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贡献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共（布）成为苏维埃国家的执政党，成为苏维埃国家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列宁在领导党和领导国家各项事业开展的同时，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反对党内的“革命空谈”，端正党的思想路线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要不要退出战争和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体现出俄国无产阶级敢于牺牲和坚决推进西方革命的精神，体现出对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的支持，如果同德国签订和约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可是，他们所谓的进行革命战争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空谈”，因为当时苏维埃俄国尚未建立红军，旧的军队不服从苏维埃政权的命令，甚至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苏维埃政权正在复员旧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以什么力量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呢？就所谓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它什么时候爆发完全不可预料，何谈对德国革命进行支持？可是在1918年1月21日党中央讨论和平谈判问题的会议上，“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出席者的支持，支持列宁正确意见的反而只占少数。这说明，当时俄共（布）的思想路线不端正，存在着严重的革命空谈的错误倾向。为了有利于和平谈判，签订和约，必须在党内反对革命空谈，端正党的思想路线。
列宁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反对革命空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918年1月21日，24日，2月1日，17日，18日，党中央举行重要会议，讨论和平谈判和签订和约的问题。列宁在会议上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希望“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支持他们意见的有关同志转变观点，放弃革命空谈。但是未产生明显的效果。2月21日，列宁采取了一个严重的步骤，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他写的《论革命空谈》一文。此后几天内，《真理报》连续发表了列宁所写的《论疥疮》、《和平还是战争？》、《不幸的和约》、《关于立刻签订单独的割地的和约问题的提纲》、《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奇谈与怪论》、《脚踏实地》、《严重的教训和严重的责任》等等。在这些文章中，列宁严厉地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革命空谈的错误。
列宁指出，革命空谈的特征是感情用事，一厢情愿，用空话、高调来安慰自己。十月革命胜利后，当苏维埃政权决定复员旧军队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反对这样做，没有提出把这些军队改编成为红军，没有提出重新修复防御工事，没有通过他们的积极努力加快红军的建设。所以当苏俄面临德国的军事威胁时，防御力量严重不足，更何谈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只能是革命空谈。针对此，列宁说：“谁不愿意用空话、高调和叫喊来安慰自己，谁就不会不看到，主张在1918年2月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没有一点现实的、客观的根据。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怒气冲冲，愤愤不平，就是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唯一内容。而仅有这种内容的口号就叫作革命空谈。”[15]
列宁指出，陷入革命空谈，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之一是主观脱离实际。1918年2月22日，“左派共产主义者”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声明，全面地阐述他们反对和平谈判和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理由。在这份声明里，他们毫无例外地空谈进行革命战争，不管苏俄当时的具体情况，不管苏俄是否具备进行革命战争的条件。列宁在看到这份声明后说：“一看这些论据就会马上发现作者们的基本错误。他们只字不提目前进行革命战争的具体条件。”[16]该声明中写道，德国帝国主义向苏俄发起进攻，并且扬言通过战争镇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签订和约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列宁指出：从苏俄国内的具体情况看，特别是从苏俄的革命力量看，拒绝和约恰恰给德国帝国主义以借口，有利于它通过战争镇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签订和约则可以避免这个严重的后果。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作者们回避一切具体的东西，只是空谈。”[17]列宁指责他们不提具体条件和回避具体问题，就是批评他们主观和实际相脱离的思想方法错误。
列宁指出，陷入革命空谈，思想方法上的另一个原因是教条主义，不恰当地乱套革命理论。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胜利后一段时间，列宁和俄共（布）把俄国革命同全欧洲的革命视为同一个过程的革命，认为只有全欧洲发生革命才能保证俄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从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的战略上看，这种看法或理论无疑是一条真理。列宁指出，如果有的人以这条真理为依据，向苏俄人民保证，在德国帝国主义未打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前，全欧洲的革命一定会爆发并取得胜利，德国帝国主义一定会灭亡，那就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就是乱套革命理论。他说：“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把它套用在不管什么样的场合，那就会变成空谈。”[18]这是因为，苏俄人民寄希望于全欧洲发生革命是一回事，欧洲各国能不能马上发生革命是另一回事。列宁还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但是当我们从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出发，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19]在列宁看来，“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认为只要有利于国际革命可以不惜丧失苏俄刚刚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正是犯了把真理变为空谈的错误。
列宁提出，必须反对革命空谈。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上，“左”的东西曾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如1905年革命失败后出现的所谓“召回派”，曾妨碍了无产阶级整顿组织、聚集力量和宣传群众的工作。鉴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列宁说，“左”倾旧病复发了，现在俄国革命处于更加困难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害这种病，就有断送革命的危险。”[20]他提出，为了不至于断送革命，“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21]
（二）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党的理论建设
1918年春，苏俄巩固政权和镇压敌人反抗的斗争已经告一段落，列宁提出必须把党和国家政权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并且提出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即认为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来实现。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由苏维埃政权有关机构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有关账目进行计算，从而制约资本家的活动，以利于消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弊端，并使全社会的生产尽可能地做到有计划性和有组织性。列宁看到，在当时的苏俄，分散的、个体经营的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相对于这种状况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他说：“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国，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意味着什么，那么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22]当时党内有的人反对在苏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散布了许多错误的言论。