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及经验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1.工业化的基本方针——高速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
到1925年，国民经济已基本上恢复。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清楚地表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形势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但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工业方面，存在三个突出的问题：一是重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矿山、冶金、运输机械和机器制造业等重要工业部门的企业数量少，生产技术落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很少，给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带来困难；二是现有工厂设备陈旧，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比例不协调。由于恢复时期着眼于疏通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满足广大农村对工业品的需要，使轻工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工业内部的结构上，轻重工业的比例为56.6∶43.4。在国民经济趋于好转，工业基本得到恢复以后，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就成为摆在联共（布）和全体苏联人民面前的一项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到实现国家工业化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及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指出，“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而奋斗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的经济单位”[8]。意思是说，使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任务，“就是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9]。“我国的工业化不能只了解为发展任何一种工业，比如说，发展轻工业，虽然轻工业及其发展是我们所绝对必需的。由此可见，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10]概括地说，就是要高速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
苏联国家工业化首先是从重工业开始的，它摈弃了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一般是从轻工业开始，经过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积累资金，通过产业革命，逐步转向重工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斯大林认为，苏联实行工业化，不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只能选择新的道路。他说：“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11]他提出，必须努力推动技术进步，建立重工业基础，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能满足农业机械化要求的现代农机制造业，建立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的国防工业。斯大林认为，只有重工业的发展，才能为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提供进行技术改造的基础，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在生产力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
苏联工业化战略不仅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强调工业发展的高速度，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斯大林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要高速度，要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前进。“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12]苏联当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同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强弱差距很大。苏联工业化发展战略，带有明显的赶超特点。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国际环境不容许苏联缓慢地实现工业化，它必须加速扩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使自己迅速成为一个具有牢固基础的工业强国。
高速度地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也是保证苏维埃国家政治、经济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提供基础。在农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和城市工商业中资本主义成分占相当比重的条件下，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有助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改造一切非社会主义成分提供强大的物质手段。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迫切需要巩固国防，保障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和自主。重工业的发展，包括国防工业的发展，有助于增强本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可以说，斯大林提出高速度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形势特别是国际局势促成的。
2.解决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经过艰苦的努力，克服了一系列重大困难与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发展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回收慢，需要国家大量的补贴。苏联是在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展开工业化建设的，国家没有什么积累和储备。举借外债，这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想借也没处可借。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提出，进行内部动员，挖掘潜力，解决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内部积累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这主要表现在：地主、资本家已经被剥夺，苏维埃政权就有可能把从前几百万剥削者占有并用于寄生性消费的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废除了外债和没收外国垄断资本，苏维埃政权不必每年支付近十亿卢布沙皇的外债利息和外国资本家的股息；实现了工商业国有化和外贸国家垄断，可以动员企业一切剩余产品用于经济建设；苏联国民经济不存在生产无政府状态，加之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比资本主义企业创造更多的积累资金；国家和人民可以在各方面厉行节约等等。[13]
在工业化初期，尽管国家财力有限，但仍然采取多种办法加大对工业的投入。从1926年工业化开始，国家预算对工业的拨款逐年上升。1925—1926年度超过1.05亿卢布，到1929—1930年度已经超过10多亿卢布。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是急剧提高国民收入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资金的比重，相应地压缩消费基金的比重。一般而言，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期间的积累率往往是从5%～10%到20%～30%逐步提高的。而苏联工业化期间的积累率，从工业化初期低于国民收入的10%提高到1930年的29%、1931年的40%、1932年的44%。此后，整个工业化期间的积累率一直保持在30%的水平上。
二是通过税收、公债和一次性捐款等方法吸收居民资金。1927年，国家实行了“工业化公债”，城市居民，首先是工人群众踊跃认购。公债的数额不断上升，从1927—1932年，居民认购的公债额从7.26亿卢布增加到了39.22亿卢布，增长了4.4倍，从1927—1938年公债额增加了18倍。
