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苏联的肃反运动
1.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大抓阶级斗争——肃反运动的前奏。1924年列宁去世前后，在推行新经济政策问题上，联共（布）党内存在严重的分歧，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同反对派先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思想斗争。分别是1923—1924年同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斗争，1925—1927年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合反对派”的斗争，1928—1929年同布哈林的斗争。在这几次斗争中，反对派在政治上都失败了。
这些斗争的焦点主要是关于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存在分歧，从更高层面上看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与道路问题存在分歧。尽管斯大林在这些思想政治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更何况反对派的思想观点并非一无是处，他们的有些观点是合理的。
面对反对派不断挑起的争论，为了强制统一思想，实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斯大林大抓阶级斗争。他提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斯大林对苏联的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曾做出了两种互相矛盾的判断。一方面，他宣布，苏联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冲突”，形成了“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32]另一方面，他又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他认为，这种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33]他把当时苏联党内分歧和矛盾中出现的反对派说成是外国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思想的主导下，斯大林为了贯彻其思想路线，从组织上大力肃清和彻底击溃反对派，导致肃反扩大化，犯了“大清洗”的严重错误。
从20年代下半期开始，斯大林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富农”和反对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农民，以及旧社会留下来的大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是企业和大专院校的专家、教授。斯大林对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常常采用流放、强迫迁移等粗暴的办法，大大伤害了一部分农民的积极性，曾导致农业减产和30年代初大饥荒。斯大林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28年3月，以所谓技术专家破坏矿井的“沙赫特事件”为由，发动了一场在全国上下揭发“沙赫特分子”的阶级斗争运动，以后扩大到全苏知识界。
2.基洛夫被害——全国性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导火线。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暗杀，激起苏联民众强烈义愤。各地纷纷集会悼念基洛夫，要求政府严惩恐怖分子，并查清幕后有无背景。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亲赴列宁格勒处理此案。苏联安全机关在斯大林的指挥下，对暗杀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进行了周密而严厉的审判，逮捕了一批嫌疑犯。
基洛夫被害之后，联共（布）中央发出通知，指示各地要从基洛夫被害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对老反对派要进行处理。1934年12月16日，老反对派代表人物季诺维也夫被控组织“列宁格勒总部”，加米涅夫被控组织“莫斯科总部”等恐怖组织，大批嫌疑犯被逮捕。12月22—27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说尼古拉也夫是“列宁格勒总部”这一恐怖组织的成员。并控告“列宁格勒总部”有一个长远的谋杀计划，将谋杀斯大林及其他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谋杀基洛夫只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1935年1月，在列宁格勒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判处10～5年等不同期限的监禁，尼古拉也夫被执行枪决。
3.大清洗——肃反越来越扩大化。1935年1月，联共（布）中央就基洛夫被害指示各地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的泰然自若和庸俗的粗心大意”。要保持“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34]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对分子及其幕后组织。这样，舆论被充分发动起来，被控和“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有牵连的一大批干部被逮捕，肃反范围进一步被扩大，掀起了一场全国性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1）第一次大审判。在随后展开的肃反运动中，斯大林把所有的重大政治案件都同托洛茨基联系起来。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后，已成为一名外国间谍，专门从事反苏破坏活动。其阴谋之一就是企图暗杀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看来，那些被控为“人民的敌人”的人都理所当然地和托洛茨基保持着秘密联系，必须坚决予以肃清。
1936年，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正在服刑的老反对派重新进行了审讯，把肃反运动推向新的高潮。7月2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间谍恐怖活动的“秘密信”，确定他们是间谍恐怖活动的组织者。斯大林把那些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相牵连的人都称之为“人民的敌人”，要求各地继续深挖“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庇护者”，坚决予以镇压。1936年8月19—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大审判，控告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所谓“列宁格勒总部”和以加米涅夫为首的所谓“莫斯科总部”组成“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恐怖组织，所有被告都被处以极刑。这是苏联对老反对派和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开端。(https://www.daowen.com)
（2）第二次大审判。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下令以叶若夫取代雅哥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进一步加大肃反运动力度。叶若夫上任后，首先清洗了人民内务部，大批干部被当作“人民的敌人”逮捕。人民内务委员部成为肃反运动的有力工具。
1937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次公开大审判，联共（布）中央委员皮达可夫、拉狄克（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索可里尼科夫等17人被控参加所谓反革命组织“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罪名是“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索可里尼科夫等人被判处十年监禁，后来这些人在集中营被折磨致死。拉狄克等人受审时交待了他们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所谓“罪恶的”联系，这为下一次审判埋下了伏笔。
（3）第三次大审判。为了进一步肃清反对派，1937年2—3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就党的活动的“缺陷”和“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及其他叛徒的罪行”作了专题报告。他提出，苏联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阶级斗争将愈来愈尖锐。为其大规模镇压行动寻找理论根据。会上，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诬陷，并被开除党籍，横遭逮捕。
全会期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在家里自杀，抗议逮捕和杀害无辜干部。奥尔忠尼启泽生前是斯大林的挚友，极力维护和贯彻斯大林模式。但在肃反问题上，他和斯大林等人产生了严重分歧，强烈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滥捕滥杀，愤而自杀，以示对肃反运动的抗议。但他的死并没有唤起人们的清醒，未能阻挡住肃反扩大化的进程。苏联政府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公布奥尔忠尼启泽因心脏病猝发去世。
斯大林在全会总结时特别强调，要加强同“人民的敌人”的斗争，不管他打出什么旗号，是托洛茨基，还是布哈林。此后，对所谓“右倾分子”进行了侦查和逮捕，持续一年多时间。
1938年3月，进行了第三次公开大审判，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均以参加“布哈林右派和托派联盟阴谋集团”等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后，中央各部门、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分别进行了大清洗，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处决。
（4）肃反运动殃及军队系统与共产国际。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之后，肃反运动殃及军队系统。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军队内部存在一个以红军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鲍列维奇将军等人为首的所谓“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一批在国内战争中立过大功的著名红军将领被逮捕，这些人以参与“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和充当“德国间谍”等罪名送交军事法庭审判，随即被处决。
1937年6月，斯大林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揭露“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此后，在红军全体军官中开展了肃反运动，对军队干部的大规模镇压愈来愈凶。总参谋长叶戈罗夫、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装甲兵司令哈列普斯基、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勃留赫尔、军区司令别洛夫等一大批高级将领先后被镇压。据统计，肃反运动中，被处决的高级军官所占比例是令人震惊的。5名元帅中的3名，15名军区司令中的13名，85名军级干部中的57名，195名师级干部中的110名被处决，师级以下干部更是不计其数[35]。
苏联肃反运动还殃及许多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共产党员，并延伸到各国共产党内。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埃贝莱因、雷梅勒、舒尔茨、诺伊曼和基彭贝格尔，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等都惨遭杀害。被害的还有800多名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数百名波兰共产党员、百余名意大利共产党人，以及奥地利社会主义保卫同盟、罗马尼亚、瑞士、希腊、伊朗、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36]。中国共产党也曾受其影响，当时在中国国内，各根据地党组织内大抓AB团（反布尔什维克集团），许多红军官兵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并惨遭杀害。直到遵义会议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