲《游子吟》。

斯维利多夫曾5次获得国家奖，1970年就荣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

1999年6月是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由我创意并担任顾问的、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纪念音乐会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音乐厅举行。我专为音乐会译配了斯维利多夫的合唱套曲《普希金花环》（10章，1980年苏联国家奖获奖作品），由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这是斯维利多夫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演出。俄罗斯驻华大使和文化参赞也出席了音乐会，俄方的报纸和电视都报道了这一盛况。

在音像市场“挥霍”了一把

在苏联时期，音像业非常兴旺发达。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旋律”唱片公司每年出版了大量的古典音乐和当代经典作曲家的作品。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文化管制比较宽松，著名的流行歌手和演唱组以及摇滚乐队的唱片也得以大量出版。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全国经济崩溃，“旋律”公司也濒临倒闭，整个社会弥漫着“反苏”的气息。苏联作曲家当年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电视台和电台不再播放，音乐会上也不再演出，甚至民间也无人传唱。但当时兴起一股“复旧”风，“白银时代”的一些俄罗斯浪漫曲被挖掘了出来，二三十年代的酒吧舞厅轻音乐也重新受到年轻人欢迎。而那些歌曲在苏维埃时代是以“小资情调”“颓废没落”“靡靡之音”遭到批判的。

苏联解体后这段时期，俄罗斯民歌空前的广泛流行，填补了创作歌曲的空白。民间歌手用本色的、俄罗斯土嗓子演唱的民歌大受欢迎，还出版了简陋的盒带，卖得很好。

与此相反，九十年代的中国却掀起一股“苏联歌曲热”。那时候到过中国的俄罗斯人都大惑不解：在他们俄罗斯弃之如敝屣的苏联歌曲为什么却在中国受到狂热的追捧？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叶利钦最初表示不搞庆典活动。后来发觉欧美各大国元首和中国国家主席都表示有亲赴莫斯科参加庆典的意愿，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是提升俄罗斯威望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你想想，叶利钦被各国领袖簇拥在中央，何等风光！

音乐界也赶紧行动起来。“旋律”公司出版发行了3盒90分钟的录音盒带和3张CD唱片，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从开始到结束）的经典歌曲都收罗在内。不料一上市就抢购一空。十来岁的中学生们几乎没有听到过这些歌曲，没想到他们的父兄居然给他们留下了这么丰富的、弥足珍贵的好歌。年轻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演绎这些歌曲，并且爱上了这些歌曲。从此，这些被尘封许多年的歌曲又扬眉吐气了，以新的方式进入电视和广播，登上音乐会舞台，流传在人们中间。

我曾经问过一位俄罗斯小伙子，他的回答是：“这是我们的历史。”

以后几年，凡有朋友去俄罗斯出差或旅游，我总向他们打听音像市场的情况。据说，音像市场已逐年繁荣起来。过去的78转黑胶木唱片和45转、转密纹唱片已被大量精心翻录成CD和录音盒带；过去的经典影片也陆陆续续进行翻修和加工，改制成录像带和DVD碟片，有的还把黑白片加工成彩色片。

这自然是好消息。

在国内从事歌曲译配，最缺的是资料。这事情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中苏两国之间有文化交流协定。我们可以通过国际书店（外文书店的前身）订阅苏联发行的各种报刊，买到苏联出版的原版书籍，而且书价也不是很昂贵。国际书店每月印发一期“新书预订目录”，你只要在你需要的书目上打上勾，也不用付订金，过几个月书到货，书店就会发函通知你。

如此光明灿烂的文化措施到了六十年代中苏交恶就全部中止了。直到现在，只剩下一个甜蜜的空壳回忆。

这次出访俄罗斯，我心里明白：这是生平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亲自去搞些资料来。于是我在国内兑换了1000美元，准备大大地奢侈一把，把平时不舍得用的钱尽数花在购买歌谱、唱片和光盘上。

我事先在网络上征询在莫斯科的留俄学生，他们向我推荐了“戈尔布什卡”音像市场。我转告了库利柯娃，希望她安排日程时腾出半天时间，好让我们去一趟“戈尔布什卡”。

于是日程表就安排在今天。由于我们在新圣女陵园流连忘返，所以午餐以后也不再休息，直奔商场。我们建议库利柯娃去午休一下，不用陪同我们，去商场购物，我们自信应付得了。但她放心不下，而且购物需要多长时间也无法预估，到时候再来接我们，找我们，也耽误了下一项行程。

“戈尔布什卡”规模挺大的，类似我们的小商品大卖场。商场不仅销售音像制品，同时还经销各种音像器材。我们直扑CD和DVD的摊位，摊位上最醒目的、招揽顾客的海报上是美国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惠特尼·休斯登、麦当娜的热销唱片，我们就专门注意营业员身后的、少有人问津的那些碟片。就像饿狼觅食一样，我指着碟片盒上的名称一个一个点名：夏利亚宾、维京斯基、列梅舍夫、柯兹洛夫斯基、舒尔仁珂，还有作曲家作品专辑等等。营业员把唱片一张张抽出来，朋友们帮我一摞一摞垒起来。

在DVD摊位，我就挑了一些苏联早期的影片——格·阿列克桑德罗夫和贝利耶夫导演的音乐故事片等等，正在挑选的兴头上，鲁向东过来悄悄地告诉我，说库利柯娃正在和营业员砍价，说这些大量的碟片都是他们单位采购的。我一听觉得不妙：我买得越多，岂不等于全部都算在他们的账上？我赶紧找库利柯娃，坦白告诉她我带了1000美元，就是专为购买碟片的，我不需要别人为我付费。她简单地回了我一句：“这事你不用管。”

我无心再继续挑选了，只是装模作样再选了一两张就打住了。并且回过头又把已经选好的唱片再理一遍，又退掉了一部分。我叮嘱鲁向东：结账的时候你抢在库利柯娃前面付款。不一会儿，鲁向东过来告诉我，库利柯娃对他说：“这事你不用管。”

我原本还想问问商场有没有卖乐谱的地方。当然，现在也不敢问了。

唉，亲爱的伽莉娜，你是出于好意，但你的好意破了我期待多年的“奢侈”计划。直到回国以后，每想起这件事就深深遗憾，因为我再无第二次去俄罗斯的可能了。

向那伟大的年代鞠躬致敬

苏联卫国战争纪念馆坐落在俯首山上。

我最初在国内的一些文章中看到把Поклонная гора称作“俯首山”，总觉得这个地名翻译得不够贴切。Поклон在俄语里是“点头致意、鞠躬、问候”的意思，而汉语“俯首”的意思就不完全一样。汉语中的“俯首”虽然也是表示“低头、鞠躬、作揖”的意思，但注意一下我们实际上在使用的一些词语：俯首帖耳、俯首称臣、俯首听命、俯首就擒……无一不隐含着“不得已顺从、无奈”的意味。我们去山上“俯首”凭吊死难的英雄烈士，这翻译是不是过于牵强？我倒有个建议：Поклонная гора译作“景仰山”似乎更为妥帖。

这次来莫斯科之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Поклонная гора原是莫斯科西部一座荒废的山冈，山名称作“鞠躬、致意”是古已有之，并不是后来建成纪念馆之后才命名的。山名为什么取名“鞠躬、致意”呢？俄国人自己也莫衷一是。有一种解释：人们来到或离开城市，向莫斯科及其神社鞠躬致敬，从而表达对所在之地的尊重。

卫国战争期间就已经有建筑师建议在此荒山上开辟出一块地方竖立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当时因为正在进行战争，无暇顾及。胜利以后，在莫斯科市内利用旧建筑开设了卫国战争博物馆。由于文物资料越积越多，旧馆已远远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1958年2月23日在俯首山上竖起了一块花岗岩石碑：“此处将竖立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纪念碑的建设筹集了1.94亿卢布，其余的资金由国家和莫斯科政府承担。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破土动工，过程并不顺利，并引发了抗议：数百名绿色环保主义者和极右民族主义分子走上街头抗议，横幅和标语上写着“拯救俯首山”“保护文化古迹”“历史遗址的破坏者应负全责”。所以整个建设工程时续时停，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竣工。

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叶利钦总统原本不打算搞隆重的纪念活动，后又改了主意，决定举办盛大的庆典，并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光临。于是，俯首山上的烂尾工程又重新上马。

1995年5月9日上午，抢几个月时间匆匆完工的纪念馆迎来了第一批贵客。世界55个国家的首脑聚集在俯首山上出席“苏联卫国战争纪念馆”落成典礼，叶利钦总统亲自主持，美国克林顿总统、法国密特朗总统、德国科尔总理、中国江泽民主席等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纪念馆揭幕式上讲了话。

当天晚上，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盛大宴会，这已是本文的题外话了，按理应该打住。不过我发现了一段平时不大容易见到的、蛮有意思的记载，说宴会前，俄方礼宾司告诉中方，凡上午已在纪念馆揭幕仪式上讲过话的领导人，晚上就不再致祝酒词。但是宴会开始不久，主持人便邀请克林顿、密特朗、科尔等人上台致辞，唯独没有邀请中国。接下来的插曲，我照录如下：

我们今天下午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去俯首山的胜利广场。我们远远就望见广场的地标性建筑——高耸入云的胜利女神纪念碑。据资料说：碑身三棱形，仿佛一把青铜利剑，直指长空；碑高141.8米，象征着卫国战争1418天。纪念碑顶部是高举月桂花环的胜利女神，两位小天使在身边吹着胜利的号角。纪念碑下是5层台阶，象征着5年艰苦战争，纪念碑两旁的大草坪上，用花卉拼出了“1941”和“1945”两组数字。

车到停车场，胜利纪念馆副馆长已经等候在广场上了。时间已是下午3点半左右。副馆长是位系着青色领带、穿着正装的高大男士，他致了欢迎词，还再三向我们表示歉意，说馆长本想亲自过来的，因另有公务，就委托他代表纪念馆来接待远道而来的中国贵客。

我们这次在莫斯科的活动全程，都是库利柯娃一手操办的。以她的身份、她的社会地位、她的资历、她的职务（俄中友协常务副主席），我无论参观或造访什么场所，得到的都是最高规格的接待，这每每让我感到受宠若惊。

广场上游人不多，有两对新人在那里拍婚纱照，也有一些当地年轻人在说笑。廊檐下有一支吹奏乐队在排练。副馆长走了过去向他们说了些什么，库利柯娃跟过去也说了几句，他们就朝我鼓起掌来。副馆长问我想不想听他们演奏一曲，我点了一首《斯拉夫送行曲》。

进入纪念馆，厅前是高高的铺着红地毯的台阶和高高的铺着红地毯的楼梯，这回连副馆长本人也得出手帮我一把。我除了连声道谢之外无以表达我心中的感恩之意。

中央大厅的中央是一座青铜塑像。通常我们是用“胜利女神”来作为胜利的象征的，但这里的塑像却是个“胜利男神”——一个大兵。他左手五指伸直伸向天空，右手高举着半截被砸断的镣铐。他脚下花岗岩底座前面的玻璃盒子里展出的是一把由图拉工匠手工铸造的宝剑。大厅的穹顶下是各英雄城市排名的浮雕，围着用橡木雕刻的花环，象征着胜利桂冠。

