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婚姻

古希腊一位喜剧作家亚里士多芬（公元前四四八—三八〇）说过一个具有深意的故事，谓诸神造人，初时是两性合一的，那就是一身而兼具男女两性。这种两性合一的人初时度着异常愉快与和谐的生活。后来不知何故开罪于神，神加以惩罚，把他分割为半体的两个人，一男一女。从这时起，人即变为半体的不愉快生物，无时不渴望复合为一体。但是一对的半体人往往结合错了，原来他们并不是从前给神从整体分割出来的两个半体。这样勉强而错误的凑合，自然会产生不安、不满和摩擦，于是结合之后，又不免要离异。但如两个的半体人配合得当，他们在本能上便立即认识其本来真相，于是充满了和谐与亲爱，成为美满的夫妻。

基于这样一个寓言，英美在习惯上通常称妻为“较优的半体”Better half。

又由于同一寓言，可以证明夫妻的关系当以爱情、平等及恒久结合为其主要条件。

爱情具有神秘性。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称它为“盲目的，爱之极者不可能察见自己的痴迷”。德国文豪贝灵豪森Von Munch-Bellinghausen则描写为：

两个灵魂只有一个思想，

两条心作同一的跳动。

前者形容痴情，后者极言深情，虽表面各有不同，然皆出自真情则无疑义。因此，婚姻的第一条件当为爱情。美国佛兰克令有一句名言“婚姻苟不基于爱情，则爱情将不属于婚姻”。于是夫妇之道苦矣。

关于夫妻的平等，则尽管许多外国人指摘我国重男轻女，但在夫妻的关系上，我国在很古的时候，已有相当的平等观念。“妻”字的意义，据说文为“与己齐者也”。礼记也有“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又礼记哀公问：“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则因妻为父母所主婚，故有特别尊重之必要。其在另一方面，即中古以前的欧洲，习惯上妇女在幼年依赖其父母，在青年依赖其夫，夫死则依赖其子；她如果没有儿子，则依赖其夫之男性最近亲属。此与中国旧日的三从又有什么不同？迟至宗教改革之时，马丁路德才开始说：“婚姻为生育与教养儿女的准备，而这些儿女是仿照上帝的形状而长成”。他强调：“父母之慈爱与上帝之慈爱相似，儿女即在此种慈爱之下发见圣心的肖像”。从此以后，夫妻的关系遂被认为具有神圣的使命，妻的地位才获得尊重。(https://www.daowen.com)

所谓恒久的结合，则在我国易经序卦传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其在西方，则新约马太篇有言：“凡上帝所已结合的，人绝对不要把它分裂”。在常用的祈祷书内，有专供结婚时的祈祷文，其中有“从今以后，彼此结合，不论未来的环境较佳或较劣，资财较富或较贫，身体患病或健康，相亲相爱，永矢不渝，死而后已”。

