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与反对个人崇拜
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1922年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早期的斯大林曾多次批评和纠正人们对他个人颂扬，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品德。1930年8月，斯大林在给沙屠诺夫斯基的回信中批评了那种对个人忠诚的做法：“我要劝你抛弃这种对个人忠实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要忠实于工人阶级，忠实于它的政党，忠实于它的国家。”[1]在30年代初，斯大林反对为自己写传记。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及不断取得成就，随着个人地位和权力日益突出，个人崇拜开始出现并逐步流行起来。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以往党代表大会上“党万岁！”“列宁主义万岁！”的口号被“斯大林万岁！”所代替。联共（布）十七大以后，个人崇拜的现象盛行起来，甚至形成了不成文的政治标准。吸收新党员，干部职务升降，对所谓派别活动的划分，对“人民公敌”定案，往往以是否崇拜斯大林为界限。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吹捧斯大林当作飞黄腾达的阶梯。担任外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把斯大林与列宁并列，强调党有“两个领袖”。此后，贝利亚被调到莫斯科并进入最高领导层。1938年，由斯大林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全书贯穿了个人崇拜的思想，突出斯大林个人。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后，随着斯大林威望的进一步提高，个人崇拜现象更加发展，一切成就和胜利都归功于斯大林个人，他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1949年底斯大林70寿辰时，又一次掀起了狂热的崇拜领袖的热潮。1951年7月，斯大林以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的大型纪念碑。”
苏联30年代形成个人崇拜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俄国专制制度和小生产传统的遗产。其次，当时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处于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再次，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胜利，使个人崇拜容易流行和蔓延。萨姆索诺夫主编的《苏联简史》认为：一国范围建设社会主义的某些内部和外部条件，必然会造成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限制，造成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向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斗争取得胜利后，人们开始错误地把苏联人民的一切胜利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斯大林性格中的缺点，如粗暴、对党的领导干部采取不应有的态度、不接受批评、命令主义、滥用职权。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个人迷信或称个人崇拜是斯大林后期最严重的问题，它已成为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极大障碍。斯大林逝世不久，马林科夫在1953年3月10日召开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指出：“我们认为应该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1953年6月10日，《真理报》发表题为《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的文章。该文指责个人崇拜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批评传播媒介至今仍在宣传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观点。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除解决贝利亚问题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个人崇拜和强调实行集体领导。1953年7月10日，《真理报》在报道七月全会将贝利亚清除出党的消息的同时，发表社论引用马克思、列宁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两年半以后，中央向二十大所作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中说：“1953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揭发了因个人崇拜而对党的最重要的领导原则的严重破坏，并要求从上到下贯彻列宁关于党的集体……的指示。”从苏共七月全会到二十大召开前这段时间里，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并未直接同斯大林个人联系起来，一些批判文章还常常引用斯大林的话，都是在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归纳起来主要观点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陷入个人崇拜，因而降低了党和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个人崇拜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降低了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个人崇拜大大促进了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的传播，阻碍了对革命理论创造性的发展，苏共中央于1954年底成立特别委员会，全面调查斯大林时期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严重错误。调查报告显示，斯大林滥用权力，违反法制，使大批忠于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遭受迫害。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引起震动。这时对个人崇拜仅仅停留在一般性批判上或将责任推到贝利亚身上已显得不够。主席团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个人崇拜时期滥用权力提出批评。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2月14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134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8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党员7215505人。来自世界55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列席大会。参加会议的人们注意到，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悬挂斯大林的画像。大会将反对个人崇拜与批判斯大林联系在一起，掀起了批判个人崇拜的高潮。赫鲁晓夫在大会所作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是二十大的中心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党”中批评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赫鲁晓夫指出：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2]。在整个工作报告中，赫鲁晓夫并没有点名公开批评斯大林。在讨论报告的过程中，党的高层领导人在发言中不同程度上支持批评个人崇拜的有苏斯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等。马林科夫指出：“个人崇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歪曲。这种歪曲不可避免地导致贬低党及其领导核心的作用，压制党员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无需证明：削弱，尤其是取消集体领导方法，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个人作用的观点，个人崇拜——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个人决定的不可反驳、专横，并在某个时期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害”[3]。米高扬第一个点名批判斯大林，并否定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米高扬说：“我之所以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4]米高扬批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观点和斯大林根据政治需要，不顾历史事实任意编写党的历史的错误做法。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赞同中央委员会报告中的结论，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
苏共二十大闭幕前夕，在会议休息期间，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他要向代表大会作一个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党内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提议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和纠正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上，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存在三种不同意见。一是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人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持观望态度；二是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等人坚决反对在苏共二十大点名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三是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坚持在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问题向全党作个清楚交待。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根据甄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最高军事法庭已经给7979人进行了平反，而这些人只是斯大林清洗运动中受害的一小部分，还有比这多得多的人还被无辜地关押着，不应当让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了。对斯大林犯过的错误，不应该再对全党隐瞒，因为错误已经犯下了，我们作为当时的中央委员，作为知情人，有责任向全党进行说明，赫鲁晓夫说服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持动摇态度的布尔加宁等人，形成了多数，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人撤回反对意见。当代表大会原定议程已全部结束后，代表们正收拾行装欲返回本地区作传达，外国党代表团也准备到外地参观访问时，大会通知全体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参加秘密会议，并拒绝外国代表团出席。1956年2月24日午夜23点30分，赫鲁晓夫向大会代表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首先声明，这不是对斯大林生平事迹作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绩，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尽人皆知。“我们要谈的问题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的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的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5]。