这个大厅的名称叫“荣誉厅”，也有人按惯例称作“名人堂”。因为大厅两边洁白的汉白玉墙壁上用金子镶嵌上了超过11800个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名字。他们在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捍卫祖国，为了拯救人民，为了赢得胜利，为了世界和平。

我在英雄墙前搜索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的К，一眼就找到了“卓娅·柯斯莫捷勉斯卡雅”，和她的名字紧挨在一起的是她弟弟“舒拉”。

在纪念馆的“悼亡厅”里有一组题为“哀悼之母”的白色大理石雕塑。从大厅宽敞巨大的穹顶垂下来数以千计的黄铜细链，细链上缀满了2660万颗水晶珠，象征着为2660万名死亡和失踪的苏联公民而哀悼的泪珠。

纪念馆收藏并展出了大量关于卫国战争的文物：武器、军事装备、各类军装、各类勋章和奖章、照片、新闻纪录片、战时档案材料、战地信件、文艺作品、绘画、雕塑、图表、宣传海报等等。给我们印象最强烈的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签字文本原件和插在柏林国会大厦顶上的红旗。

副馆长全程陪同我们并亲自为我们讲解。因为我们来得较晚，已没有时间全面参观，只能参观几个主要场馆。副馆长说，馆内还有“立体展示厅”，那是非得参观一下不可的。“展示厅”一共有6间，各有主题，分别是“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围城列宁格勒”“库尔斯克之战”“强渡第聂伯河”和“强攻柏林”。

副馆长征求了我的意见，挑选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厅，吩咐管理员拿来钥匙打开门。

“展示厅”相当于微型的电影院，只是没有观众席。进门就站在黑暗里，面前，隔着栏杆的“舞台”是明亮的，那是一面立体透景画，是由实物、模型、道具、布景，按近景、中景、远景不同的层面组合的。我们凭栏观望的话，挨近栏杆的是形象逼真的军人（蜡人）和大炮、坦克，都是按1:1比例制成的模型；再向前望，模型的比例就按视觉的纵深度作相应的调整；再远，就是画成的烽火连天的天幕。正式展示时，部分模型还会有电能操控的小幅度的活动。各种灯光（探照灯、燃烧的火光）和各种音响（子弹的呼啸、炮弹的爆炸、冲锋的呐喊）从四面八方冲击着你的视觉和听觉，重现了战场的气氛，让每个观众身临其境。耳麦里，讲解员在向你讲述着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事……

当然，我们没有领受到这份立体效果，只是在黑暗的观众厅里想象这样的场面。因为正式“展示”就像电影排片放映，有规定的场次、规定的时间，而我们已经到闭馆的时间了。

辞行的时候，副馆长还认真地对我说，他们的纪念馆不仅仅是悼亡死难的烈士和记载过往的历史，现在已成为年轻一代爱国主义教育和英雄主义教育的基地。军校学生的宣誓仪式或毕业典礼也经常在他们馆里举行。

在回去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盘萦着巴赫慕托娃那首荡气回肠的歌：

列宁山上，“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

从胜利广场出来，时间已经不算早了，但太阳似乎还没有下去的意思，库利柯娃临时动议，带我们去不远的列宁山转一转。

“列宁山”（Ленинские горы）在俄语里是复数，表明它不只是一个山头。那块地方其实有7座高坡，谈不上是“高山”或“山峦”。十四世纪开始建立村落，最初叫做“沃罗比尧沃村”，后来还曾有过“沃罗比尧沃宫”（“宫”不一定指“皇宫”，例如“少年宫”“体育宫”）。列宁去世后才改称“列宁山”，开始大兴土木。尤其在战后，山上更有了大规模的建设，最最有名的就是1948年建成的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简称“莫斯科大学”。1999年，列宁山又恢复旧名“沃罗比尧沃山”。我问库利柯娃为什么要改来改去？她笑着说她也叫惯了“列宁山”。

坐落在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是所名牌大学，这是众所公认的。俄罗斯的名牌大学多得很，但独有“莫大”，独有“列宁山”在当时的年轻学子心中多了份“脉脉含情”的意味，这多半是因为有了多尔玛托夫斯基作词、米留金谱曲的那首抒情歌曲《列宁山》。

歌曲《列宁山》就是为莫斯科大学量身定做的。苏联时期的青年几乎没有人不会唱。我们建国后不久，这首歌也很快被译介到中国来。译配者显然当时也没有到过莫斯科，翻译上留下了“高高的山上”“高峰”这样一些小小的瑕疵，但无伤大雅。中文歌词很快就在我们年轻人中间传唱开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我和库利柯娃就在这没有“高峰”的“不高的山上”，凭栏俯瞰山下掩映在绿叶丛中鳞次栉比的屋脊，转头远眺目所能及的远方那座巍峨的高楼大厦——莫斯科大学。我和库利柯娃就在那夕阳底下拼凑记忆中的《列宁山》的俄文歌词，一边低声唱着。

我曾在北京应邀参加过留苏同学会的一次活动，其中有一个节目就是《列宁山》。当台上歌声起来的时候，台下也跟着一起唱起来。俄文夹着中文，台上台下都唱得非常动情。我看见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两眼闪着泪光。

有一位教授送了我一本他写的留苏回忆录，书名就引用了《列宁山》的歌词：

6月25日

6月25日星期一，上午参观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拜访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会见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茹柯夫院士。下午参观国立尼柯莱·奥斯特罗夫斯基人文中心（纪念馆）。驻足普希金纪念铜像。

意外的惊喜

按照事先排定的日程，今日上午应该去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会见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茹柯夫院士。我是应俄中友协的邀请来参加俄罗斯文化年活动的，到了莫斯科，东道主邀请你见个面，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哪里会想到这背后有库利柯娃藏着的秘密呢。

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是联邦最高教育机构（它的前身是莫斯科高级党校）。即将和我见面的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瓦西里·茹柯夫是这所大学的创办人和校长。他是社会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俄罗斯科学院正式院士、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家。

我们提早一刻钟到了大学门口。同去的还有李宗伦夫妇——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他们是我这次出国访俄的资助人。

在门口又遇见了匆匆赶来的中国驻俄大使馆的一位文化官员。他歉意地对我说：本来是刘古昌大使先生本人来的，因为这些天他忙着筹划后天举行的“北京周”的活动，脱不开身，就委托他代表了。我心想，今天怎么回事，都这么郑重其事？

不一会儿，副校长和校长办公室主任出来把我们迎了进去，台阶+楼梯，一路上和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他们的学校，还说这幢大楼原先是共产国际的办公大楼，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共产国际文物陈列厅”。说着就把我们带进了陈列厅。墙上最高的一排是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各国最高领导人的照片。下面两排是共产国际各个时期活动的图片。再往下直到地板的是玻璃文件柜，柜里是共产国际有关的著作、文献、档案。

在领导人的照片中我只认出季米特洛夫。我对季米特洛夫这位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并无专门的研究，对他的生平经历也一无所知。但是他1933年在德国莱比锡法庭上的大无畏精神让我钦佩得五体投地。有关他和国会纵火案的一部德国电影《魔鬼集团》我去电影院看了5遍，苏联和保加利亚合拍影片《历史的教训》，我看了3遍。每次看着都觉得回肠荡气、热血沸腾。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法庭上的最后发言：

（十六、十七世纪意大利天体物理学家伽利略，因倡导“日心说”被罗马宗教裁判所认定为“异端邪说”而判处终身监禁。）“伽利略站起身来，老泪纵横，嘴里喃喃地说：‘但是地球它仍然在转动着。’是的，我们共产党人今天也怀着同伽利略一样的信念宣告：‘地球它仍然在转动着！’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停地转动，直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审判长气急败坏地猛击法槌，禁止季米特洛夫再开口……我仰着头望着季米特洛夫的照片出神，推着轮椅的李宗伦先生碰了我一下，指着那边另一张照片说：“王明。”王明我已经在新圣女陵园见过他的墓碑了。

我们进了会议厅，茹柯夫院士已经候在那里了。握手，寒暄，双方在长会议桌两边坐定，就像我们在新闻节目常见到的外交谈判一样——我觉得俄罗斯人挺重视仪式感的。

茹柯夫院士先致了欢迎词，他提到了我“数十年来为俄中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因为有了薛范，俄罗斯的歌曲才得以在中国的大陆广泛传播，且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为全体俄罗斯人感动”。接着从桌上拿起一个文本，站起身来宣布：薛范先生为增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和文化合作立下功勋并作出巨大贡献，他代表俄罗斯联邦国家公众褒奖委员会主席团授予薛范“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

该奖章授予一个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我没想到有这等好事。这一荣誉突然来临，我一下子愣住了。我转过脸朝库利柯娃看，她开心地笑了起来。哦，原来她一直严守着这个秘密啊。

于是大家离开会议桌，聚到大厅中央，郑重地举行了颁奖受奖仪式。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官员和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李宗伦夫妇等的见证下，茹柯夫院士亲自把金质奖章佩在我襟前，并且郑重地说了一句：“你是中国的奥斯特罗夫斯基。”

仪式结束后又去餐厅出席宴会。李宗伦先生告诉我，俄国人特别喜欢致祝酒词，果不其然，他们每一次举杯，总有话可说，最后大概所有的由头都用尽了，干脆：“为在座美丽的女士们的健康干杯！”

再次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相遇

一环扣一环。上午接受了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下午就安排参观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纪念馆。

纪念馆在莫斯科特维尔大街14号，那幢公寓大楼曾是这位作家度过一生最后几个月、写作《暴风雨所诞生的》的地方。如果不是库利柯娃带路，而是我们自己去寻访的话，我们绝对想不到纪念馆的外观竟是如此“貌不惊人”。

纪念馆现在的全称是“国立尼·奥斯特罗夫斯基Преодоление人文中心”。俄文Преодоление是“克服，克制、忍住，坚忍不拔”的意思，但从汉语语境来说，这类词是不适宜用作馆名、校名、厂名的。我问李宗伦先生，当地华人是怎么称呼它的？他说好像叫“自强博物馆”吧。把“克服”翻译成“自强”，距离好像远了点吧？但思来想去，确实也找不到更妥帖的名称了。

我们到达纪念馆，馆长、副馆长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迎了出来。纪念馆在二楼，这次总算没有抬着轮椅上楼，而是在楼梯口乘坐“登楼机”。登楼机其实是一台电动升降平台，运行轨道就安装在楼梯扶手上。他们把轮椅推上登楼机固定，开启电源，平台就载着我沿着轨道缓缓上楼。这是我在俄罗斯第一次乘坐登楼机，后来在上海最早建成的几条地铁（例如1号线、2号线）的自动扶梯口也见到了这样的登楼机，才知道它正式学名叫“无障碍升降平台”。