以上是说婚姻的正轨，如果人人都能遵循正轨，自然是恒久的美满姻缘。不过人事未必尽能如意，好景亦往往不常。富勒·汤姆论婚姻说：“人不要对婚后幸福因过存奢望而陷于自欺。记取夜莺只在春时几个月歌唱，其在孵卵的时期通常是默不作声的”。英儒倍根论结婚与独身生活中称：“妻是青年人的情妇，中年人的伴侣，老年人的护士”。其意殆谓择妻如纯粹以“美丽”为条件，则年老色衰，爱情随而变动；惟以爱情为主者，始能历久而不变。这些名言虽出自男性的立场，而以女性为对象，但倒过来说，改以女性的立场，而以男性为对象，也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纯粹的爱情虽可贵，然由于婚姻的影响甚广，爱情遇有特殊情形亦不能不受约束。芬兰哲学家魏斯达马克（E.A.Westermarch）（一八六二—一九三九）于其名著人类婚姻史中有言：“与其说家庭植根于婚姻，毋宁说婚姻植根于家庭”。其意盖谓婚姻之目的在成立家庭。本此目的，则婚姻是“对社会与种族的一种义务”。因此爱情虽为婚姻的第一条件，却不是惟一条件，也就不得不受道德与理智的约束。我国向来主张同姓不婚，一般人以为是道德的问题，其实也寓有理智的意义。国语晋语：“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又白虎通：“不娶同姓者何法，法五行，异类乃相生也”。此与西洋生物学原理，谓血亲相婚，所生子女多为不健全者正同。不过同姓与血亲究有不同。西人只认血亲不宜相婚，疏远之同姓固无碍，实则周朝以前的殷人，亲属经过五世以后则可通婚。到了周朝推行得更严格，故礼记大传有“虽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我国现行民法亲属编第九八三条规定“与下列亲属不得结婚：（一）直系血亲及直系姻亲；（二）旁系血亲及旁系姻亲之辈分不相同者，但旁系血亲在八亲等之外，旁系姻亲在五亲等之外者不在此限；（三）旁系血亲之辈分相同而在八亲等以内者，但表兄弟姊妹不在此限”。是则依照我国现行法律，非同宗之同姓固可自由通婚，即同宗之同姓在八亲等之外者，亦不禁通婚。此项规定更合乎理智。至于直系姻亲与旁系姻亲在五亲等之内不得通婚，则完全由于社会道德的关系，而非受理智上之生物原理所拘束矣。

本着同样的理由，患有不治之疾病者，在结婚后，固当如常用的祈祷书所称：“不计身体患病与健康，永矢不渝”。然在结婚以前，却须审慎抉择，以免结婚后不能实现对社会与种族所负的义务。至于道德上有重大缺憾者，其严重性且较不治之病为尤甚，勉与结婚，不仅未能实现其对社会的义务，即爱情亦断难持久。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正的爱情，断不是德性欠缺的人所具有，反之，德性欠缺者所表现的爱情定然不是真的。只要运用理智，细加体察，将不难发见爱情的真伪。自由结婚首需要男女双方都有高度的阅历与抉择的眼光，才不致受对方的欺骗，或为自己的感情所朦蔽，致种下终身的大恨。

所谓阅历和眼光与年龄大致有关系。礼记内则规定“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在古代社会中，婚姻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男子毕竟均有部分之抉择权，故年龄须稍长；女子因不具抉择之权，故年龄规定略低。现在男女均有同等择配之权利，故现行民法第九八一条规定未成年人结婚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即假定成年人才具有行为的能力，对于配偶的选择才能作适宜的考虑。又同法第九八〇条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不得结婚，则多分基于生理的关系，与抉择权无何关系，盖依民法第十二条规定，无论男女均以满二十岁为成年也。

现代男女教育渐趋于平等，经济也渐趋独立。为着对于生活水准渴想提高，男女双方辄将结婚时期尽量延缓，希望可借此达致其所渴想成立家庭后的生活水准。这固然有其好处，但是结婚过迟，则男女交际之勾心斗角，固耗时而枉费不少的心机，且不免陷于西谚所谓“老年才结婚，婚事冷如冰”之弊。总之，凡事过犹不及。结婚过早，固有选择未能审慎，家庭负担过早之虞；结婚过迟，也难免有蹉跎自误，与稽延其对社会应尽之责任。因此，无论男女在已达成年之若干年内，男子具有赡家之能力，女子具有合作维持家庭之能力，彼此均有相当的阅历，与抉择的眼光者，则遇有适当的对象而感情融洽者，随时运用理智与德性加以考核仍认为适当者，实亦不宜故意延迟其结婚时期。我以为，理想的结婚时期，无论男女，当为成年后五年至十年之间，固然由于特殊情形，男子自不妨有较多的例外也。

末了，我还想补充几句话，就是夫与妻既以平等为主要条件之一，在理想上自然以学问家世资财相等者为宜，但由于男子有负担家庭生计的更大责任，则学问资财较女子为优尚不成问题，至若女子的学问家世与资财优于男子者，往往产生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家世与资财方面。昔齐侯以文姜嫁与郑太子忽，太子忽辞谢；人问其故，太子忽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此中实含有至理。

（四十三年二月为青年讲座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