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的评价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1964—1982），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在这18年期间，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1965年通过的改革决议为根据的从1965年正式推行的“新经济体制”。它是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所进行的各种改革的基础，以后的各种改革措施，都是这次改革的继续、修补和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规定的一些改革原则，有可取之处并在初期取得一定成效。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强调，改革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首先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以利于提高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作用；再次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为了实现以上三项改革基本原则，采取了许多措施。它总结苏联以往改革的经验教训，把对传统经济模式的革新大大深化了一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旧管理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缺乏内在动力和活力的问题。新经济体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的改善、企业内部潜力的发掘和利用，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1966—197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4%，超过1961—1965年的年均增长6.5%，增加了0.9个百分点，1971—1975年仍保持6.4%的年均增长速度。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1961—1965年）的218%，投资额的203%，国民收入的186%。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职工的月平均工资1965年为96.5卢布，1981年增至172.7卢布[32]。但是以完善指令性计划体制为基本目标的改革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勃列日涅夫的改革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1965年改革的原则贯彻执行一段时间后，逐步后退，改革以后所形成的管理模式，仍然是效率低、浪费大、过分集中的一种体制。不少学者认为，勃列日涅夫18年的改革，没有触动二三十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不是反映生产力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彻底改革。这种改革一直在传统经济体制范围内转圈子，改革带有保守性、缺乏坚决性、缺乏综合性。勃列日涅夫及其集团深恐改革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动摇他们的权力基础，因而逐步取消了各种改革措施，还组织了对“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这样就使得传统体制更加强化，使固有的弊端进一步加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没有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关系与社会改革调整、改变人们传统的思想等同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阻力很大，很难取得人们的支持。总之，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经济体制改革虽平稳而且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由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占上风，改革丧失了最好的时机以至最后窒息。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困境中去世。因此，有学者研究后得出结论：“苏联垮台的历史原因，主要不在于几十年前建立的高度集权体制，而在于这种体制后来没有及时加以改革，多次错过了改革开放的时机；而错过改革最后良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33]20世纪70年代之后，苏联已不再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了，在苏共领导人看来，当时苏联正在运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适应其经济的发展，只需对它“改进”（官方文件只有“完善”一词），而不再需要“改革”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勃列日涅夫时期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只具有对原有体制的小修小补的改良性。勃列日涅夫及其集团推行的改革对于苏联传统社会经济体制的日益加深的弊端既没什么揭示，更没什么克服，它的基本精神是坚持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改革管理方法，加强对企业的物质刺激。经济刺激，特别是新体制强调的利润刺激和利润留成与奖金，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和职工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会起推动作用。但这种刺激作用再大，也不可能成为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内在动力。同时，在这一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开始暴露，苏联新体制在实验和推行初期取得一定成效之后（1965—1975年的10年成为苏联战后经济发展最平稳、最强劲的阶段），其效果很快消失。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19页。
[2]《人民日报》1956年2月22日。
[3]转引自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4]《人民日报》1956年2月22日。
[5]《苏联史译文选辑》第3期，陕西师范大学苏联史研究室编辑出刊。
[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7]《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257页。
[8]《苏联共产党历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72页。
[9]《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10]《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
[11]参见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页。
[12]参见万福义主编：《党鉴——共产党执政实践与规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52页。
[13]参见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14]转引自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15]《新华月报》1954年第6期，第168页。
[16]《新华月报》1954年第6期，第168页。(https://www.daowen.com)
[17]参见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18]参见徐隆彬著：《赫鲁晓夫执政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19]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6页。
[20]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6页。
[21]萨姆索诺夫主编：《苏联简史》第2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73页。
[22]刘克明：《刘克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23]参见刘克明著：《刘克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24]参见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400页。
[25]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1页。
[26]《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5—246页。
[27]参见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28]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6页。
[29]《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4页。
[30]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1页。
[31]〔俄〕尼·伊·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历史》，参见《政党与当代世界》，1993年第4～5期合刊，第12页。
[32]参见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东欧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33]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