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与五味

自由谈主编因我虚度七十，坚邀我写一篇感想或回忆的文字，固辞不获，偶然想得这一题目，顺笔写下，勉以应命。

七十年是人生的历程；五味是人生历程的经验。人生的历程并不是平淡的；于是历程的经验也就有种种不同的味。谁都知道，所谓五味，是指咸、酸、苦、辣、甜的五种口味。口味也可以推广适用于世味。请试为分析之。

咸，盐味也（韵会）。又苦也（尔雅释言）。人造曰盐，天生曰卤（广韵），地不生物曰卤（释名）。就口味而言，我生平嗜咸而不好甜。少年时视糖如苦口之药，强而不肯尝试；然对于盐则不患其多。在他人以为口味已够咸的，我往往认为太淡。中年以前，习惯以盐刷牙，四五十以后，才改用牙膏。到了现在，全副牙齿除拔去了一枚智慧牙外，没有任何损坏。因此，有人说这是由于数十年以盐刷牙之功。这固不尽然。但是多食糖而刷牙不很净，则牙齿容易损坏，当系事实。文明世界，糖的消费特多；遂有人说牙齿的病患是文明世界的病患。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嗜好糖食者如能把牙齿洗刷得很洁净，不使遗留的糖分发酵，损及牙齿，则多食糖又何伤？现在推论到世味方面。我生于贫苦之家，好像是斥卤不生物之地。少年时处境颇苦，也颇合咸苦主义，壮岁以后，间亦幸处顺境，因不忘少年之苦，未尝稍变故习。且好景不常，时陷困厄，则亦处之泰然。比诸苦出身而善忘的阔人，因偶遇环境突变而重感痛苦者，自计堪称幸福。

酸，醋也（广韵）。又逊也，逊遁在后也，言脚疼力少，行遁在后，以逊遁者也（释名）。又寒酸也，今作寒畯（韵会）。又悲愤也。韩愈秋怀诗：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其言有感触，使我复凄酸。我生于东粤，东粤人士多喜酸味，我却不然，转而酷嗜江浙的咸味。这是口味上对于酸的偏差，但在世味上，则我出身寒微，在许多场合中不免逊遁在后。不过我之所谓逊遁，只是屈于物质的条件，不免输人一等，却绝对不是心理上的自惭，致陷于所谓自卑感者。反之，我对于向无经验的事，假使不得不由我去担任，却绝不畏缩或自馁。只有在事前多作准备，临时则处以无畏的精神。记得我在十九岁时开始担任中国新公学的英文教席，以一个并无辉煌学历的青年，离开他的学徒生涯五年，骤然担任许多留日罢学返国学生的教师，而学生的年龄多较本人为高，尤其是学校的主办人员也就是学生的代表。记得我在上课的第一日，给许多学生问难，实际是考问，我却能滔滔不绝地应付裕如，因而建立了我在民元前后六七年间的教师生活。此后我主持编辑工作，出国考察，参加议坛，出席国际会议，从事向未经验过的政务，以及随时随地作无量数次的讲演，都能以不自卑的态度应付过去。至于悲愤之性，往往不能自制，则因正义感至浓，平时虽与人和气相处，然偶遇不合理的主张或行动，辄不惮斥责。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府组织国民参政会，网罗各方代表，聚首一堂，讨论国是。其时在共党伪装抗日救国的表演下，参政同人对于出席该会的共党代表多予敷衍，我独于某一场合对共党之蓄意破坏统一，首先严词指斥，载在参政会纪录。此为最显明之一例；其他事例尚多。生平自矢未尝干过一件对不起他人的事，却无意中开罪了不少的人。

苦，味甘之对也。诗邶风：谁谓茶苦，其甘如荠。又勤也（集韵）。孟子：必先苦其心志。前者由口味而推及世味；无论为口味或世味，均寓有不愉快之感。我对于口味之苦，向未感觉到不快。记得多年以前，因服用金鸡纳，误把糖衣咬破，却丝毫没有不快。我也曾尝试过中药中的黄连，也不觉其苦。至于世味之苦，我也尝过不少。我常常认为苦具有刺激性，所谓苦其心，便是对于心志的不断刺激，使之奋发。我生平遭遇不少的挫折，在他人或不免灰心；我却视同苦其心志的一种机会，辄处以积极的态度。总算峰回路转，结果往往好转。我认为灰心就是放弃努力。天下事没有不劳而获的，无论劳的是心或是力。积极就是继续努力，甚至加倍努力。努力固未必尽能收效；但不努力定然无效。我国有一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固然不敢奢望人上人的地位，却自信是吃得苦中苦的。