尼·奥斯特罗夫斯基“自强”博物馆里陈列着这位传奇人物从儿时到去世前的生活照片，他戴过的布琼尼军帽、用过的马刀，他用过的餐具、茶具、文具和打字机，收音机和留声机，他的手稿和信件，还有各种不同版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所诞生的》，以及从世界各地寄来的纪念品和邮件。

馆长亲自陪同我们讲解。这些展品其实我都十分熟悉并且感到亲切。我们跟着她转了一圈，忽然发现了一个现象：参观者怎么只有我们几个？我悄悄地问库利柯娃：“自强”博物馆难道冷落到这般程度，竟无人问津？库利柯娃告诉我，今天是星期一，是闭馆休息的日子。就因为我上午得了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下午来参观，所以他们集体加班，就为了接待我这个“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我一听这话浑身冒汗。我知道俄罗斯人非常看重休息日，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歉意和谢意才好。

博物馆玻璃柜里一张照片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是他的妻子拉伊莎坐在他病床边的合照。拉伊莎1956年末应邀来北京、上海等地举行大型报告会，向中国青年讲述奥斯特罗夫斯基不平凡的一生。我和十来个正在自学俄语并且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的残疾青年，在上海《青年报》一位资深编辑的安排下，和拉伊莎在文化广场后台见了面。拉伊莎和我们每个人都亲切地问候了几句，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套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照片。这一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这套照片珍藏到现在该是多么珍贵。可惜，它却给我们带来了麻烦。照片被抄没也就罢了，还要遭到追查：“这个外国人是什么人？你们是怎么勾搭上的？”

还有一个玻璃橱里集中陈列了根据尼·奥斯特罗夫斯基作品摄制的影视片的海报和剧照。《暴风雨所诞生的》是1957年拍摄的，我国有译制片；1981年又重拍了一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2年拍了一部黑白片，1956年又拍了一部彩色片，这两部都有译制片，我都看过；1975年又拍了一部6集电视剧，我们没有引进过。我们中国倒是与乌克兰方合作摄制了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编剧和导演都是中方的，演员和拍摄的场地则是在乌克兰。每一集的片尾曲采用了我译配的一首俄罗斯民歌《远在小河对岸》。2000年2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反响热烈。

2000年5月，第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乌克兰演员“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应邀出席运动会开幕典礼。我的朋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制片导演曹雷女士介绍我和张海迪同他们见了面，一起拍了照。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自苏联解体以后，苏维埃时期树立起来的英雄人物，如奥斯特罗夫斯基、卓娅、马特罗索夫等等，在“揭示真相，还原历史”的口号下，无一不遭到诟病。其实，对于我们一般的读者来说，尼·奥斯特罗夫斯基赞成还是反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是斯大林分子还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们并不在乎，也无意去弄个明白。我们从“保尔·柯察金”身上感受到的是他的真诚友爱，他的正直善良。他是一位有理想、有信念、有奉献精神的人。他对待生活中的挫折、障碍、病痛、死亡和那种百折不挠、乐观进取、坚韧不拔的人生态度是我们做人的榜样。

人活着是要有股精气神儿的。在物欲横流、心气浮躁、追名逐利、娱乐至死的今天，奥斯特罗夫斯基独有的人格魅力呈示出一种朴实的真、朴实的善、朴实的美，尤显得难能可贵。

在结束纪念馆参观的时候，馆长拿出一本贵宾题词册要我写几句话。我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就写了几句套话。现在我已经回国到家了，我是在家里写下这篇文字。如果我是现在和你面对面的话，亲爱的尼柯莱，你猜我会和你说些什么呢？

我们一生经历过太多的苦难，见过太多的虚妄。我已垂垂老矣，没了年轻时的豪情，到了倒计时的年龄。我不在你面前再背诵你那段“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的语录。你不是很欣赏《牛虻》吗？它也是我的至爱。你还记得牛虻留给琼玛的遗书吗？遗书我能全文背出来。遗书最后是一节4行的小诗，那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写的一首《苍蝇》。此时此刻我就把它献给你：

闹市街头的普希金铜像

离开了纪念馆，库利柯娃又带我们来到普希金广场。广场中央的纪念碑基座顶端，披着大氅的普希金，右手插在胸前的衣襟里，低头俯视着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这幅画面，我们在影片里，在图片里已不知见过多少回了。但图片的构图往往只截取普希金的全身像和陪伴着他的那盏古典式的路灯，给我们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而现在，就处在现场，周围是商场、广告、海报、嘈杂的人流。这里已断然感觉不到什么诗情画意了。看来诗人是应该“孤独”的，唯有独处才有知音。

得了，就拍张照片为“到此一游”留个记录吧。

6月26日

6月26日星期二，上午瞻仰列宁墓和红场无名战士墓。下午参观克里姆林宫和武器陈列馆。游览红场。

躺在水晶棺里的是列宁还是蜡像？

提起列宁墓，我们从图片、照片、绘画里见到过无数回了，尤其在电影中，每逢阅兵典礼或者重要的喜庆节日，国家的领导人就登上克里姆林宫红墙边的列宁墓向红场上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它既是供人瞻仰列宁的纪念堂，也是节日的检阅台和观礼台。

从外观来看，列宁墓的外形极像是一个放大了的骨灰盒，由红色的花岗岩和黑色的大理石砌成。列宁1924年1月21日在哥尔克村去世后，苏联政府对遗体做了特殊的防腐处理，安放在水晶棺里供人瞻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斯大林去世后也同样经防腐处理后躺在水晶棺里和列宁并列在一起。列宁墓上的大字也改为“列宁–斯大林”。后来斯大林遭到毁灭性的批判，1961年，他的遗体被撤出陵墓火化，安葬在后面的克里姆林宫红墙边。列宁墓上的大字也恢复原貌。

进入列宁墓是要排长长的队的。当然，我们不用发愁，有库利柯娃在嘛，她和俄中友协的萨沙过去交涉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个工作人员，招呼警卫人员搬开了铁栅栏。因为轮椅、照相机、摄影机都不允许带进墓室，所以都交给了萨沙。库利柯娃把一大束鲜花递给禾青，鲁向东背着我走在前头，邵正如随后，就我们4个跟着前面一批的参观者通过安检口，沿着灯光暗淡的甬道往下走。墓室里没有壁灯，只有一束明亮的柔光照着列宁的身躯，几乎感觉不到水晶棺的存在。墓室里禁止说话，列宁安详地躺着，他究竟是真人还是蜡像，谁能分辨出来？

参观的人流绕着水晶棺转了一圈，便从另一条甬道回到地面。那已是在陵墓的背后，克里姆林宫红墙边依次排列着二十几座苏联历代领导人的雕像和墓丘，有加里宁、斯维德洛夫、捷尔仁斯基、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最后一位是斯大林的。宫墙上还有很多的铭牌，都是苏联时期的大人物，如高尔基、加加林等人，我们都无暇细看了。鲁向东背着我走到出口处，库利柯娃和萨沙已经推着轮椅候在那里了。

我坐定以后，发现禾青捧着的鲜花没有了。我问她：“花呢？”她说都放在斯大林墓前了，因为她只认得斯大林。我不禁笑了起来，是呀，他们这一代人，怎么会熟悉斯维德洛夫、捷尔仁斯基、日丹诺夫这些名字呢？

从暗黢黢的墓室出来到阳光强烈的红场，你如果问我有什么感受，我的回答是：没有感觉，什么感觉也没有。说句大不敬的话：参观列宁墓这一项目是库利柯娃安排的，如果她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对这个项目会婉言谢绝的。

长明火日夜燃烧在无名战士墓上

来莫斯科之前，库利柯娃曾问过我，想参观哪些景点。我提了两处：一是克里姆林宫红墙边的无名战士墓；二是新圣女陵园。

苏联人在4年卫国战争中牺牲了2700万人。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忠贞不二的爱国精神，早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通过许多文学作品、电影和我翻译的大量歌曲深深感动了我也激励着我。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如果有机会去俄罗斯的话，我一定要去克里姆林宫红墙边向无名战士墓献上鲜花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克里姆林宫红墙边起先并没有无名战士墓。一直到1966年12月3日，为了纪念莫斯科战役大捷25周年，从列宁格勒高速公路41公里处的一个乱葬坑里，把一位无名士兵的骨灰转移到克里姆林宫红墙脚下，并庄严地举行了下葬仪式。随后在原地筑起了墓碑。

墓碑是一方大理石平台，上面放置着青铜铸就的不朽的军旗，军旗上是一顶钢盔和一支象征胜利的金色的月桂枝。墓碑中央有两行文字：

墓碑前面的平地上是一颗巨大的五角星（象征军功章“金星奖章”）。五角星中央有个圆孔，日夜喷出熊熊燃烧的长明火。

我们从列宁墓出来正要去凭吊无名战士墓，阳光明朗的广场突然下了一阵劈头盖脸的阵头雨。广场上既无树荫也无建筑物，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幸好，我看广场上许多游客都带有遮阳伞。说来也怪，不到5分钟，阵雨就戛然而止了。炎热的太阳很快就把我们淋湿的衣服晒干了。

我前面交代过，我们19人的旅游团队在到达莫斯科以后暂时分开活动：我们上海去的4人听从俄中友协的安排，而其余的各位按旅游团的日程活动。凑巧的是，今天我们在红场不期而遇了，大家都非常高兴。有人马上告诉我在半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他们15个人到了红场，觉得应该在红场上留个纪念，于是撑开三脚架，架起照相机、摄像机，然后展开“2007俄罗斯中国年薛范俄罗斯之旅”的红色横幅……忽然一下子跑过来好几个便衣，指着横幅厉声问“这是什么？”通晓俄语的方怡连忙向他们翻译、解释。便衣们望着那些不认识的中国字，又用警惕的目光扫视所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像是危险分子，就催促他们“快点！快点！”——总算是有惊无险。

我们19个人在红场“会师”了，相约一起去凭吊无名战士墓。正好碰上守灵警卫换岗，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像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那样。我们静静地看着他们昂首挺胸迈着高步的交接仪式，胸中顿时升起庄严肃穆的感觉。

换岗完毕，我们19个人排着队去向无名战士墓致敬，警戒线的卫兵让我们派代表，不允许全体入内。于是，西安的一位大学教师范永武先生和捧着鲜花坐着轮椅的我作为代表进了警戒线，到了无名战士墓前。范老师曾是复员军人，他推着轮椅，迈着军人的步子，进退如仪。我们毕恭毕敬在长明火前面放上鲜花，深深地鞠躬默哀。我心中默念着我前不久刚翻译的一首维索茨基的诗《无名战士墓》：

离开无名战士墓时心情很沉重，因为我忽然联想起我以前看到的一则报道，说我们国内有些地方把烈士陵园变成了娱乐休闲广场、健身场、贸易集市、养鸽场、菜地，甚至政府主导下的商业开发。当然，上述这些情况后来一一得到纠正，但还有一种形式的“异化”，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关注。