三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斯大林指出：为了“创立头等的工业……必须做出牺牲，在各方面厉行节约，节约饮食，节约教育经费，节约布匹，以便积累建立工业所必需的资金。”[14]党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厉行节约，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合理使用每一卢布，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大力精简和整顿管理机关，行政管理费从1926—1927年度的4.64亿卢布减少为1929—1930年的3.82亿卢布，国家预算的比重相应从8.1%降到3.9%。工业企业的管理费也大大缩减了。1926—1927年度，它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4.4%，1928—1929年度下降为2.9%。这充分反映了当时苏维埃国家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四是农业和农民为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整个工业化期间，农业从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给工业以大力支援。从资金角度来看，一方面国家对农业给得少，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一五”计划期间，农业投资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的比重为15.5%，“二五”计划期间下降为11.8%，“三五”计划期间又进一步下降为10.7%。另一方面，国家从农业拿的多。这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通过价格剪刀差为工业积累资金。斯大林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指出，工农产品之间确实存在着价格剪刀差，即农民“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他认为“这样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这样做，“是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15]在工业化期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往往不到成本的10%，名义上是收购，实则是一种变相的税收。国家在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向农民出售的工业品价格却很高。1927—1940年期间，向农民出售的工业品价格提高了5.5倍，而同时期的农产品价格只提高了2.32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严重，这在相当程度上牺牲了农业，牺牲了人民的消费。
通过上述种种办法，苏联解决了工业化的资金问题，工业投资特别是重工业投资计划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
3.解决技术和干部来源问题。
缺乏技术和设备以及掌握这些技术和设备的人才，是工业化遇到的第二大难题。旧俄国是一个经济和技术上十分落后的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现代化的大工业比重很小，工农业发展所需的设备大都靠进口。1926年大规模的工业化开始后，不仅建立新的大工业企业急需设备，而且原有企业的机器设备已经严重磨损和老化，亟待改进和更新。
工业化一开始，苏联就把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放在了首位，机器制造业在整个工业中发展速度最快。在1926—1928年期间，全部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1.7%，而机器制造业则为25%以上。在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整个工业增长了102%，重工业增长了173%，而机器制造业则几乎增长了3倍。
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1929—1933年，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西方资本家迫切要求向国外输出商品、寻求销售市场。斯大林及时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竞争和矛盾，择优贱价购买国外比较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设备。1931年，苏联购买外国的机器设备费用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左右。从1926年至1931年，苏联的进口额增加了5倍，其中重工业设备增加了11倍。在进口额中，90%左右是机器设备的进口。苏联利用西方的技术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重要的工业企业，成了整个工业化的骨干。这极大地促进了苏联技术力量的成长和工业的发展。苏联在引进外国技术时，尽量不重复引进。只要国内能够制造的，尽量不花钱买。随着本国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与成长，外国机器设备的进口量不断缩小。到“二五”计划末，除了一些起样品作用的设备外，几乎不再进口一般的机器设备。这样，引进技术不仅没有加重对外国的经济和技术的依赖性，相反提高了国家经济和技术的独立性。
大力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工业化开始后，不仅缺乏机器设备，更重要的是缺乏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现代企业的管理人才。“一五”计划的前夕，工业中受过专业教育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只有2.4万人，不到职工总数的1%。因此，培养工业化所需的人才，也是工业化顺利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技术和干部问题，斯大林先后提出了“革命青年向科学大进军”、“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三个著名的口号。他深刻地指出，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只有红色骑兵的冲锋陷阵的精神是不够的，必须以这种精神来攻克新的科学堡垒，要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1928年5月，斯大林在共青团第八届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革命青年向科学大进军”的口号，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掌握技术知识的愿望，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布尔什维克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武装自己。
1931年2月和5月，斯大林在分析“一五”计划执行情况时指出，阻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是领导人，特别是企业领导人不钻研业务，不掌握技术。为此，他先后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他指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我们自己掌握技术，成为内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计划全部完成”。[16]而且，“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17]他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要成为空头政治家和事务主义者，而是要成为熟悉技术的专家，要善于发现并培养人才。这对于动员全党和广大干部学习文化，掌握技术，培养人才，爱惜人才，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此期间，党和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技术和干部问题：(https://www.daowen.com)
一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开展文化革命。在资金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一五”期间，苏联投入239亿卢布加强文化建设，占国家全部预算开支的19.9%，相当于工业拨款的一半以上。“二五”期间，文化建设的投资达1078亿卢布，比“一五”期间增长了近4倍。1937年其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提高到29.1%，已经超过了工业的预算拨款额。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投资，如此高的增长速度，与工业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一样，都是举世罕见的。
在这一时期，全国建成了从初级小学到高等院校比较完整、发达的教育体系。苏联基本完成了成年人的扫盲任务，在全国普及了4年制的初等教育，在城市基本上普及了7年制的中等教育。就普通教育而言，苏联当时已赶上并超过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高等和中等学校共培养了147万专门人才，熟练工人增加了近9倍，工程师增加了近3倍。在科学研究方面，1929年各种研究机构总数为438所，1932年增加到1028所，科学工作人员由2.26万人增加到4.26万人。同时，苏联特别注意加强在职干部的培训，有计划有组织地把一些党、政、军干部和优秀工人输送到大学进行系统的培训，使他们从外行变成内行。在这一时期，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中的学生几乎3/4是工人，1/4是共产党员。通过工业化，苏联不仅建立起了大工业基础，而且建立起了一支专业技术队伍和干部队伍。这是工业化的重大成果之一。
二是调整工资、奖励制度，鼓励职工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工业化初期，苏联工资制度中平均主义倾向比较严重，抹杀了工人生产熟练程度和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差别。这不利于职工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和生产熟练程度。为此，国家改革了工资制度。普遍实行八级工资制，扩大最低与最高工资的工资差距；扩大部门间的工资差距，提高重工业部门的工资标准；提高领导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奖励发明创造，鼓励技术革新。工业化期间，还颁布了新的发明创造奖励条例。规定按发明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奖金额最高可达10万卢布。
