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特点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点是高度集中，或称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实质是高度集权。这反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
（一）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特点
1.实行苏共独掌政权的一党制。尽管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布尔什维克党曾同左派社会党实行短暂的联合执政，初步建立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构架，但鉴于左派社会党革命性不彻底，1918年列宁就宣布实行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列宁去世后，苏共一党执政的政治局面空前发展。斯大林认为，既然苏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就是一党存在，那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苏联就更加没有实行多党制的基础了。1927年，斯大林公开宣称，剥削者已经被取消了组党的权利，工农中不同意见的争论不会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内部造成其他政党形成的基础。
1936年，苏联宪法明确规定，苏联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斯大林指出，“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可是，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28]斯大林的这些理论虽然过于简单，但在当时险恶的国内外环境条件下，适应了必须坚持实现共产党统一领导的现实要求。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政治斗争环境中形成的一党制固定下来，未给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留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活动的空间。
2.实行高度集权以党代政的党领导体制以及斯大林个人集权制。斯大林模式的一党制，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一党制。苏共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没有党中央的指示，国家机关不能决定任何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更详尽地规定，共产党要力争在当前的国家组织——苏维埃中实现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全部统治。在所有苏维埃组织中，绝对必须建立严格服从党的纪律的制度，以取得党在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斯大林把党的领导作用看作是由共产党机关直接执掌政权，管理国家。甚至把党同苏维埃及群团的关系对立起来。他认为，如果苏维埃和群团组织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来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他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29]。党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领导机关与执行机关之间的关系，党的指示和决议具有法律的效力。国家完全隶属于党，党包揽政务，以党代政。他主张党对苏维埃机关及工会等群众组织实行总的政治领导，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合作社等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只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
在这种体制下，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执政后期，党代表大会形同虚设。从1939年到1952年长达13年的时间里，党代表大会只开了一次。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以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权力最后集中于总书记斯大林。1941年，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完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3.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以及执行机关的自我监督机制。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国内战争特殊的历史环境，曾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列宁去世以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都曾经反对干部委派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制。但斯大林把这些合理意见都当作“反党言论”予以批判，坚持实行干部委派制。到30年代，这种干部委派制固定化，形成了实际上的干部终身制。尽管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但是宪法并没有规定必要的制度来保证人民有效地监督国家机关和各级领导。宪法没有规定人民享有罢免权。实际上，固定的干部委派制事实上取消了人民的罢免权。
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维埃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具有监督权，但它的权利和职能几乎被党所包揽，其监督力度相当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在斯大林执政后期，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例行公事是通过最高领导人事先拟定好的决议，实际上无法实行有效地监督。
在这种体制下，常设性的监督机关是监察部，但它从属于行政机关，是各级政府的一个部门。各级党组织设有监察委员会，但党的监察机构置于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这样，形成执行机关自我监督的监督机制，它起不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此外，国家安全部门具有凌驾于党政权力机关之上的特殊权力。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国家安全部门成为维护凌驾于一切权力机关之上的党的领袖权威的工具。这一现象是与高度集权的一党制相联系的，是高度个人集权的产物。
（二）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的特点(https://www.daowen.com)
1.实行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单一公有制。为了急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排斥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多样性，片面强调单一性。通过大力推进全盘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建立起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1936年宪法规定，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苏联社会只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一集体农庄所有制。前者是高级形式，主要是工商业中的国有企业和农业中的国有农场；后者是低级形式，主要是工商业中的合作社和农业中的集体农庄。全民所有制又表现为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国家作为全民的代表，通过中央部门，直接支配着社会生产资料，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国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签订合同，贯彻国家计划，行使对集体农庄的监督、管理和控制。集体农庄的自主权极为有限，集体农庄所有制实际上成了准国家所有制。