辣，原作辢。说文：辛甚曰辢。正韵：荤味也。风土记：元旦以葱、蒜、菲、蓼、蒿、芥等杂和而食之，名五辛盘。焦仲卿诗：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正韵：苦辛取辛酸之意。李白诗：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所谓苦辛、艰辛，都是辣字的注脚。以口味言，辣为葱、蒜、韭、蓼、蒿、芥之味，盖具有刺激、健胃与提神之作用者也。我对于五辛，纵然不尽嗜好，但五辛外之以辣著称者，莫如黔湘等省人民所嗜好的花椒，我确能尝试而不以为忤。对于世味之所谓苦辛艰辛，我简直视同家常便饭。在他人以安逸为愉快者，我宁代以辛劳。因之，在无所事事之时，辄想找些事做；但不是时时有适当之事可做，于是便把精力移注于读书方面。因为书是予取予求，没有限制的。在他人可以安逸度其光阴者，我则把单调的安逸，变为乐此不疲的读书消遣。两年以来，因为每日昧爽早起，成为一种坚定的习惯，在他人辗转不能久睡，以消遣长夜之际，我则披衣早起，从事读书笔述，自未明之三四时迄于常人起床之七八时，我已记下不少的文字，不知不觉，我的昧爽录已不下四五百万言。假我十年，纵不能尽读我国有用的古籍，至少亦可博闻而贯通。此或嗜好辣味的成果欤？

甜，亦作甛，说文：美也，从舌从甘，舌知甘者。博雅：甛，甘也。韵会：甘，五味之一。说文：甘，美也。徐曰，物之甘美者也。风土记：甘橘之属，滋味甘美。以上属于口味一方面。至以世味言，则一为言之悦耳者。左传昭十一年，币重而言甘。二为侫邪说媚，不正之名也。易临卦，六三，甘临无攸利。三为乐也（玉篇）。淮南子缪称训：故人之甘甘，非正为跖也。”（注）人之甘甘，犹乐乐而为之。我对于口味，生平嗜咸而不好甜，六十以后始渐食甜物，然亦不甚爱好。对于世味，既不喜作甘言，亦不愿受甘言。对于侫邪说媚，嫉之尤甚。但我并不反对快乐，不过快乐须是出自内心的快乐，而不是外来的快乐。所谓内心的快乐，则心安理得，自然发生一种乐感；与仅仅外来之乐，内心转觉不安者迥异。

以上概述个人在过去七十年中对于五味尝试的大要。实则五味之中，除甜与苦相对外，所有咸酸辣均与苦有多少关联。总括起来，我总算是最能吃苦的。现请举一具体事实，以证明我之不怕吃苦，简直视苦如甘。我生七十年，除二十岁以前系对处世服务作准备外，其余五十年间，从事于出版事业者在三十年以上。即专就商务印书馆的任务而言，恰好消费了这五十年的半数，即二十五年，那就是从民国十年开始担任该馆编译所所长之时起，迄于民国三十五年因参加政府而向该馆辞职之日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特别是在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迄二十六年八月间五年有半的时期，兹从我前著两年的苦斗一文摘录其要点如左：(https://www.daowen.com)

本文是以我个人的立场，叙述商务印书馆自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遭日军炸毁以迄现在约莫两个年头的经过情形。这时期中，商务印书馆的经历最苦，而其奋斗也最力。结果便从一堆余烬中，造成一个新的局面。我个人在这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中总算是极有关系的人；因此，商务印书馆所受的苦，我也一一尝过；而且因为自然人是有情绪的，其所感觉的苦，当然远在法人之上……即如去年三月至七八月间，我为着解决商务的人事纠纷，受了旧同人方面很剧烈的攻击，后来又因为有些股东不很明白真相，以为我对于旧同人既能以公司的巨款接济，而于股东的利益却未能兼顾，因此也有对我深表不满的。我记得在那时期中胡适之先生从北平寄给我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这真可以表现当时的景象。现在商务印书馆表面上渐复旧观，而且有许多事件反较遭难以前有进步。以前攻击我最烈的一部分旧同人，也不分畛域，重新进用，与我携手同为商务印书馆努力，而一般股东对于我的举措，已较前谅解。甚至本年三月间，商务印书馆股东会中，承主席提议，在场股东一致赞同，向我表示感谢。这真使我受宠若惊。同时有许多关心和同情于商务印书馆的人士，见其复兴迅速，往往过度归功于我，也使我受之有愧。总之，我从前种种挨骂，不见得因为该骂；后来受人恭维，也未必值得如此恭维。或者从前骂的过分些，后来也就不免恭维得过分些。……我以为一个人要想做事，不独要吃得苦，还须要脸皮厚，不过那副厚脸皮以外，须有一个良心和它陪衬才好。