我曾到过某个烈士陵园。陵园的大门口有一方巨大的纪念碑，上面用隶书镌刻着碑文（古文），而且全文都用繁体字，没有标点符号，以至于许许多多前来凭吊烈士的青少年们无端变成了“文盲”，而青少年恰恰是最需要了解历史的一个群体。我曾目睹一队中学生在那里举行纪念活动。女教师让一个学生在队前朗读碑文，学生因为不识繁体字、没有句读而卡住了，年轻的女教师只好自己接着往下念，但磕磕巴巴读了几行也同样卡住了。整个活动就在女教师涨红了脸和学生们的哄笑声中收场。须知简体字在我国已经使用了五十多年，有十多亿的中国人在用，而识繁体字的只是台湾、香港同胞以及海外的部分华人，不会超过一亿人的。不知烈士陵园是为谁而设立的？

陵园两侧是两排碑林，都是革命烈士的诗文，用宋体、楷体、隶书、魏碑、行书、草书、大篆、小篆各种字体镌刻。而其中的草书和篆体，一般人很难辨认，不知所云。既然“不知所云”，也就失去了纪念和教育的功能，——烈士陵园“异化”成了书法艺术博览会。

该陵园内还有一个纪念馆，供奉着烈士们的遗容，每个肖像下面都有中英两种文字的简单介绍。介绍文字为什么要用英文？不就是为了向外国的游客介绍烈士的生平事迹吗？可是那些英文介绍简略得没有了内容，比如，带领八百壮士抵抗日军的谢晋元，照片下的英文就只有生卒年月和军衔。这几个字给不熟悉中国历史的外国游客能留下什么印象呢？这岂不也失去了纪念的意义？

建立烈士陵园的目的，是为了“褒扬先烈精神，教育人民群众”，但如果陵园“异化”成了书法艺术博览会，触目尽是难以辨认的文字、语焉不详的简介，陵园岂不失去了“褒扬”和“教育”的作用，成了装点门面的摆设吗？

我们在没来俄罗斯之前早就听说，现在到了俄罗斯更是亲眼目睹：一对对新婚的小两口（新娘还披着婚纱）在胜利广场、在红场烈士墓前献花、拍照。这是在苏维埃时代形成的一种习俗，如今依旧作为一种传统保留着——一对新人早上去办理结婚登记，接着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然后去烈士陵园敬献鲜花。不过，这样的场面在中国是绝不会发生的。中俄两国的文化差异，我们是绝不会在办喜事的日子里走进陵园的。

“什么事都有可能”

下午参观克里姆林宫，库利柯娃请了一位历史学博士为我们导游讲解。她引领我们去参观了皇家金银衣饰和沙皇乘坐的奢华马车，参观了武器陈列馆、炮王、钟王，还参观了斯巴斯克钟楼、几座记不起名儿的教堂、总统办公大楼、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等等。当然，都只是扫视外表，没有“身入其境”。博士把我们送出克里姆林宫以后便匆匆赶回去上班了，而我们继续跟着库利柯娃游览红场，瞻仰朱可夫元帅骑着高头大马的飒爽英姿的青铜塑像……

以前观看红场阅兵典礼的录像，总觉得红场很大，现在实地考察，才知道比我们天安门广场小得多。

我们干脆就在广场中央，以背后的皇宫、钟楼、教堂、大厦为景，拍了许多个人照和合影照。就那个时候，旁边另一个旅游团有人叫了起来：“这不是我们的薛范老师吗！”原来那是上海文联组团的十几位旅友，是邵正如先生的同事。邵先生还没来得及回应，不料库利柯娃却先叫了起来：“怎么是你们的薛范？他也是我们的薛范！”大家都笑了起来。她又补了一句：“他是我们的‘英雄’！他昨天还刚获得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看着她那种为我感到骄傲的神情，大家又笑了起来。

在汉语的语境中，“英雄”通常是指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例如：董存瑞、黄继光。我们把“江姐”、方志敏称为“烈士”，也不会把焦裕禄称作“英雄”。而在其他领域，我们分别称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也不称“英雄”。但在西方（不光是俄罗斯）语境中，“英雄”一词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大约在8年前吧，上海爱乐合唱团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音乐会，谢幕以后，合唱团邀请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贵宾们和我一起上台和他们合影留念。一位研究历史和民俗学的俄罗斯汉学家，以一口非常漂亮的普通话（比我说得好）对合唱团员们说：“歌词是很难翻译的。我研读过薛范先生的翻译，他是你们的‘英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谓。

我们从上海来的人在莫斯科居然碰到也是来自上海的熟人，他乡逢故知，大家都格外高兴，聚在一起又拍了好多集体照。这也是一段快乐的小插曲。

结束参观活动可早可晚，比如，在红场上再到处转转，多拍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但今天我们却想早点回宾馆，因为我们打算背着库利柯娃去做一件出格的事。

前面我曾提到，这次来俄罗斯我随身带了1000美元，准备购买一批唱片、影视光盘和乐谱，不料在戈尔布什卡选购唱片的时候，库利柯娃抢着付钱，我只得中断购物，连一本乐谱也没有买。对于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今天回来得早，打算再去一趟书店，不要库利柯娃陪同，免得她又抢着付钱。

回到宾馆，库利柯娃在大门口碰到一个熟人，驻足聊天，我们就径直上楼回到房间。我们的房间正好在宾馆大门的楼上，开窗往下望去，看得见库利柯娃还在和人说话。我们连衣服和鞋都不敢换，只喝了几口水。心里越是着急，库利柯娃和那位熟人越是说个没完没了。天知道她究竟说了多长时间，她终于走了。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下楼、出门、上街、拦车。莫斯科的出租车很少，也不容易识别。幸好鲁向东知道，在俄罗斯，私家车也可以载客，而且价格也比较公道。他站在路边扬招，很快一辆黑色的“伏尔加”靠了过来。鲁向东向车主说明情况，希望他把我们送到就近最大的书店。我们4个人上了车，轮椅放在后备箱。我们原本以为万事大吉了，不料其时正是下班时间，一路堵车。“伏尔加”左冲右突好不容易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离开书店关门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书店正门已经拉下卷帘门。

我们谢过车主，飞快地从书店还开着的侧门冲了进去。不顾营业员们诧异的目光，我们一路用俄语嚷着“对不起！”“乐谱！”直达乐谱柜台。我对营业员说了我的要求，她也很快把那些乐谱找了出来。凭我的专业眼光，我只要看到作者的名字和目录，我就能立刻判断出这本歌曲集是不是我需要的。书店打烊最后一遍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结账了。我们抱着乐谱，一路用俄语嚷着“再见！”“谢谢！”在营业员们诧异的目光下逃出书店。

出了书店，精神松弛下来，觉得饿了。上饭店？不敢。我们4个都是初次出国的土包子，不知道俄餐馆怎么点菜，价格昂贵不昂贵，别装模作样进去了，却丢了脸出来。我们只好在沿街的食品商店买了些面包充饥。当时天色还未完全暗下来，心想，好不容易“出门自由行”，爽性就逛逛街，看看莫斯科的夜市，潇洒走一回。

我们记得宾馆的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地铁站，我们只要找到地铁就可以顺利回去。一路上，鲁向东走在前面问路，我们跟在背后笑他专门挑美女问路。路过一条地下通道，我们驻足听了一会儿街头艺人的弹唱。道口有一家专卖唱片碟片的小小售货亭，里面的“古董”（过时的）还不少呢，我挑了几张，突然有一个惊喜的发现。前天在“戈尔布什卡”，我问了好几个摊位，问有没有影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她们拿出来的都是各式各样版本的歌曲唱片，却没有人知道还有一部电影与其同名。影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实是旧俄小说《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现代版，女主演叫阿莉萨·弗瑞因德利赫，可能没有人听说过，但要提起她就是在影片《办公室故事》里饰演那位男性化的女局长，那就广为人知了。现在我在这家小售货亭居然发现了阿莉萨·弗瑞因德利赫的作品专辑，这张光盘里能没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吗？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终于到了地铁口。不能再逛街了，怕误了末班车。莫斯科的地铁下去很深，我们又找不到升降电梯（莫斯科地铁是战前建造的，也许根本就没有升降电梯），如果三个人抬着我的轮椅往下走，既累又耗时间，索性就鲁向东背起我，邵正如和禾青抬着空轮椅，一起急匆匆地往下走，正好赶上一列车厢到站。

我们出站回到地面，天已经黑了，亮起了万家灯火。远远望见马路对面的宾馆霓虹灯，松了一口气。我们就在地铁口的石板凳上歇歇脚、聊聊天。

我们说，莫斯科的地铁看上去很陈旧，远不如我们上海的地铁。早就听说莫斯科地铁的墙壁和穹顶刻有浮雕，过道门边还有各式立体雕像，都是艺术精品，是世界上最美的地铁建筑之一，可惜我们乘坐的那一段路程没有见到。应该花半天时间去好好浏览一番的，不过显然已没有机会了。

我们说，今天的“历险记”，明天是万万不可让库利柯娃知道的。我们擅自出走，万一迷路，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们是她邀请来的外宾，她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邵先生忽然冒出一句：“什么事都有可能！”

我们三个愣了一下，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忍不住都大笑起来。

邵先生没有笑，一本正经又说了一遍：“什么事都有可能！”

这一下，我们笑得更欢了。

他还是自顾自地说：“什么事都有可能！”

6月27日

6月27日星期三，访问莫斯科近郊的列宁疗养地（列宁小山村），午餐后，参观列宁纪念馆。晚上去观看大马戏。

莫斯科郊外的“列宁别墅”

库利柯娃对我说：“你翻译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是还没有去过莫斯科郊外吧？今天就带你们去莫斯科郊外看看。”

她说的就是哥尔克村。Горки，俄语是“小山”的意思，现在正式名称叫“列宁哥尔克村”（或：列宁小山村）。这个村子现在也有一千五六百个居民了。村子之所以命名为“列宁”，是因为村里有一处大宅院（过去是地主庄园），从1921年冬天起，列宁便在那儿带病疗养，直到1924年1月21日病逝。

我们早餐后出发，同行的除了俄中友协的萨沙和柳德米拉，还有李宗伦夫妇。我们路上几乎花了两个多小时。我望着车窗外的沿途景色，浮起一些感触：在我们国家，我们是城市里种树，在城外造林；而在俄罗斯，他们的城市和村庄就建在森林里，正如那首《祖国进行曲》里所唱的：

到达目的地已近中午，这个“郊外”可真是够远的了。

哥尔克村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迎了出来，是位穿着蓝格子衬衫的谢顶的男士。我们彼此介绍、寒暄了几句，他就带领我们去瞻仰后面的列宁纪念堂。

一进纪念堂，又是二十多级铺着红地毯的楼梯，楼梯顶端是一尊架着二郎腿坐着的列宁石像，背后衬着红色的布幔。大家又要抬我轮椅上楼梯，我坚决谢绝了。我们就在底层浏览了一下陈列的照片和实物。随后，负责人就把我们带到公共食堂招待我们吃了午餐。和我们前后到达的，好像还有几个旅游团（不完全是中国的）。饭后，别的旅游团到村子里去参观，而我们登上巴士直接去列宁疗养宅院（为行文方便起见，我把它称作“列宁别墅”）。