2.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经济计划。这是斯大林经济体制的核心。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单一公有制，为建立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斯大林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原则的思想片面化、绝对化，否定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调节，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经济计划。即在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方面，权力高度集中于按专业划分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组织和调节全部的产品生产、分配和流通。“全社会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组织生产和分配”。社会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党所代表的国家作出所有关于生产和分配的计划来进行的。指令性计划渗透到苏联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宏观调节到微观管理的各个环节，从中央一级到基层的所有层次，从工业、交通运输业到农业的所有经济领域，从生产、分配到交换的所有方面。斯大林指出，“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30]全国经济发展计划经最高苏维埃讨论通过后即具有法律效力，逐级下达执行。计划完成情况好坏成了衡量企业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
3.以行政手段作为管理经济的主要方法。国家通过发布命令、决议和行政组织手段，与各经济组织、企业发生联系，组织全国的经济生活。生产的任务、分配的方案、流通的方式、企业负责人的选择、职工的安排，无一不通过行政手段调节来实现，“长官意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管理经济高度行政化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机关与企业的关系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企业实际上成了国家机关的一个派出机构。这种体制下，企业实行的“经济核算制”，实质上只是一种单纯的计算手段，监督完成指令性计划的一种工具，成为行政管理方法的一种补充。
经济体制的上述三个特征，涵盖了苏联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所有制体制、分配体制、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农业体制、价格体制，等等。经济各领域的运转机制，无一不明显地带有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
与经济体制密切联系的是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赶超”为目标，在技术、经济等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把这一发展目标确定为关系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历史任务。二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这是“赶超”目标的要求。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共同特征都是排斥市场经济，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完成经济工作任务。
（三）斯大林模式在文化思想体制方面的特点
1.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国家高度集权的需要，是为推行高度集权制服务的。反过来说，高度集权必然要有意识地宣扬个人崇拜。神化斯大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为思想政治领域的一条神圣原则。“斯大林就是真理”，“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真理”。形成领导人“一言堂”的局面。在实践中，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是抓阶级斗争。把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及其全部理论当成评判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和根据。这不仅限于党内斗争，而且还扩展到理论界、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等各个方面。它成为衡量全民是否有觉悟、是否认识真理的最高思想准则，成为全民是否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主要政治准则。
2.实行高度的舆论统一。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高度的思想垄断，舆论高度一致，全党、全社会的舆论都高度统一于联共（布）中央的意见。1938年1月，由斯大林主持编撰和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联共（布）中央专门作出决议，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百科全书，是对马列主义和党的历史全面而正确解释的唯一指南。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停止使用其他版本的党史教科书，凡是党史方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方面的正式解释，一律要以《教程》为标准，进行修改和澄清，杜绝任意解释现象。
学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模式下，苏共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向资本主义发动全面进攻”。先是在政治经济学，随后在哲学、史学、文化艺术等领域，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部门都全面“出击”，划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线，把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著作划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和“机械论”著作，列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予以批判和取缔。这种高度的舆论统一甚至推行到语言学。1948年，斯大林的《关于语言学的几个问题》一书被称为语言学的“宪法”，一切与此相违背的观点均遭查禁。
3.实行高度行政化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为适应高度集权的政党领导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苏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管理工作，以行政手段作为管理的主要方法，集中统一领导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从20年代起，苏共利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各级党和政府设置大量机构，自上而下地对全国范围内所有意识形态和科教文组织及其活动进行垂直领导、指挥和监督。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甚至把群众性学术文化团体也都行政化、官僚化，成了准政府机关，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监管。最典型的方法是“学术批判”，每次重大学术批判最终都被政治化，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这种学术批判始于20年代末对布哈林的批判，贯穿于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各个领域。
总之，斯大林模式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构成一个互相依赖而又密不可分的完整体系。其共同的特征是高度集中。[31]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为实现斯大林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在遭受资本主义包围、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要在短短的10年内跑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00年走完的路程，只能通过非常规的特殊办法。这样，超常规的高度集中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应运而生。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既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反映，又是它的坚强保证。没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保驾护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运转是不可能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行为主体是国家，代表国家的是政府，因此，斯大林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从本质上看是完全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思想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也是相互融合的。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是适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而产生的，同时又是为它们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