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前言

胡适（1891—1962），安徽省绩溪县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和教育家。胡适幼年在家乡读私塾，九年时间，除了学习传统的蒙学书籍外，课外偷着阅读了几十部白话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薛仁贵征东》等。这些书使他开扩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思维与表达的能力，这对他后来提倡白话文，可说是播下了种子。

1904年，胡适到上海求学，先后就读于海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等校。在这些当时称之为“洋学堂”的学校里，开始接受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学习英语及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刻影响。

1910年胡适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官费生，当年夏天出国。到美国后，他进入康乃尔大学，先是学习农科，后因没有兴趣，改入文科。文科毕业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哲学，受业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门下。

胡适留学美国7年。在此期间，他虽身居国外，但对国内的形势还是很关心的。那时，辛亥革命虽然成功，民国建立，但国家仍处于贫穷落后之中：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势力残酷剥削和压迫，民不聊生。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后，国事更加险恶。胡适认为今日之事，决非剜肉补疮所能收效的，必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上着手。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道：“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留学日记》）可以说，早在留学期间，胡适就决定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1917年夏，胡适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旋即应北京大学之聘，回国任教。9月到北大任文科教授，在校长蔡元培及文科学长陈独秀的领导下，他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很快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在教学方面提出过许多改革方案，如设置各科研究所、实行选科制、提倡教授治校等等，都先后被采纳并付诸实行。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许多论文，阐述他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主张。

1918年1月胡适发表《归国杂感》，文中对当时的中小学课程设置不切合实际，提出批评和建议。他说：“我这回回家，看到家乡小学堂经费不足，但他们却能花六十块钱去请一个中学生来教英文、唱歌；又花了二十元买了一架风琴。其他课程也很齐备：有图画、国文、体操、修身等等。胡适认为，在这山区里的小学教英文没有用，也学不好，倒不如学些实用的，如农家常识、蚕桑常识等等。“修身”课大可不必，风琴也不要买，这些钱可以省下来，到乡村里找个会吹笛子的，唱昆腔的人来教。所以他说：“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之后，他又在《实验主义》一文里强调说：“教育事业当养成实事求是的人才，勿可读死书。”从上所述，可见胡适的教育思想，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实际出发。(https://www.daowen.com)

其次，胡适教育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高等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办不好，初等教育也办不好，因此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办大学及研究所上。他对中等教育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学课程与社会脱节，所学非所用，因此学生毕业后，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有鉴于此，他主张限制普通高中的发展，而集中力量办好职业学校与师范学校。这个思想在1922年全国学制改革会议上，他提出并反复申述。后来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作出决议：中学教育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路，师范教育包括在职业教育内。中等教育提倡多设初中，分高中与初中二级，或合设，或分设。这次会议改革重点在中学，从全国范围来说，结束了辛亥革命以来，在教育上的混乱状态，缩短了学制，提高了中等教育及师范教育的水平；小学国文改为国语，中学加强了人文科学和理科的课程。这些都是反映了“五四”以来，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胡适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并参与执笔定稿，为新学制方案做出应有的贡献。事实说明他不仅重视高等教育，而且对中等教育的一些见解也是十分中肯的。

此外，在治学方法上，他从实验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一套主张，归纳起来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他认为这个方法对研究学问最为可靠，并强调要时时刻刻检讨自己，以养成做学问的好习惯。为了说明问题，他又提出“勤、谨、和、缓”四个字来要大家遵守。他说：这是古代做官判案的秘诀，但拿它来做学问也是十分有效的。我们有了好的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胡适以上的见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当时的学术界、教育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再次，胡适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主张教育脱离政治。他认为：学校是个学术机关，不应该滚到政治旋涡中去；“罢课”是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的事。因此他不主张学生参加校外的政治活动，同时也反对学生罢课。他经常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并称，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常引用法国巴斯德的故事，来开导学生。他称赞说：“此人是我们的模范，这是救国。我们要知道既然在大学内做大学生，所做何事？希望我们同学们注意，我们的责任是研究学术以贡献于国家社会。没有科学，打战，革命都是不行的。”（《科学救国》）基于以上的认识，所以在每次学生运动中，他都反对学生上街游行、罢课的爱国行动。但他又不敢过分干涉，有时学生被打，他也表示同情，批评政府用暴力镇压学生的不是，可又不敢得罪政府。总而言之，他的基本立场，与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国民党当局是一致的，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同：国民党政府是采取镇压的办法，而他是从中调和，以维持其现状。上述思想和行为，充分反映了胡适资产阶级的教育观，在当时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中，是有不良影响的。

在政治、文化思想方面，胡适是一个醉心于西方文化，服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人。他对马克思主义向来是表示怀疑与反对的，因此在二十年代与李大钊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之后，他的政治态度一直未有改变。在1948年国共两军决战时刻，他毅然投奔美国，最后回到台湾，说明他仍坚持其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与国民党保持一致。以上的言论和行动，严重地影响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

胡适一生的精力，极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北大：他自1917年回国后，深得校长蔡元培的赏识和信任，并视为得力的助手，事无巨细，多征求他的意见，随之委以重任，在北京大学一直是有职有权的人物。他到校后头年任哲学研究所主任，次年任英文部主任；1919年任代理教务长，翌年转为正式教务长；1922年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蔡元培举他为编辑部主任，主编《国学季刊》，还兼任校务委员等职。他先后在北大任过五个系的主任：即哲学、外国文学、英国文学、教育、中文等系的主任。1931年北大“中兴时期”他又出任文学院长；1946年任北大校长，直到1948年底为止。以上经历，可看出他的作用和影响，并非一般人可比的。他对北大的教育改革、学术贡献；他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对青年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他培养及受他影响的学生，后来在学术界各个领域里，都成为很有名望的专家学者。胡适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就是在世界学坛上也是备受尊敬的人。他一生在国际上得到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且早被列入世界名人之列。这些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而他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北大的范围，在全国都是起过作用的。他所留下的教育论文，多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我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它有时代的烙印，值得我们后人批判地研究与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做到古为今用。

编者　199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