“别墅”在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宅院里有3幢两层楼房和一个面积不太大的小花园。“别墅”的负责人迎了出来，那是一位戴着眼镜，身穿素雅的黑衣裙的中年女士，据介绍，她也是一位历史学博士。她亲自带我们去列宁居住的那座楼，并为我们讲解。

我一进住宅的大门，眼前一亮，心里暗暗称奇：这地方我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我们曾经看过无数遍的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场景”吗？

这一间是厨房。那一天，管家伊凡诺夫娜正要煮牛奶，刚把锅子端上炉灶，列宁和斯维德洛夫要在厨房里说事儿，打发她走开一下。

那一间是列宁的卧室，房间中央是一张铁架子的床，床边有一个单人沙发，这些不是也很眼熟吗？那一天，斯大林从前线来探望列宁，列宁正在沙发上打瞌睡，斯大林就悄悄坐在一旁。忽然从桌子后钻出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那是宅院里收养的孤儿娜塔莎。

博士接着又陪同我们参观了列宁的书房，他的写字台，他的钢琴，他的藏书……但是我已经走神。我很感慨艺术作品的影响力。《列宁在一九一八》已是半个多世纪前、我年轻时看过的电影（看过不止一遍），今天到了实地，睹物思情。“列宁”（自然是演员施楚金扮演的列宁）栩栩如生：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他的“谈吐应对”（自然是配音演员的中文台词）清晰如在耳边。房间里的写字台、钢琴，书橱、沙发、会议桌不再是冷冰冰的家具，我的幻觉中，“列宁”（自然还是那位演员创造的艺术形象）就坐在写字台旁低头写着什么，站起身来走到钢琴前抚着琴盖，又转身从书橱里抽出一本厚厚的书来。我仿佛看见他一手插在裤兜里，心事重重地从这一房间去到另一房间……

我不想去看列宁墓水晶棺里那个虽然已死却是真实的列宁，我宁可欣赏在虚构的场景中那个经过艺术加工的生动的“列宁”。

“列宁”就这样活在我们心中。

从“列宁别墅”出来，大家就推着我的轮椅到附近的林子里走走，领略一下“莫斯科郊外”的氛围。乘这个机会，我就把我翻译歌曲时经常碰到的一些植物名称一一提出来请教俄罗斯人。我一生很少接触大自然（除了城市里的公园），我的植物学知识几乎是零。白桦林和垂柳我是熟悉并见到过的，那么橡树是什么样的？枫树呢？花楸树呢？还有雪球花（红莓果）、马林果、矢青菊、覆盆子、蓝莓……

树林子里弥漫着一股草木的气息，这是我们在大城市里闻不到的。我忽然觉得，林子里出奇的安静，除了我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声和脚步声，甚至没有虫鸟的鸣声。就像歌中所唱的：“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儿也不再沙沙响”。不难想象，到了夜晚，仿佛整个世界一片死寂。我们在上海，24小时都生活在各种噪音里，习以为常了。如果搬到这“莫斯科郊外”来居住，耳根清净了，但日子一久，我们还会觉得这样死寂的夜晚很浪漫吗？

马戏场里的烈士纪念碑

晚上的活动项目是去马涅日广场韦尔纳兹基大街的国立莫斯科大马戏团看演出。

我们从“莫斯科郊外”回来以后，稍事休息，随便吃了一口晚饭就上车出发了。这次库利柯娃和俄中友协都没有人来，只派来一辆我们熟悉的车。车子把我们4人送到马戏场，但是入场票却在另外一个人手里。他们彼此用手机联系了一下，得知那位负责票子的朋友被堵在路上了。什么时候能到？天知道！莫斯科的堵车绝不逊于北京。

马戏场是座很大的环形剧场，和我们上海的马戏城相似。司机去和门口检票的沟通了一番，他们同意让我们4人进去待在大门与二门之间的过道（也是观众等候检票入场的休息厅），直到票子送达。

开场铃声响了，观众陆陆续续进场，可是我们的票子还没有到。场子里传来熟悉的《马戏团登场进行曲》，观众休息大厅已经空荡荡了，我们的票子还是没有到。我自己拨动轮椅在大厅里转悠，浏览张挂着的各种海报。突然注意到就在身后还有一块白色大理石的照壁，照壁上镶着金字，大意是：

在这两行文字的下方，用金字镌刻着他们马戏团在卫国战争期间牺牲的几位演员的姓名。

我一下子被镇住了。我面对着纪念壁，我还发现就在我轮椅下面的大理石地面上，仿佛星光大道那样，有三四位杂技明星的名字和相片，其中有一位还挂着“功勋演员”的称号。我就这样坐着，呆呆地望着纪念壁。

票子终于送到了，演出几乎已过了一半。我想，我不必再去记叙马戏演出的节目和观众的反应。世界上所有的马戏杂技演出都大同小异，唯独莫斯科大马戏场那一块镶着金字的纪念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

我后来把我所见的告诉李宗伦先生，李先生在俄罗斯已经生活了许多年，到过许多地方。他告诉我，在俄罗斯的许多企业、工厂、学校、剧院等，进门处都有类似的铭牌记载，人们上班下班，进进出出，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父兄辈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作出了多大的牺牲。

这是怎样的一个民族？

这是怎样的一脉风尚？

这是怎样的一份记忆？

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在我们中国，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家单位的张贴榜上标明：本单位的XXX和XXX等人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牺牲……

6月28日

6月28日星期四，上午参观莫斯科国立特瑞佳柯夫美术馆。下午拜访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会见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巴赫慕托娃。晚上在萨吕宾馆的“老北京”饭店与在俄的中国企业家、各行业工作人员和留学生联欢话别。

在特瑞佳柯夫美术馆蜻蜓点水

如果说在圣彼得堡，至高无上的美术宫殿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那么在莫斯科，无疑就是具有160多年历史的特瑞佳柯夫美术馆了。

未去美术馆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发怵：特瑞佳柯夫美术馆会不会也像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那样，上台阶，下台阶，上楼，下楼？

到了美术馆，多少有点放下心来。整幢建筑外观不是太高，也不是很宽。屋前有一尊巴维尔·特瑞佳柯夫的青铜塑像。想想也是，埃尔米塔什是以皇家宫殿移作展览馆用的，而特瑞佳柯夫美术馆建造之初就是用作画廊，自然用不着像冬宫那样巍峨高大、富丽堂皇。

进得馆里，发现里面远远比外观大得多。虽然仍有阶梯，但不至于像埃尔米塔什那么令人退避三舍了。

巴维尔·特瑞佳柯夫此人，说来也挺有意思的。他是位棉纺大亨，钱赚得盆满钵满的，偏偏爱上了美术。没有听说他本人会作画，但他有很高的美学素养和绝佳的艺术鉴赏力，绝不是附庸风雅。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曾有一批艺术赞助者，他们和当今中国或西方赞助艺术事业的企业不同，不是为了做广告或宣传自身形象，而是一种对艺术家真诚的支持，是不求回报的资助。

巴维尔·特瑞佳柯夫，用现代语来说，就是这样的奇葩。他弟弟谢尔盖受了他的影响，哥儿俩一起热心地收购油画。他们不仅向当代已经出名的画家收购作品，也资助某些具有潜能、但还未出名的、穷困潦倒的画家，并收购他们的作品，这就需要有伯乐的眼光了。

哥儿俩大把大把地花钱购画，不是为了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纯粹是为了藏之名山。巴维尔说：“我这个人真诚热爱写生画，我最高的愿望就是建一个社会的、人人共享的美术馆，让人人能够赏心悦目。”

他们的收藏品都存放在拉弗鲁申斯基巷10号的豪宅里。谢尔盖不幸早逝，巴维尔根据弟弟生前的愿望，于1892年把1800余件私人收藏艺术品连同豪宅一起无偿捐赠给了莫斯科市政府，同时提出要求：美术馆必须永久向人民免费开放。

奇了！原来有钱也可以这样来“奢侈”的；原来有钱人也会有如此的品格，也会有如此的思想境界的，怎不令人肃然起敬！怎不令现代人汗颜！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又将从各地收集到的俄罗斯优秀绘画作品集中到这里，同时不断增加了许多苏联时期的名作，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艺术宝库。国家没有忘记特瑞佳柯夫，美术馆一直以他的名字命名。如今，美术馆又添了几个新馆，共收藏了17万余件十一至二十一世纪俄国（苏联）和西欧的艺术品。直到今天，美术馆还在继续收藏当代画家的作品，对于入选的俄罗斯画家们来说，这无疑是至高的荣耀。

今天我们参观的是老馆，库利柯娃没有给我们安排导赏，也没有陪同我们，她只是待在美术馆前厅休息，等我们最后出来。这倒给了我们分配时间的自由。我们对那些圣像画、王公贵族肖像画匆匆掠过，专注那些描摹俄罗斯大自然的风景画和生活气息浓厚的风情画。从我们的接受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喜爱列宾、苏利柯夫、列维坦、希施金、巡回画派等画家的作品。画廊里最难能可贵的是那些大文豪、大艺术家的肖像画——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格林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穆索尔斯基、柴科夫斯基……每一幅都呈现出他们各自独特的神态和精神面貌。当今的出版物中凡提及以上这些名人而采用的插图，几乎无一不是取自于此。

我在画廊意外发现列宾1879年的一幅题为《索菲亚公主在新圣女修道院》的油画。我在记叙前几天游览新圣女陵园时曾经写道：“据说，彼得大帝的姐姐索菲娅公主当时曾被囚禁并葬身于此地。”今天在画廊居然见到这位公主原来是这副“尊容”。索菲亚公主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女摄政王。她在亲弟弟伊凡五世和异母弟弟彼得大帝年幼时“垂帘听政”，掌控实权。彼得大帝登基后，索菲亚发动政变失败，被囚禁于新圣女修道院的塔楼内，还把她的支持者的尸体悬挂在塔楼窗外。我们从列宾的画上可以隐约看见窗外吊着的尸体。索菲亚公主披头散发、衣裙不整、一脸惊恐……遗憾的是，画廊禁止拍照，我们没能留住这幅名画。

画廊出口处是陈列着画册、画片和纪念品的小卖部，自然少不了装帧精美的《特瑞佳柯夫美术馆名画专集》之类的书，不过我们是不敢买的，一来价钱昂贵，二来重量特沉，给回国的行李增加负担，三来料想我们国内的出版社说不定早就出版过这类画册（包括埃尔米塔什收藏的名画）。不过，我倒是“小儿科地”买了一张拼板图片——伊凡·克拉姆斯柯伊1883年画的《无名女郎》。

《无名女郎》可算得上是特瑞佳柯夫美术馆的专有名片了。这位绝代佳人究竟是谁？至今无从查考。有人说，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宁娜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里的娜斯塔霞非她莫属。画的背景是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她端坐在马车上似乎在和马车前的人对话。矜持自信的眼神，淡定沉稳的仪态，眉宇之间透现出一种内敛的、无可言喻的高贵气质。画像挂在壁上，画像前面会形成一圈无形的气场，一下子把人镇住了……

