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若干重要著作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俄共（布）推进了苏维埃国家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实践，并且积极探索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认真总结了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列宁当时撰写的若干重要著作，正是他这方面努力的结果。

1918年4月，列宁撰写名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当时苏维埃政权以赤卫队镇压了敌人的军事反抗，以国有化的手段打击了一部分企业主的破坏活动，有力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苏俄同德国之间终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战争，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鉴于这样的形势，列宁和俄共（布）决定转移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主要是对敌人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转移到管理国家和发展生产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写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提出并阐述了关于转变工作重心的思想。他说，苏俄已经赢得了和平，但是和平不稳固。它仍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面临着被侵略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它要利用和平喘息时机，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要求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要求提高全体居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等等。可以借鉴美国的泰罗制，提高劳动生产率。

1920年4—5月间，列宁撰写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西欧许多国家产生了共产党。但是刚刚产生的这些共产党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这些党除了受到右倾机会主义影响外，还出现了“左”的倾向。如一些所谓左派人物否认党内有严格的纪律，不愿意从事艰苦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反对共产党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反对进行议会活动，反对同其他政党实行必要的妥协。年轻的共产党如果按这样的主张发展下去，必然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走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宗派主义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列宁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全面地剖析了“左派”共产党人的错误，用俄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帮助他们认识和纠正这些错误。列宁在此著作中提出，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它有着极严格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和它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来维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1921年4月，列宁撰写名著《论粮食税》。1921年初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使列宁认识到，国内战争时期所实行的一套经济措施破坏了工业和农业的正常联系，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不能保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所以他在党的十大上果断地提出，停止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改行新经济政策。同年4月，他撰写《论粮食税》，从理论上说明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途径。列宁在此著作中说，1921年春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应当首先去解决刻不容缓的任务。要恢复国民经济，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所谓从农民方面开始就是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开始，就是允许农民在纳税以后进行自由贸易。有可能和有必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要利用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直接过渡。(https://www.daowen.com)

1921年11月，列宁撰写名著《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春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关于苏俄商品交换的设想包括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合作社进行的以物易物式的直接交换，二是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以货币为媒介的买卖。前者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有利于国家管理，有利于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者属于私人资本主义的行为。列宁希望合作社的交换体现出优越性，得到生产者的认同，最终将私人买卖和货币流通排挤出历史舞台。可是，到当年10月，私人买卖和货币流通得到了生产者的认同，得到了发展，合作社的交换受到了排挤。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果断地提出了发展商业的任务。《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列宁在此著作中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盟，而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必须抓住的环节，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环节，不久的将来才能掌握整个链条，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1923年1月，列宁通过口授的方式留下重要著作《论我国革命》。孟什维克一直反对进行十月革命，理由之一是认为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1922年，前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出版《革命札记》一书，重弹老调，攻击说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布尔什维克革命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列宁1923年1月阅读了这本书后，口授了《论我国革命》。他在此著作中提出了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的理论观点。这一理论观点的内容是：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变革生产关系的革命，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不排斥俄国问题上的特殊性——即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差，但无产阶级由于处于特殊的环境，他们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手中的政权发展生产力，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进而走向社会主义胜利。列宁批评孟什维克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的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俄国虽然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比较差，但是俄国革命却处在十分特殊的环境下，即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下。大战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既产生了工人革命，又产生了农民战争，实现了工农两种革命力量的联合。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发动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说明，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体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

1923年3月，列宁通过口授的方式留下重要著作《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这一段时间，由于国内战争的干扰，也由于实践的过程不长，苏维埃国家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建立新国家机关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国家机关的各个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但是从国家机关的运作特点看，它仍然是“旧机关”。这主要表现于当时的国家机关臃肿庞大，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不利于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列宁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深刻地指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设想。列宁提出，改革国家机关，必须遵守“七次量，一次裁”的原则，即像裁制衣服那样耐心地、细致地工作，经过反复测量和计算，进而裁剪和制作成功。他提出，改革国家机关还必须遵守“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的原则，即机关的数量要少，进入机关的人要少，但是机关工作的质量要高，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要高。关于选拔人才的方法和步骤，列宁也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他说，选拔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被选拔者除了必须有几名共产党员推荐以外，还必须通过关于苏维埃国家基本理论的考试，通过关于国家机关知识、管理科学和办文制度等等的考试，考试合格者才有可能选拔为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