商务印书馆于二十一年一月被日军炸毁，停业半年，从事清理，于是年八月一日复业，迄二十二年十二月，我为东方杂志写两年的苦斗一文。就复业言，为时仅一年有半；即从开始清理之日起算，亦仅二年。然在此短短期内，商务的复兴工作竟产生了惊人的奇迹，现节录该文关于复兴后生产问题一段如左：

商务印书馆劫后，所有总厂的存书存料全部被毁，机器只有在第五厂的一部分幸存，不及原有机器总数十分之三，历年出版各书的母版，事前搬运于安全地点赖以保存的，不及原有母版总数十分之一；所以在复业以前和复业以后的最要问题，就是怎样恢复生产。而且因为存货罄尽，所需要的供应较前更多，故不仅要恢复生产能力，还须大大的增加生产能力。照常理说起来，增加生产能力当然要添置机器或是多用工人；但这件事均非钱不行。商务印书馆被毁后，既没有加招股本，也并未发行公司债；所赖以经营者只有劫后剩下的小小资金，和社会人士对商务印书馆的同情和信用。……本来要恢复往日的生产能力已自不易；可是自从去年十月以后，上海各工厂陆续成立，迄今不过一年又二月，商务印书馆现有的印刷力却等于一二八以前两倍有半；中文排字的力量，除委托外间代办者不计外，也倍于从前。此外还有许多种工作的生产力，均较前有增无减。截至本年度为止，所有被毁重版书籍多至三千余种，而劫后新出版者不下一千四百种。然而专就印刷一项而论，商务印书馆现有的机器仅当从前百分之五六十，工人不及从前之半，而生产能力却当从前之二倍有半。印刷工人的平均收入，按照本年七月份和十一月份的平均统计，较一二八以前增加至百分之四十二，制造成本却较前低减不少。这种种的事例，似乎是互相冲突的，现在却并行不悖，不独劳方资方两受其利，而且可用较少的资金，较少的设备，而得较多的生产。

那时候，我以总经理而兼任生产和编审两部部长。生产的擘画和改进固然是我的责任，但如复兴后没有一个健全的编辑计划，那是不能维持或光大一个出版家之业务的。我因为前此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将及十年，对于此道当然较易着手。可是在重创以后，元气未复之时，过分积极的编辑计划似不是稳健者所当提出。但我却不如是。在复业之初，我首先拟定一个编印大学丛书的计划，以提高我国学术，促进革新运动的一助。经与全国著名大学校及学术团体合作，组成大学丛书委员会，草拟大学校各院必要的科目，然后分别缓急先后，拟定于五年内编印第一期大学用书四百三十二种。此在我国尚属创举，以劫后的商务印书馆肩任此事，更觉不自量力。只以在商务印书馆遭难以后，益觉学术救国之必要，此举实不容缓。幸得各大学及学术团体的赞助，迄二十二年底，为时甫一年，已出版了大学丛书八十多种；迄二十六年中日战事发生，距五年之期尚差半载，而出版的大学丛书已近四百种，超过原定计划。此外自彼时起五年间的重要出版物，如丛书集成初编四千册，万有文库二集二千册，四库全书珍本千八百余册以及无量数之汉译世界名著及四库丛刊二三四编等皆陆续印行。计民国二十五年的一年间，全国出版新书九千余册，而商务印书馆一家占半数以上，计五千余册。文化界因此对我的蛮干颇表惊讶，我则仅自承为苦干而已。

有人说，苦尽该是甘来的时会。因此，不少的亲友对我作此祝颂或期望。其实，所谓苦与甘多属于主观的。在不以苦为苦者，可能视苦为甘；反之，在不以甘为甘者，也可能视甘为苦。我但愿终我一生，能够保持过去耐苦的体力和吃苦的精神，则苦尽甘来，固未必为我所欣慕也。

（四十六年八月十八日脱稿，交自由谈月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