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巴赫慕托娃

巴赫慕托娃的名声如雷贯耳，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她创作了上千首歌曲，无论男女老幼几乎没有人没唱过她写的歌，她是当今还健在的苏联歌曲大师。

她1958年写的一首电影插曲《歌唱动荡的青春》成了她的成名曲。我1960年把它翻译介绍过来的时候，并不知道歌曲在苏联受欢迎的情况。我也是头一回在谱子上见到“巴赫慕托娃”这个名字。这首翻译歌曲发表后不久，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歌曲也就闷包了。一直到三十多年以后，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全国各地重又兴起“苏联歌曲热”的那些年，我才从乐友那儿得知，当年他们作为上山下乡的“知青”，把我编的《苏联歌曲汇编》随身带到农村、草原、山区、北大荒，在那些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学会了这首歌曲并且传唱开来。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在俄苏歌曲音乐会上听到那些中老年朋友演唱这首歌曲，因为歌曲里唱的不仅是俄罗斯人的，同样也是我们中国人亲历过的“动荡的青春”。

中苏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几乎中断了25年多，关系解冻后，第一首被翻译介绍过来的苏联歌曲《幸福鸟》，其作者就是巴赫慕托娃。

我，作为巴赫慕托娃歌曲的第一个中国译者，于1988年和她建立了通信联系。承蒙她寄来了乐谱（其中有几份是她尚未发表过的手稿复印件）、唱片以及亲笔签名的照片。她还写了这样一段深情的话：

1989年，巴赫慕托娃60大寿，我写了一篇《她永远年轻》发表在《人民音乐》月刊1989年第11期，第一次向我们中国的乐友们详细介绍这位了不起的苏联作曲家。

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互联网的发达，网络上也出现了好些专门介绍俄苏音乐和歌曲的网站，比如这回组团随我一起来俄罗斯旅游的便是“莫斯科郊外”网站的网友。大家聚在网上欣赏巴赫慕托娃各个时期作品的音频和视频，把她的歌曲译配成中文，供大家学唱。

今年年初，得知有可能去俄罗斯，喜出望外。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呀，我请求库利柯娃和一位俄籍华裔作曲家左贞观先生的帮助，约请巴赫慕托娃见上一面。但是反馈的回音始终飘忽不停，巴赫慕托娃实在忙不过来，无法作斩钉截铁的肯定。所以在我们的日程表上只写着一项：“14:00造访俄罗斯作曲家协会”。

午后，左贞观先生来接我们。左先生是位华裔俄罗斯作曲家。他经常在中俄两地来来去去，他既通俄语又通中文，既熟悉俄罗斯音乐界也了解中国音乐界，他为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作了大量的贡献。我和他也相识多年了，我无法觅到的一些歌谱也是拜托他找来的。

今天不知怎么了，路上格外堵车，眼看快到目的地了，而我们的巴士却寸步难行。左先生建议我们干脆下车，从一条小巷穿过去，经过莫斯科音乐学院门口，再拐个弯就是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了。

久仰了，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无数伟大音乐家的摇篮！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拜访你。今天音乐学院有国际赛事，门前人头攒动，锦旗招展，我们也匆匆忙忙和老柴合了个影，留个“到此一游”的纪念。

再往前走，一路上还不时见到一些文化名人的纪念塑像或铭牌。

终于到了俄罗斯作曲家协会。大楼的外观完全不是我预想的那么气派。在苏联时期，苏联·俄罗斯作曲家协会是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音乐家们的最高组织，名义上是社会团体，实质上是官方性质。苏联解体后，苏联作曲家协会不复存在，左贞观先生介绍说，苏联作曲家协会原址已经被变卖，现在的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也不再是官方机构，是作曲家们的自助组织，争取一些基金会的资助以维持日常开支。除了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俄罗斯还有莫斯科作曲家协会和圣彼得堡作曲家协会，也是自助组织。他们各自为政，彼此没有隶属关系。我好奇地问：“那么作曲家该参加哪家组织呢？”左先生说，由各人自愿选择了。

上楼有升降电梯，但电梯间的空间逼仄得连轮椅都推不进去。我估计这是一幢旧楼，原先只有步行的楼梯，后来只能利用盘龙楼梯中央那么一点有限的空间造了这么一部逼仄的升降电梯。我们只好人和椅分家，鲁向东背着我进了电梯，闭上门连转身都困难。轮椅则由他们抬着从楼梯上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乘坐的可能不是载人的电梯，而是货梯。左先生可能见我们抬着轮椅上楼有困难才出此策。）

俄罗斯作曲家协会好像也没有像我们的协会那样有铺着地毯和茶几、沙发的漂亮的会客厅。我们从光亮的地方走进会议室，看不清屋里有多少人，但是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最里边的巴赫慕托娃。她见我们进去，从长桌那一头几乎是蹦着迎了出来。她比我年长5岁，丝毫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

关于这次会见，有一份现成的记载，我就照录如下：

在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会晤巴赫慕托娃

2007年6月28日，星期四，莫斯科时间下午2时，在华裔俄罗斯作曲家左贞观先生引领下，薛范先生一行4人，由俄中友好协会常务副主席库利柯娃女士陪同，应邀访问俄罗斯作曲家协会。

俄罗斯作曲家协会的几位理事早已候在小会议室，薛范先生一进门，一眼就认出了巴赫慕托娃。巴赫慕托娃也敏捷地从长桌后快步走了过来，两人握手拥抱，拍了照。接着一位男士走到薛范先生跟前，左贞观先生介绍：他就是巴赫慕托娃的丈夫——诗人多布朗拉沃夫。他们三人又一起拍了照。

主宾双方在长桌两边坐定。左先生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薛范50年翻译歌曲精选》一书拿给在座的各位看。巴赫慕托娃接过书翻开，说她懂得简谱，并向其他几位音乐家解释简谱是怎么回事。随后进入正题——

下面是当时会晤的录像录音记录稿：

卡泽宁：我们现在在俄罗斯作曲家协会。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争取简洁介绍一下。我们的协会创始人肖斯塔柯维奇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立了协会，他也是第一任主席。我们非常高兴这次等待已久的聚会，也很高兴您能如约前来。这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不用我介绍的阿列克桑德拉·尼柯莱耶夫娜·巴赫慕托娃和她的最好的朋友及合作人尼柯莱·尼柯莱耶维奇·多布朗拉沃夫。我还请到了俄罗斯的外地作曲家协会会员。他们来到这里很想见到您以及提出几个问题。这位是拉希德·卡利慕林（Рашид Калимуллин），来自鞑靼共和国，他是鞑靼作曲家协会主席。博利斯·基谢辽夫（Борис Киселёв）来自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城市下诺甫戈罗德——以前的高尔基城，是当地作曲家协会主席。下面这位是我们音乐界的主要报社《音乐评论报》的代表。坐在我身边这位虽然不是我们协会的，但是是我们文艺界的朋友，现在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纪念馆馆长。她非常喜爱中国。（馆长插话：我们去过中国了。）是的，他们去过了。

卡泽宁：命运的安排，我是从1990年开始领导作曲家协会的。我是卡泽宁，弗拉吉斯拉夫·伊戈列维奇（В.И.Казенин），这是我的名片。我们非常欢迎您。我们也很荣幸有您这样有才华的朋友——为了俄罗斯的音乐家们做出了贡献。我们非常高兴地阅读了有关您的专访，标题是《他把俄罗斯的歌曲带到了中国》。再一次欢迎您的到来。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提出来，解决后，我们就喝茶聊天。

库利柯娃：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薛范先生，今年74岁高龄。他一辈子都是在译介俄苏歌曲。很不幸他2岁的时候就下肢瘫痪。上学时候是他的父母背着他去。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勇敢地读完了高中。读了尼柯莱·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之后，他知道了应该怎么做。中学毕业后，他想继续上大学。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考上了俄语专业。但是因为身体残疾，没有被接受入学。他开始了自学俄语，通过电台、进修班等等。当他考虑今后的生活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俄罗斯的文学著作很多都被翻译成了中文，而且在中国很畅销——有人建议他去翻译歌曲。当时他从广播中听过很多俄苏歌曲，他翻译的第一首歌是《和平战士之歌》。他也是第一位翻译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人。现在中国到处传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是他翻译的。我认识他很久了。我当时在大使馆工作。我一生为了俄中友好尽心尽力。我有很多中国的朋友，但是这位朋友是让我引以为傲的。当时在北京我们经常见面，一起策划演出。现在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站，里面有很多巴赫慕托娃的歌曲，经过了他们的翻译整理，在网上广为流传。

卡泽宁：对不起，请问一下：有没有我们音乐家协会的网站？

库利柯娃：虽然暂时没有，但是我认为以后一定会有的，因为有一群热爱音乐的人在工作。请准许我继续介绍：他还学会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虽然没有俄语好。他一生翻译了将近2000首外国歌曲，其中1000首左右是俄苏歌曲，包括很多不朽作品。前些天我们去了一趟戈尔布什卡音像市场，买了很多光盘。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一个翻译了50多年俄苏歌曲的人，一直没有机会来到俄罗斯，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所以今年我们经过了多方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位是他的助理禾青，是位教师。这一位是上海翻译家协会的秘书长邵正如。还有这位年轻有为的鲁向东先生，建立了《你好俄罗斯》网站，在网络上经常介绍我们的文化。

卡泽宁：正好我们的音乐报也有网站，大家应该合作啊。

库利柯娃：对啊，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定期把你们协会的报纸送给我们，因为我们俄中友好协会暂时没有这份报纸。

卡泽宁：那就说定了。

库利柯娃：我继续介绍：这是一位有着英雄传奇的人。1997年被授予俄罗斯最高国家荣誉的“友谊勋章”；这次来俄罗斯，又被授予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很遗憾他明天就要走了。（卡泽宁插话：明天？）这次我们尽可能地带他去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很多地方。

薛范：我先自我解释一下：我是五十年代开始学习俄语的，当时没有条件也没有很好的语言环境，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俄罗斯人，所以我的口语能力很差，无法和各位直接交流。只能仰仗伽丽娜和左贞观先生为我翻译。我们这次来俄罗斯有两个目的：第一，拜访卫国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向在卫国战争期间做出伟大贡献的苏联人民致敬；第二个目的，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我们心中敬爱的巴赫慕托娃同志。（巴赫慕托娃插话：谢谢！）所以我特地给左贞观先生打了多次电话，请他无论如何要联系上巴赫慕托娃同志。我们中国人对巴赫慕托娃的熟悉程度足以使其他作曲家感到嫉妒的地步。（大家鼓掌。）因为我们对俄罗斯音乐界目前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除了知道巴赫慕托娃同志，其他当代作曲家的状况我们都不清楚。您在中国拥有非常多的崇敬者。