列宁说：“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只言片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23]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在这里说，任何一个“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肯定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抓住书本上的只言片语而忘掉现实”，具有极深刻的含义。因为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到过，在他们的著作里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成的答案。如果仅仅从书本知识即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出发，则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不可能为苏俄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看来，上述列宁论断的含义包括：反对以书本知识塞满头脑，提倡从书本中摆脱出来，大胆地进行探索，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领导党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容，包括租让制、租赁制、合作制和代销制等等。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新事物，“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24]在他看来，所谓“自己来找出路”，就是指不要受本本的束缚，到现实生活中去开创前进的道路，并且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在建设红军的问题上，列宁主张探索前进，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后，旧政权的军队不能为苏维埃政权所利用，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逐步地解散了它。随着国内反革命军事叛乱活动的加剧，尤其是国内战争的爆发，苏维埃政权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以抵御外国武装干涉者，平息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于是，建立红军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可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没有关于建设红军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认为，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拥有常备军，应该像巴黎公社那样，以全体人民的武装代替它。这样，苏俄无产阶级在建设红军的问题上，必须探索前进，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的报告中说：“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25]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我们试验了又试验，我们试图建立一支志愿军，我们摸索、寻求、尝试，看用什么方法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26]这些论述，是对苏俄无产阶级不拘泥于书本知识、敢于探索、敢于实践的精神的肯定。
在建设红军的过程中，需要有一大批精通战略战术的军事指挥人员，而苏维埃政权一时间不可能培养出所需要的这些军事人才，于是他们决定利用旧政权时期的军事专家。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过去也没有论述过。列宁说：“以往的社会主义导师，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许多预见和设想，但我不记得他们对这个问题发表过什么意见。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我们着手建设红军时才产生的。”[27]言外之意在于，俄国无产阶级不能拘泥于过去社会主义导师们的意见，必须从自己的实践出发，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发展。
（三）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巩固党执政的基础
在俄国农村，1917年10月至1918年夏，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列宁和俄共（布）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通过《土地法令》和《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宣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由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无偿地转让给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从而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可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纲领，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提出的。这说明，列宁和俄共（布）承认和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
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法令和相关文件的过程中，有人因这个法令和相关文件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而提出异议。列宁说：“就让它这样吧。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28]可是，工人阶级执政党的目的是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从建设社会主义任务看，必须在农村建立集体使用土地的制度。这说明，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的措施，不是工人阶级执政党的理想，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说明，列宁和俄共（布）在十月革命时期鉴于在俄国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成熟，鉴于农民迫切需要得到土地，以非社会主义的途径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要求。
1918年11月，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中，在回顾以前的经历时说：“土地改革是从土地社会化开始的，我们亲自举手通过了土地社会化，同时我们又公开指出它不符合我们的观点，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民都主张平均使用土地，我们不愿意强迫他们。”[29]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支持通过了关于土地社会化的一系列法令，是为了遵从农民群众的意愿，或者说是为了不违背农民群众的意愿，并非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本意。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列宁又说：“我们布尔什维克本来是反对土地社会化法令的。但我们还是签署了这个法令，因为我们不愿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背叛革命。”[30]在这里，上述思想表述得更为深刻和直接。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共（布）在农村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领导贫苦农民同地主、富农的反抗作了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农的政治态度动摇不定，俄共（布）实行了中立中农的政策。1918年6月，为了推动农村革命形势的发展，俄共（布）在农村组建了贫苦农民委员会。由于地方工作人员工作中的偏差，参加该委员会的仅仅是小部分贫农，而且它在活动中攻击中农。这样，在国内战争的形势下，在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而需要工农团结战斗的时候，农民中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够得到中农的支持。1918年11月，列宁发现了上述问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改善中农的生活条件并同中农联盟的思想。(https://www.daowen.com)
1919年3月，列宁在党的八大有关报告中说：“只有我们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10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共产主义’。”[31]意思是说，工人阶级执政党如果关心和帮助中农的经济利益和生活条件，就受到中农的拥护。
1921年3月，俄共（布）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使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轨道转向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这一时期，列宁和俄共（布）强调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积极的实践，形成了重要的思想。列宁说，国家十分需要粮食和燃料，“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32]意思是说，党和国家首先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由此出发改善全体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