三是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提高技术专家的政治地位。针对沙赫特事件后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消极后果，斯大林强调团结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重要性，批评了把一切旧专家都视为敌对分子的错误倾向。在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和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战前三年中，脑力劳动者在党员中的比例从10.8%提高到34.1%。1939年3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提拔非党专家担任苏维埃和经济领导工作的决议，大力吸收非党知识分子参与各项事业特别是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机关的党政负责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干部。
四是大力开展劳动竞赛。工业化期间，苏联工人阶级把国内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精神，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生产会议精神集中起来，发扬光大，凝结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整个工业化过程可以说就是一场大竞赛。个人与个人竞赛、班组与班组竞赛、车间与车间竞赛、企业与企业竞赛。竞赛的精神深入到了每一个劳动者，深入到全国各条战线。你追我赶、争分夺秒，到处都在与时间赛跑。这种竞赛精神成为工业化高速度的力量源泉。在此期间，比较突出的竞赛形式有“突击队”、“响应计划”和“斯达汉诺夫运动”。
“突击队”是在工业化的最初几年，由莫斯科、列宁格勒、屯巴斯河、乌拉尔等地的共青团员首先发起的，它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突击队员们的特点是不仅有干劲，具有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而且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是生产能手。企业的各种革新、倡议大都是由突击手提出的。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要带动力量。
“响应计划”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工业企业出现的一种计划管理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一种形式。其特点是：企业得到上级下达的计划任务后，发动职工群众讨论，制定措施，挖掘潜力，保证国家计划任务的完成或超额完成。在群众提出增产节约、改进工作等措施的基础上，企业管理部门编制计划，这种计划就叫“响应计划”。它不仅保证完成国家的计划任务，而且要超额或提前完成。这样，响应计划就把完成国家计划与劳动竞赛结合起来了，竞赛成为完成计划的重要保证和推动力。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场突破旧定额、创造新纪录，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工人阶级的忘我劳动精神与深入掌握新技术、提高熟练程度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密切结合。它把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与科学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
人民群众的这些劳动创举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斯大林指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18]。是胜利实现工业化伟大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
随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深入开展，“二五”期间，苏联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一五”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9%，“二五”期间为12.7%。1937年，大工业每一工人的产值比1932年提高了82%，而计划只规定为63%。“一五”期间，工业增长额的51%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的。到“二五”期间，这一指标已达到了79%（计划为68.3%）。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最重要的条件。
（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实现及其经验教训
苏联工业化的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它从1926年起步，中间经过1929—1933、1933—1937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及影响，经济发展转向备战的需要。尽管如此，苏联工业得到迅速增长，工业仍取得了巨大成就。
工业化基本改变了苏联工业技术落后、门类狭窄的状况，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比较强大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农业机械制造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提高。1929年，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已占据优势地位，达54.5%。1932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到70%，苏联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此时，苏联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1917年的不到3%到1937年上升为10%，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这为苏联在二战期间打败德国侵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业化极大地提高了苏联工业技术水平。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前夕，经济技术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50～100年。经过工业化建设，1940年，苏联的机器制造产品和全部加工产品已超过1913年34倍，发电量超过1913年24.4倍，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汽车、拖拉机、航空、电机、无线电等工业部门，都已建立起来，并逐步形成规模。初步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业化生产体系。
工业化大大增强了苏联综合国力。在两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联共（布）自豪地宣布，它已经能够供给全国经济和国防必需的一切技术装备。苏联用十几年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的路程，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这无疑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极大的鼓舞。
苏联工业化道路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它创造的许多成功的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在经济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必须适时地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苏联共产党人选择了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用10年左右的时间，跑完了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50～100年才走完的路程。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争取一个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增长指标，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为了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干部管理制度等等。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把全国有限的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保证了国家重点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国家经济落后状况，增强了国家综合实力，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二，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工业化胜利的最重要的源泉和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但需要集中巨大的财力物力，新建和改建一大批工矿企业，而且需要调动和发挥千千万万普通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工业化作出贡献。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财力和物力都是不充裕的，但依靠党的坚强领导，通过计划管理，较好地调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经久不衰。成千上万的突击手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创造性的劳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创造精神和主人翁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也是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的重要原因。