巴赫慕托娃：我说几句。非常感谢和欢迎您的到来，我由衷感谢您为我们的歌曲所做的一切，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让这些歌曲传遍中国。（多布朗拉沃夫插话：也为两国的友好。）是的，也为两国的友好。您说的您知道我这个作曲家，可是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的优秀的作曲家，而且有些已经不在人世了。年轻一些的作曲家的命运很艰难，因为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娱乐圈里有很多商业性质的诱惑——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时期。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创作出来的好歌曲，你们却不知道，因为没有宣传。现在的年轻一代比我们更难。非常感谢您对卫国战争歌曲的重视，虽然那是一场可怕而艰难的战争。我们称它“伟大的卫国战争”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一个就是：所有的男人都去当兵了，其中有不少的作曲家、诗人，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没有蹲过战壕，但是他们在军队的文工团里谱写了适合时代要求的歌曲，这些歌曲是不朽的。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写出来的歌曲都是优秀的，为后来的一批作曲家树立了榜样。所以我也希望并祝愿我的后来者能摆脱生活上的舒适以及娱乐圈里的一些诱惑，心存一些高尚的创作意识，我由衷地祝愿他们。现在的歌曲很大一部分都是商业化流行歌曲，您可能接触不到，不熟悉。我很感谢您的是：我们的老歌曲，现在不光是老一辈的人们在唱，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再一次感谢您所做的一切，而且听说在中国您出的专辑都是带歌词和简谱的那种，我也希望我们也会吸取经验，也做同样的东西。这么好的创意应该普及，我也希望我们会这样。

库利柯娃：你们知道吗，1994年我帮他组织的一台音乐会，约有400人左右参加合唱。合唱团里有商人、学生、公务人员、售票员、工人等等。虽然他们大多不懂俄语，但是唱得很感人。每次演出结束后都要薛范出来谢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切归功于他。[此时有几个人同时说话，听不清楚，无法记录]

[其时，巴赫慕托娃把她新出版的歌曲集和唱片赠送给薛范，并且一一作了介绍。接着多布朗拉沃夫也赠送了他个人的诗集。]

卡泽宁：我想让您知道，我们协会还是在努力工作，我想向您展示一下我们最近推出的3张优秀的专辑唱片，为了纪念我们协会40周年的盛典，其中卫国战争的歌曲占了2张。您对这些歌曲也相当熟悉，并且翻译过。但其中也收入了联邦共和国其他城市的一些歌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录唱这些歌曲的除了老一辈的演唱者，还有不少是新人，他们都是第一次唱这些歌——这里有：彼亚特尼茨基俄罗斯民歌合唱团、芮森（Марк Рейзен）、舒尔仁珂（Клавдия Шульженко）、涅斯介伦珂（Евгений Нестеренко），还有红旗歌舞团等等。在这张专辑《我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моя）中，我肯定您会发现一些您不熟悉的姓名，您没听说过的优秀歌唱家。（把唱片赠送给薛范）正如阿列克桑德拉·尼柯莱耶夫娜（巴赫慕托娃）说的那样：我们的歌曲还活着，还会延续着它的历史。前不久我们举行了纪念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诞辰100周年的音乐会演出。

库利柯娃：您知道吗，他这次去圣彼得堡，还去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故居。

卡泽宁：这些都是专为纪念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诞辰100周年出版的歌曲集和唱片。（又赠送书和唱片）

薛范：我翻译介绍俄苏歌曲已有54年，译介了800多首歌曲。这两张卫国战争唱片中的歌曲几乎已全部翻译成中文了。

库利柯娃：在中国唱的俄罗斯歌曲比我们国家自己还要多。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经常去看合唱团的演出。

左贞观：我想补充几句：比如说我的女儿就不会唱《红莓花儿开》。我们在中国演出的时候，我和乐团的演奏家们说：今天我们要演奏3首中国歌曲。他们问我是什么歌，我告诉他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红莓花儿开》——它们都已经是中国的歌曲了。（众笑）

卡泽宁：我们也可以把《红莓花儿开》的开头改成：“长江黄河边，红莓花儿开。”（众笑）

库利柯娃：昨天我们去了莫斯科郊外的列宁的哥尔克村，他问我们雪球树是什么样的，花楸树是什么样的。很遗憾花期过了，只能找到几个花枝。后来我们去了特瑞佳柯夫美术馆，那条街上有些老太太在卖一小杯一小杯的马林果，我给他们所有人买了一份。他问我：什么时候再能尝尝（雪球）红莓果和花楸果，我告诉他很遗憾，只能在秋天吃到了。（杂音，无法记录）

薛范：我介绍过的苏联作曲家，早期的有查哈罗夫、杜纳耶夫斯基、布朗介尔、博戈斯洛夫斯基、莫克罗乌索夫、弗拉德庚、弗伦凯尔、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等等。过去我是把苏联作曲家的歌曲翻译成中文，后来举办音乐会，把这些歌曲用中文演出，再后来通过电视和广播，现在又通过网络在传播。现在中国有一个网站叫“莫斯科郊外”俄苏歌曲爱好者语音室。这次有一个代表团和我一起来到俄罗斯。我们在网络上举行过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还举行过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诞生5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不久前还举办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诞辰100周年纪念音乐会。而现在，我们正在筹备巴赫慕托娃作品的网络音乐会。我们在圣彼得堡特地去拜访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故居，我带来了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歌曲的中文译本，留赠给他的故居。今天，我还特地带来了我们翻译的各个时代俄苏歌曲的中文译本，还有巴赫慕托娃歌曲的中文译本，赠送给各位。还有，这次和我一起到俄罗斯来观光的“莫斯科郊外”网站的几位网友，也带了一些小礼物，委托我送给他们最最崇敬的巴赫慕托娃同志。

巴赫慕托娃：谢谢，谢谢。

库利柯娃：刚才来的路上堵车，我们怕误了时间，就下车走过来的。那些礼品，还有他带来几本过去出版的书想送给大家，都留在车上了——柳德米拉已经去取了。

卡泽宁：在俄罗斯的“中国年”，值得一说的就是有些人，不论在什么时候，为了俄中友好和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和来自鞑靼共和国、下诺夫戈罗德的朋友和您见面，我认为是今年最重要的事情。

薛范：还有，我们只熟悉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至于其他地方的歌曲我们很少了解。（对鞑靼作曲家说）希望你们把你们的歌谱给我，我们把它们介绍给中国人民。

库利柯娃：明天《俄罗斯》电视台摄制组来我们俄中友好协会采访，正好可以讲一讲今天的这次会面。

巴赫慕托娃：最重要的是应该讲讲他自己，他所做的才是最让人钦佩的。

薛范：（对巴赫慕托娃）您知道中国人最早熟悉您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巴赫慕托娃：是《歌唱动荡的青春》吗？

薛范：中苏关系解冻以后，第一首介绍过来的苏联歌曲，就是您的《幸福鸟》（巴赫慕托娃和多布朗拉沃夫高兴地笑了起来）

巴赫慕托娃：我说一下《幸福鸟》是怎么创作的。明年中国要举办奥运会了。20多年前，在俄罗斯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所有的歌曲都是我写的。当时也有中国的代表团，他们很奇怪：为什么俄罗斯代表队里有作曲家跟着。当初为了找到灵感，我和所有的队员都见过面。因为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成功所在。就是那个时候写出了开幕式、闭幕式的主题歌曲。（薛范插话：《告别莫斯科》）对。奥运会之后，还要为奥运会纪录影片写歌。这是按照惯例：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家在奥运会之后，必须拍摄一部与奥运会有关的影片。明年的中国也会拍摄这样的影片。我还记得在影片的结尾，是一群年轻人在一个广场跳舞，用的音乐是当时很有名的德国“成吉思汗”演唱组（Dschinghis Khan）的歌曲（敲着桌子唱了几句：莫斯科Moscow莫斯科Moscow哒哒哒—哒—哒哒……）制片人问我，整个影片都是您的歌曲，为什么到了最后就是外国人的了？难道不能再写一首么？我们当时就很高兴地答应了。要我写一个跳舞的歌曲，还是第一次，感到很有趣。找了一个很好的流行乐队演奏了这支曲子。后来这部片子荣获了国家奖。有很多同行说：呸，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曲子！我告诉他们：小心点说话，这可是获得国家奖的！（大笑）哈哈！

卡泽宁：我非常相信我们的友谊会延续。以后会有新的作曲家、新的歌曲。虽然很难再出现像索洛维约夫-谢多伊和巴赫慕托娃这么杰出的作曲家。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很多民族。我们也尽力让每个民族都保存民族的特色，比如蒙古的“长调”、“呼麦”是很独特的。我极力反对泛全球化的那种事情。我非常希望每个民族都能有自己的民族魂。（喀山作曲家插话：我们一起去游行抗议，反对泛全球化）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一出现，马上就有几种语言的版本，分辨不出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低俗化，这是个很可怕的悲剧。（薛范插话：某些人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不一定是西方化，比如说：法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那么多优秀的歌曲，不能让它们失去啊！意大利、西班牙的名曲，所有的一切是全球性的有民族特色的。糖可以是一个味道，饼干也是一样的。（巴赫慕托娃：那可不一定）那可能您不喝茶，可能他不是绿茶。哈哈。

薛范：现在中国歌曲也面临着和你们差不多的情况。我们的歌曲受西方影响也不算小。在我们的广播和电视里，美国上个月的排行榜歌曲，我们这里已经播放了。但是俄罗斯的音乐在我们的广播和电视里很少介绍。现在，由于去年有一个“俄罗斯年”，今年有一个“中国年”，开始重视起来了。我们有些流行歌手模仿俄罗斯的音调写了几首歌曲，非常受欢迎。这说明我们的年轻人还是能接受俄罗斯歌曲的。我刚才提到的“莫斯科郊外”的网站还成立了一个翻译小组，翻译了一些新的俄罗斯歌曲。尤其是巴赫慕托娃的歌曲《我苦难的祖国》《俄罗斯姐妹》《俄罗斯圆舞曲》，哦，还有一首《我要留下》。这首歌曲我们在演唱的时候都情不自禁掉下了眼泪。

巴赫慕托娃：那一首歌是我十多年前写的。有位妇女给我写了一封信。她从库尔斯克寄来很长一封信。在最后写道：感谢您在这个动荡的时期没有离开我们。

多布朗拉沃夫：当时收到过很多信，都是说“感谢你们没有离开祖国”，但是也有说出国的那些才是优秀的。于是我们写了这首歌。非常感谢您把它翻译了。（掌声）

巴赫慕托娃：非常抱歉，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场音乐会，我们必须走了。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见到您。

（纪录稿由娜杰日达和尼克莱翻译整理）

会晤结束以后，大家在一起为这次的“难得一聚”合影留念。巴赫慕托娃夫妇匆匆走了，我们也向协会的其他作曲家告辞。左贞观先生带我们去后面一幢大楼参观协会的乐谱资料库。

苏联解体以后，苏联作曲家协会的资产遭到变卖（我猜苏联作家协会和其他协会的命运也一样）。所幸的是，乐谱资料库虽几经迁移，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没有被扣上“封资修、大洋古”的罪名毁于一旦。