列宁和俄共（布）着眼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展开了积极的实践。他们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状况特别是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要求出发，决定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与此相适应，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作出决定，恢复市场和自由贸易。为了繁荣市场，满足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党和国家政权决定支持私营小工业企业发展。
（四）维护党的统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在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俄共（布）内产生了几个具有自己纲领的政治派别。一是所谓“工人反对派”。这个派别就党、苏维埃和工会的关系，提出错误的观点，主张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党的十大前夕，“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出版名为《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要求把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交给由各个产业工会的代表组成的工会全俄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机关来管理国民经济，地方各级经济管理机关也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党政机关不得否定工会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二是所谓“民主集中派”。这个派别反对党对苏维埃和工会的领导，反对在工业企业实行厂长个人负责制，要求取消地方政权机关对中央的从属关系，要求党内有派别活动的自由。俄共（布）十大本着加强党的建设的目的，对上述派别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和斗争。列宁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作了《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的总结发言》，起草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和《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出席会议的其他一些同志，也就反对派别活动和加强党的统一作了发言。
列宁在大会上强调指出，党内的派别活动危害党的组织建设，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时国内的各种阶级敌人都在利用苏俄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以种种方式向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发起进攻。形势要求党的组织高度地统一，以便形成坚强的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反击敌人的进攻。列宁就此作了分析后提出：“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33]他在大会有关文件中写道，阶级敌人在知道公开的反革命活动不能达到目的以后，竭力利用俄共（布）内的意见分歧和派别活动，力图分裂党组织，“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34]。大会有关文件还对“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分析批判。
列宁领导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取缔一切派别集团，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大会有关文件提出：在同派别活动作斗争的过程中，党的每个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35]大会强调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以党的纪律保证党组织的统一。大会有关文件写道：“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36]
列宁逝世前夕再一次提出加强党的稳定性和党组织统一的问题。当时由于列宁病重而不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党中央委员会产生了不团结和不稳定的苗头。党中央的某个领导人，参与领导过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领导过建立红军和开展国内战争的工作，组织工作能力强，曾被列宁誉为党内最有才能的人。但是，此人过分自信，不善于听取周围同志们的意见，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难以团结同志们一起完成工作任务。党中央的另一位领导人，如同列宁所说的，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可是在工作中缺少耐心，十分任性，使用权力不谨慎，对待同志态度粗暴。上述两位领导人如果不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有可能导致党中央委员会的分裂。如果增加了中央委员的人数，中央委员会形成决议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如果中央委员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开展工作，它就可以依靠大多数人的力量克服某几个人的意见不一致所产生的分裂苗头。譬如，可以把不同的意见或是非问题交中央委员会集体讨论，根据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人的意志作出选择或作出裁决。这样，党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性就有保障。鉴于此，列宁指出，国内外敌人把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注押在党的分裂上，“在这种分裂方面”他们又把赌注押在党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上，现时中央的两位领导人的某些表现“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37]“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38]
（五）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1922年3月，列宁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迫在眉睫的时候，许多机关工作人员不为经济工作服务，不做实事。他们或者没完没了地开会，下发许多对基层工作无意义的文件，或者想出新花样，成立新的委员会，或者关闭在机关内制定与人们的社会实践不相适应的计划，甚至制定对经济发展无关紧要却必需开支数十亿乃至数万亿苏维埃卢布的计划。当时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一首政治题材的诗作里，嘲笑了那些老是开会和不做实事的机关工作人员。列宁说，这首诗作的内容从政治上看是绝对正确的。列宁在这个讲话中提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担任一般职务的）、由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39]这里列宁还说，下次整顿党的组织和清理党的队伍，就轮到那些身居要职而官僚主义严重的共产党员了。
同一时期，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了官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当时在经济领域里，党和无产阶级必须做的事情，是同资本家、商人及其店员竞赛并且取得胜利。可是，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工作者不会做生意，在竞赛中往往处于劣势，而且这些机关工作者不知道自己不会做生意，不愿意学习并学会这一行。当时，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准备从法国购买一批罐头食品，法国商人已来到莫斯科，同意用苏维埃卢布结算，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简单的事。可是，有关方面就此向党中央政治局递送报告，政治局会议专门作出了同意购买的决议。此后，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先后作两次调查，分别写出调查报告，送呈政治局，由政治局再下指令，终于买下了这批罐头。列宁就此说，苏维埃国家买一批罐头竟如此困难，原因在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及其机关工作者不会做生意，在革命胜利几年后发生这样的事，说明苏维埃国家机关受到官僚主义的侵害。列宁对此深恶痛绝，形象地提出：把莫斯科有关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送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狱里关押6小时，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送去关押36小时。针对这种官僚主义现象，列宁提出，必须动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习经济做经济工作。他说：“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都会办这种事，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共产党员却不会办，并且不懂得自己没有这种本领，应该从头学起。”[40]