赫鲁晓夫的报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集中的揭发和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斯大林粗暴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无视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把自己高高凌驾于党和党中央之上，独断专行，随心所欲，滥用职权；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基本建成、国内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情况下，斯大林却令人费解地作出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也将愈加尖锐的荒唐结论，从而把内务部引向了开展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报告指出，参加联共（布）十七大的代表80%是在地下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然而谁能想到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竟有98名，即占总数70%的人被逮捕和枪决；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则有1108名，即占总数一半以上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而遭到逮捕；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对法西斯的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对来自各方面的德国将进攻苏联的情报漠然不顾，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刚愎自用和麻痹大意，以致造成了苏军在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斯大林违背列宁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抱有严重的不信任情绪，对某些少数民族带有“复仇心理”；在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上，斯大林把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错误和缺点夸大到了荒谬的程度，人为地扩大了同南斯拉夫的纠纷，最终断绝了苏南两党两国的关系。斯大林脱离生活，不了解苏联农业的严重状况和农民的疾苦，非但不采取措施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相反却变着法子去盘剥农民，造成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徘徊和停滞；斯大林不仅千方百计地鼓励别人对他搞崇拜，还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https://www.daowen.com)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历数斯大林的罪状后，报告指出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带来的危害，主要是：造成党内和经济工作中错误的扩大；致使党内和各种不正之风的出现，掩盖了缺点；出现了许多奉迎拍马、欺上瞒下的专家；许多干部被捕被杀，其他干部终日心存余悸。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斯大林的错误为什么能在党内逐渐发展并持续很长时间的原因作了说明。他提出了四个理由：（1）斯大林是党内最有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的理论和思想给予党的干部以及党的活动家以巨大的影响。因此，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给予了斯大林无限的信任和支持。但是，斯大林后来滥用了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与信任。（2）党内对斯大林进行过分的颂扬和宣传，以致后来逐渐形成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3）惧怕斯大林的残酷镇压。赫鲁晓夫指出：“不论是谁，只要他反对斯大林的意见并企图论证自己的见解和立场的正确性，那他就会被斯大林从领导集团中排除出去，然后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加以消灭。”所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根本无法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制止和批评。（4）斯大林独断专行，党内的民主生活和决策过程很不正常。长期以来，中央委员会就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政治局也只是偶尔开会，十八大到十九大党的两次代表大会更长达13年之久，可见，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错误是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
赫鲁晓夫的报告还提出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清除个人崇拜的几项措施：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恢复马列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等原则，在思想活动的一切领域肃清个人崇拜的错误观点与恶劣影响；一切党组织都要严格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继续进行近年来党中央在这些方面所从事的工作；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同滥用职权的人的专制作风作斗争，纠正因个人崇拜的后果所造成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
最后，赫鲁晓夫把列宁去世前给党的代表大会关于斯大林性格暴躁，应该从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撤换下来的信予以公开，作为自己对斯大林批判的有力证据。赫鲁晓夫在结束秘密报告时提醒大会代表：“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该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家丑不要外扬。”1956年3月1日，赫鲁晓夫的报告文本连同他的一封信发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书记。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介绍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决议。决议建议各州委、各边区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向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非党积极分子介绍赫鲁晓夫的这一报告。3月28日，《真理报》发表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这是苏联报刊上第一次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3年6月30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全文刊载于7月2日的《真理报》上。就在此前的6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以独家新闻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50年代苏共进行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符合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是正确的（从当时秘密报告获得的暴雨般的掌声可能看出），对苏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张伟垣等著的《苏联兴亡与社会主义前景》，指出它的积极意义有三：批判个人崇拜对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起了巨大的作用；批判个人崇拜使人们认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促进了苏联政策的调整，推动了改革的进行；批判个人崇拜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指出这场斗争也存在很大缺陷：把个人崇拜的产生和流行主要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品质，忽略了社会主义体制上的弊端和苏联历史传统的影响；批判中缺乏说理的分析；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时期重要领导成员之一，对于他本人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应该承担的责任，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并用野蛮谩骂的粗俗语言批判斯大林，在当时起了很坏的作用。万福义先生主编的《党鉴》认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肯定了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时也指出秘密报告的不足之处：报告中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和批评，仅仅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行为方式，像个人崇拜、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和排斥异己、残酷镇压等方面，但对斯大林思想中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意识却没有丝毫触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把苏共内存在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全部推到斯大林身上也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批判，是在苏共党内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错误问题还没有作好思想理论准备，也缺少周密的具体安排和中央委员会思想统一的情况下仓促进行的。
尽管批判个人崇拜存在一些消极影响，但仍然应该肯定是苏共二十大的重大成果。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6]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其中之一，是“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7]。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下册）也指出：“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得到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一致拥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