左先生告诉我，我多年来陆陆续续向他求助的歌曲谱，他都是在这里找出复印的。

资料库不是图书馆，所以除了书架还是书架，没有读者的阅览厅。我们六七个人进了门廊就显得拥挤了，我也就不再往里去，所以我也没有看清资料库究竟有多大。

左先生把负责人请了过来，介绍了一下，寒暄了几句。近旁办公桌后边的人也纷纷站了起来，点头微笑致意。负责人问我有什么需要，他们会尽心尽力相助。我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也想不出需要什么歌谱，何况此刻已临近下班时间，我不想多打扰他们，便告辞了出来。

辞别俄罗斯的前夕：迎来送往晚会

明天就要结束俄罗斯之旅，打道回国了。今晚是在俄罗斯的最后一晚。“老北京饭店”的宴会厅今晚灯火通明，舞台上方张挂着“旅俄华人热烈欢迎薛范先生访俄”的横幅，这是由莫斯科华人联合总会和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出面特为我举办的欢迎会也是欢送会。

我们旅游团的其他15位旅友也被邀请来参加晚会，终于又重逢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几天未见，大有“如隔三秋”之感。他们当晚就要赶去机场，他们的旅程比我们提前一天回国。

参加晚会的还有全俄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俄罗斯莫斯科中华商会的代表，在俄的访问学者、留学生和实习人员代表，中国驻俄大使馆代表等。

晚会开始，先由东道主李宗伦先生致辞，他说：“尽管人们来自各方，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俄苏歌曲爱好者，唱的都是薛范的歌。”接着是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柯娃女士致辞，随后是在俄罗斯工作的华人代表发言，最后是我致答词。大家都说了些什么，我想人人都猜想得出来，反正都是场面上的话，我就不在这里浪费笔墨了。

今天来参加晚会的华人临时凑成一支合唱队，上台演唱了几首我译配的俄苏歌曲。我们的旅游团也自告奋勇，出了几个节目：方怡（青岛）还特意换穿了俄罗斯民族衣裙，用俄语边唱边舞了几首俄罗斯民歌；艾剑青（青海）用中文唱了一首《俄罗斯》。艾剑青不是专业歌手，唱得不怎么样，而且还有错音，但这一次唱《俄罗斯》，唱得特别动情，连我都被打动了。

晚会结束以后接受了正在莫斯科的新华社记者和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光明日报、文汇报和俄罗斯通讯社记者的采访。新华社后来发了一段报道，篇幅不长，录以备考：

新华社莫斯科6月29日电（记者周雯、刘轶芳）

载《人民日报》（2007-07-02第07版）

6月29日

6月29日星期五，上午在俄中友好协会与驻会工作人员和友好人士座谈话别。午餐后，即赴舍瑞梅切沃国际机场，打道回国。

热气腾腾的话别

今天要最后告别俄罗斯了。上午，安排我们在俄中友好协会做最后的话别。

俄中友协坐落在莫斯科纳希莫夫大街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大楼内。一进会场，望见正面墙上，上方是俄中两国的国旗，国旗下面是一幅万里长城图，左右两边挂着鲜红的中国结。下面，讲台的正中是一尊孔子的塑像。

环顾四墙挂着的，满满是“中国元素”……哦，不对，用词不确切，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来自中国的各种纪念礼品：扇面、字画、彩灯、条幅、中文书刊、唱片、衣裳、饰物、陶瓷器皿、小摆设、泥人、工艺品……

今天来出席聚会的是俄中友好协会的驻会工作人员和友好人士，库利柯娃给我一一介绍。我有脸盲症，我一个也没有记住谁跟谁。不过从他们的年龄（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从他们的神情，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友好之情。有几位胸前还隆重地佩着几枚军功章，当然，我今天也隆重地佩上了友谊勋章、俄中友谊奖章和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

没有想到的、也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居然在这会场上见到罗高寿先生。罗高寿大使离任回国以后一直住在外地疗养地。得知我到了俄罗斯，他特地赶来莫斯科和我最后见上一面。

“薛范同志，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在俄罗斯愉快吗？”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我望着他慈祥的笑容，望着他的眼睛，想起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那是在1995年11月27日，当时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我的《1917~1991苏联歌曲珍品集》新书发布音乐会。罗高寿大使主动表示愿意出席音乐会，并愿意在音乐会上致辞。得知这个消息真有点儿受宠若惊。我坐着轮椅在舞台中央，罗高寿大使就站在我的左边。我发言的时候，放在我膝盖上的新书滑落到地上，罗高寿大使弯腰捡起来拿在手里。轮到了他，他用中文致辞，热烈祝贺这本歌集的出版，接着说：“这本歌曲集的编者是一位为苏联歌曲的传播和推广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翻译家薛范同志，这本歌曲集的出版是薛范多年艰苦奋斗的成果。他对于俄罗斯和苏联歌曲怀着深厚的感情，并投入了全部热情。请允许我衷心感谢薛范同志，感谢他多年来为我们的友谊做出的──我敢这么说──是杰出的功绩！”

一晃12年过去了。我问他：“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吗？”

“清清楚楚记得。”他又是紧紧握住我的手。

话别座谈会开始，我被邀请坐在主宾席，罗高寿先生坐在我的右边，我的左边是李宗伦先生。库利柯娃作为会议主持人兼当翻译，站在我们身后。轮到我发言，我谈了这几天游览俄罗斯的感受，我特别提到在莫斯科马戏场看到烈士纪念碑时的震撼。我说：

“不记得是哪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不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个有出息、有希望的民族。’我要向俄罗斯人致敬！”

我最后说：“我们两国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希望我们两国永远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坐在我右边的罗高寿先生突然用中文大声地插了一句：“永不为敌！”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全场为此举杯。我心里一动：哇，我也学会了外交辞令，我也是“外交家”了。

库利科娃把5天前我们在戈尔布什卡商场采购的唱片和光盘，满满两纸箱，作为俄中友协的礼物正式赠送给我。我很高兴地收下了这份厚礼。

散会后，还有好几位初次见面的俄罗斯朋友来和我话别，他们送了我一些工艺品和书。有一位女士送了我一本32开本的诗集《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浪漫曲》，真让我爱不释手，我后来一直留在身边。

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和一些陌生的朋友，却是一次热气腾腾的聚会，尽管我们的肤色和语言各不相同，但从投来的眼神和微笑，彼此都能感受到暖暖的情意。若不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要进行采访，大家一时还不会散去。

电视台来的是两位小青年，只要求我谈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开始翻译介绍俄苏歌曲的，以及俄苏歌曲在中国传唱的情况。我自作主张加了一句话：“据我知道，俄罗斯几乎无人熟悉中国的歌曲，我希望俄罗斯今后也会有人翻译介绍中国的歌曲。”

采访完毕，回头再看会场，人已经走空。突然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涌上心头。

咦，我究竟丢失了什么呢？……

我把心儿留在俄罗斯了

我们在远东研究所的大食堂用了午餐。午餐后稍事休息，库利柯娃一转身不知从哪里变出一束青蓝色的小花送给禾青，搂着她，也不考虑选什么背景，就靠着食堂的墙要邵先生给她们拍照。朝夕相处了六天，如今是依依惜别。库利柯娃说，这青蓝色的小花，俄文名称незабудка，她不知道中文怎么称呼。我说，叫“毋忘我花”，禾青听了感动得“一塌糊涂”（沪语：感动至极的意思）。不过这里没有一丝伤感的意味，我反倒觉得有点儿忍俊不禁。

邵正如先生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莫斯科，库利科娃女士自始至终陪伴着我们，她既做导游，又当翻译，又关心我们的饮食起居……作为一个俄中友协的领导，她付出太多了，但她事无巨细，乐此不疲，数十年如一日。她热爱自己的祖国，也热爱中国人民。在她身上凝聚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这次俄罗斯之旅，我们亲眼看到了俄罗斯人民对我们的友好，不论老一辈还是年轻人，他们的友好表示，我们是亲身感悟到了。”

是呀，这方面我的体会更深。库利柯娃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就作为外交部译员来苏联驻华大使馆实习。她在国内的时候，长期在苏中友好协会工作，并经常作为苏联访华代表团的译员来到中国。后来升任苏中（俄中）友协副主席和苏联（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更是长期留在中国。她的职务比大使自由和宽泛得多，更是广交中国朋友。她一头金发，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待人接物热情爽朗，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如鱼得水。

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俯下身子来了个拥抱贴面礼。以后每次见面，都是如此。我后来注意了一下，她对别人（包括女性）也没有这样。我的北京朋友李绥玲告诉我，库利柯娃曾对她说，薛范真的太不容易了，他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处境，做出了这么了不起的成绩，那要多大的毅力啊。他是你们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我很钦佩他。你们也要好好地帮助他，关心他。我和她相识12年，交往了12年，我体会得到她对我的关心出自于她内心对我深深的同情。

这一回我们相处了六天，我很惊讶她旺盛的精力。她只比我小一岁，每天陪同我们来回折腾。景点之间的旅程都比较长，路上又经常堵车。我们几个人坐在巴士上都困得打瞌睡，可每次睁开眼，总看见库利柯娃目光炯炯地望着前方，没有一点倦意。

再细细想想那份活动日程表，前后安排得顺理成章、有条不紊，显示了她的组织能力。许多细节考虑得十分周到，比如说，去某些纪念景点，她早就准备了鲜花，而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

我们在远东研究所食堂吃罢了午餐，她就敦促我们上路了。我心里还在暗想：飞机要在夜里起飞，我们有必要这么早就上车去机场吗？

今天是星期五，一周工作的最后一天。一路上都是去城外的车队，车堵得厉害。开开停停，足足开了4个多小时才到达机场，距离航班起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在国外机场人地生疏，全靠库利柯娃指点。她还忙着帮我们行李打包、托运，帮我们把剩余的卢布兑换美元，疏通出境事宜……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登机口已经开始检票了。今天这些过程如果没有她在，我们说不定就耽误登机了。望着她满头大汗，我们只是连连地道谢。她一下子抱住了我，紧紧贴着我的脸，我感觉到了她臂弯的力量。

上飞机以后，朋友们告诉我，他们看见库利柯娃的眼圈也红了，眼睛都湿润了。

是呀，当时我也很动情。这一份友谊刻骨铭心！

我望着舷窗外暮色中的机场，默默无语。待飞机在跑道上滑动，轻轻一抖动一下子离开地面的时候，怅然若失的感觉一刹那间又涌上心头。我忽然想起一句英文歌词来：I Left My Heart in ……

尾声

平安抵达北京，下了机场，取全了行李，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大家都觉得累了。转道去北京火车站，时间尚早，干脆就在机场的候机大厅多休息一会儿。他们各自去买饮料、上厕所，我在座位上看管行李。不一会儿，瞌睡虫爬上了眼皮儿，也就顾不得雅观不雅观，蜷缩在座位上打起瞌睡来。鲁向东拍下了这幅照片，发到网上。一位在北京机场工作的赵天慧女士竟掉了眼泪，她觉得她没有尽到责任。她说为什么不和她联系呢？机场有专属宾馆，她可以安排我们好好休息一下的。为什么要蜷缩在座椅上睡呢？

嘘，薛范先生疲倦了，别去打扰他，让他去做一会儿好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