更为可贵的是，当时苏联工人阶级是在生活条件和其他物质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由于国家没有积累，加之由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种种偏差，农业减产，物资供应情况相当紧张，基本消费尚须凭证供应。但广大工人群众被党的宏伟建设目标所鼓舞，自觉地克服一切困难，甘愿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作出牺牲。苏联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不仅是工业化胜利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和保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建设成果，甚至是比钢铁产量和机器产量具有更加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
第三，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展文化革命和技术创新，是工业化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需要建设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在“一五”计划实行前夕，城乡居民中文盲半文盲人数占41.6%。这种状况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相适应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广泛掀起了群众性的扫盲运动。连续几年的扫盲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全国接受扫盲的人数达4500万人，识字人数的比例上升到80%。广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批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一五”计划期间，培养了45万名熟练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在不脱产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建立了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培养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五年期间，共培养了17万名受过高等教育和30万名受过中等教育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培养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包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在内的一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当然，苏联工业化发展战略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业化过程中过分突出强调发展的高速度，呈粗放型发展。苏联工业化过分强调发展的高速度，片面追求在数量和速度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以较快的速度加快了工业发展进程，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另一方面，过分强调速度问题，片面追求赶超，实行赶超战略，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一是为追求快速发展，片面突出某些重工业生产，导致工业内部比例失衡，甚至导致整个经济结构失调；二是为追求快速发展，争取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往往把完成“总产值”作为最高指标，而这一指标的固有缺点是产值越大，消耗越多，结果造成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中的粗放经营，造成高速发展情形下的高消耗、低效益；三是为追求快速发展，往往重视外延扩大再生产，忽视内涵扩大再生产，有时只注意数量增加，不注重质量提高，以致一度造成严重铺张浪费。其后果是不仅影响优良生产设备的供应，而且影响广大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工业化过程中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致使国民经济长期比例失调。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忽视农业的发展，以致造成国民经济长期比例失调，造成市场商品供应长期严重短缺，从而影响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斯大林曾经设想，重工业优先增长，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但实践的结果是，重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轻工业和农业却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和改善。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影响到整个工业化进程。应该说，在工业化过程中，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已经看到了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不良后果。在拟定“二五”计划时就针对重工业已有一定基础，农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的情况，强调要同时加速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且在计划指标上作了明确的调整。但由于国际局势更加紧张，世界大战征兆更加明显，到“二五”计划执行结束时，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与轻工业、农业的发展相适应，用牺牲农业和轻工业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因此，不要把重工业优先发展看作普遍的绝对的原则。
第三，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被“挖”得太苦，作出了巨大牺牲。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一般地说，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并且回收较慢，国家必须有较大的投入。苏联是在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资产阶级政府留下来的国库极其空虚。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又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当时苏联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借外债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筹集工业化建设的资金？斯大林认为，只有依靠内部积累，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依靠苏联农业和农民从人力、物力和财力诸方面给工业以大力支援。一方面，政府减少了农业投资，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一五”期间占15.5%，“二五”期间下降到11.8%，“三五”期间下降到只占10.7%；另一方面是，国家从农业和农民那里拿得多。为保证工业用粮，国家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农产品价格往往不到成本的10%。国家在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向农民出售的工业品价格却很高，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严重。政府通过剪刀差价格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办法，牺牲了农业和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农民生活困难。
应该承认，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现实情况摆在面前：要么高速发展重工业，暂时牺牲消费；要么更多注重消费，放慢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速度。二者必居其一。历史表明，苏联人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总的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内外历史条件下实现的。一方面应该看到，苏联走的这条工业化道路基本上适合本国国情，基本上是成功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条工业化道路并非尽善尽美，并非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它是以人民群众付出较大的牺牲和代价而取得的。在一定时间内，苏联依靠公有制、高度集中管理等条件和手段，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赶上和超过了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一个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是难以在短时期内靠突击方式提高的，它必须与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协调发展。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协调配合，人民群众以及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都是密切相联系的。当时苏联社会恰恰就是缺少一种充满活力的发展机制，致使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后来由于体制的僵化，越来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不能把这条工业化道路教条化和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