正是基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官僚主义的认识，列宁逝世前夕提出，我们的机关“是旧事物的残余”。要通过改善机关，“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要通过改善机关，“有步骤地、不断地提高工作质量，而提高工作质量对于工农政权和我们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41]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在分析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弊端时，往往从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上找原因，认为文化水平低是产生官僚主义及其有关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他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说，就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领导经济工作而言，政治权力完全够了，主要的经济力量如大企业、铁路等也掌握在国家手里，“究竟缺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42]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列宁要求加强文化建设，提高机关工作者的文化水平和提高机关的整体文化素质。他说，改善机关工作，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43]他还说，对于官僚主义，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造都无法治好，“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44]。
（六）建设党的监察委员会，加强党内监督
1920年9月，苏俄的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在望，战争状态即将结束，和平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即将到来。在这时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提议，建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就此通过了决议。1921年3月，俄共（布）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列宁领导选举产生了俄共（布）的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并领导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次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在列宁的领导下，进一步制定了《监察委员会条例》。该条例就监察委员会的任务、职权以及它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规定。如它规定，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分中央、区域和省三级；各级监察委员会分别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直接向它报告工作；党的监察委员应是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严格执行党的规章的同志；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在任期未满前不得调任其他工作。它还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和同级党委会，在组织上是平行的，彼此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然而由于监察委员会负有特殊的职责，它的委员有权出席同级党委会的一切会议，并有发言权。这些规定，指导了当时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建设及各项工作的展开。
列宁逝世前夕，在认真总结以往监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必须从工作上和组织上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结合起来。其具体办法是：增选中央监察委员，使其达到75～100人（列宁领导举行的党的十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总共只有7人），这些人从工人党员和农民党员中选出，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同时缩减工农检查院的职员；使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联合办公；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即工农检查院院长）协同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分配所有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仍然领导整个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而且领导“派来”听他调遣的中央监察委员。列宁认为，这一改革有下列好处：一是可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地位和威信。作为行政机关的工农检查院，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同党的中央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地位和威信必然得以提高。当时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出色，威信很高。列宁说：“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工农检查院因此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威信。”[45]二是可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质量。三是可以使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增进同群众的联系，更好地了解情况，改进工作。由于工农检查院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机构，是检查和调查情况的机构，由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工农检查院的结合，由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的必然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工农检查院成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了解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桥梁。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经过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通过我国工农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46]四是可以使中央委员会增强团结。监察制度的改进和它的作用的发挥，有利于中央委员会排除干扰，顺利地开展工作。所以列宁说：这种改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纯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47]
列宁在提出上述改革意见的同时提出，必须提高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加强党内监督工作的力度。他说，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应该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而且应该有一定数量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党中央政治局在举行会议以前，应该将会议有关的文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委员阅读，使其了解情况。他特别强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48]对于出席政治局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提出要求：不顾情面，不怕压力，大胆监督。这就是他所说的：“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规定办事。”[49]在他看来，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委员必须这样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坚强有力的党内监督。
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从一定意义上看，是同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人作斗争，即同党内的异己分子作斗争。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种斗争，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学习和掌握斗争的方法，如必须学会掩护和保护自己，机智而巧妙地接近工作对象，准确而及时地把隐藏的异己分子挖出来。列宁说：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不是学会捉拿骗子，也是捉拿诸如此类的家伙，同时还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进攻、接近等等。”[50]这里虽然说的是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方法的问题，但可以看出，在列宁的思想上，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任务不轻松、不平常，需要以勇敢的精神和坚强的决心大力度地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