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中央全会“根本改革”党的传统模式的开始
随着改革的深入，“加速战略”和经济改革的遇挫，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开始探索改革受挫的原因，并逐渐得出一个结论：阻碍苏联社会发展的不是偶然显露出来的某些弊端，而是党和国家的根本体制。戈尔巴乔夫称之为“障碍机制”，而且在他看来，这一障碍机制主要表现就是后来他所谓的“专制官僚体制”。这种体制在经济方面表现为“极端的集中”，“给各部门和各单位规定指令性任务和预算拨款”；在政治方面表现为人民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也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来参与国家管理，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社会思想僵化，个人崇拜盛行。因此，必须对这一体制进行根本的、革命性的改革。
而对党和国家根本体制的改革从哪个环节开始呢？戈尔巴乔夫选择了苏共的传统党建模式。对于传统苏共的党建模式最主要的要素有四条：（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2）整个国家的权力过度集中于党。（3）党的各级机关实行委任制和变相的委任制。（4）党内的行政命令制和等级服从制，党员理论上有民主权利但事实上没有。他们互相联系：党员绝对服从是党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和条件，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又成为党员绝对服从的保证，而委任制起作用的前提是党必须有对国家权力的决定控制权，这必然导致以党代政。戈尔巴乔夫的这些认识，成为他推动苏共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根本动力。且根据这一思路，戈氏认识到对党的建设的改革不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补，而应是在根本上摧毁原有体制。正如他后来在1990年的2月中央全会上指出的“党革新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清除一切把党同官僚专制制度联系起来的东西”。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他对党的传统模式的“根本改革”。戈氏在会上作了《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对苏联和苏共过去进行评价，对要进行的改革进行了解说，提出了党的改革基本思路。也就是在这个讲话中，戈氏将其改革的矛头明确对准党的整个体制：
第一，批判前任，号召更新社会主义概念。在对过去的评价上，戈氏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停滞”的：思想上保守僵化，毫无创新；政治上官僚主义盛行，行政命令、文牍主义取代了活生生的工作；党的队伍质量下降，文化领域墨守成规，形式主义盛行。为此必须对社会进行“真正革命的和全面的改造”，更新社会主义概念。
第二，用“民主”改革苏共。对苏共的改革又是什么样的改革呢？戈尔巴乔夫强调，民主是苏共和苏联“改革的实质”。而他所谓的民主又是什么呢？苏共从来没有讲不要民主。戈尔巴乔夫讲“民主的实质是劳动者的权力，这是实现他们的广泛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是他们关心和实际参加改革工作的形式”，“只有始终不渝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才能使我们的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向前发展；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保证人们自觉地遵守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发扬民主，才有可能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给社会主义的强大建设力量开创广阔的天地”。他还强调“真正的民主不存在于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11]。因此要把“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位”，要“彻底恢复列宁的公开性原则”，“让人民知道一切”。可见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进行了重新认识。(https://www.daowen.com)
第三，要扩大党内民主。既然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戈氏认为党内民主就是党内改革的实质。即“很自然的是，在苏联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潮流中也必须讨论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党内民主是实现党的战略方针、完成改革任务的主要保证”[12]。可见戈尔巴乔夫对党的建设和改革的思路发生了根本转变。
如何实现党内民主呢？戈尔巴乔夫认为关键是党的干部制度，即各级组织机构组建民主化问题。他说：“社会上积累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党本身的活动及其干部政策中的缺点是分不开的”，而干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原则薄弱”。因此戈氏得出结论：要使党内民主进一步加强、扩大，就必须“研究完善党领导机构形成的机制问题”。他说：“政治局认为：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组建工作进一步民主化，是加强党的活力、吸收新生力量、使党组织积极工作、保证不重犯过去的错误的一个重要条件”[13]。在这里，很明显，他把矛头对准了传统党建模式要素之一的干部任命制，要以干部选举制来取代之。具体看来主要内容为：（1）党的机构组建民主化和选举方式的民主化。戈氏在报告中指出三个步骤，首先，落实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选举制。“在选举党支部、党委书记时，要广开言路，让全体党员都毫无例外地发表意见，提高书记对选出他们的党员应承担的责任感”[14]；其次，从区到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在相应的党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以不记名投票选出书记（包括第一书记），而且党委员会有权把任何数量的候选人名单写入选票。这一条建议意味着将过去干部的产生由党的机关实际控制的支配地位根本动摇了。第三，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建也应进一步民主化。（2）强调提高苏维埃的作用。戈氏在全会的报告中对此问题表示了比以前更坚决的态度“各级党委应当坚决采取提高苏维埃作用的路线，决不容许对他们的事务进行无理干涉，更不能取而代之”。而且他还把这一问题提高到体制高度，认为“民主化路线和建立管理、经营新体制，为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机关、工会及其他社会团体正确结合提供了可能”。（3）利用公开性对党的机关和干部进行监督。戈氏此时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但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即监督应从体制上加以改革，在社会民主化的条件下提高“下面来的”监督的“水平和效益”更具有“原则性意义”。而要保证这种自下而来的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公开性，即“选举出来的机关和领导人必须公开活动，让群众都能看到”。此外，报告还涉及党内民主化的其他方面：如给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以更多自主权；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保证党员有最大可能参与制定、执行党的决策，参与建立党的机构；等等。可以看出，尽管不能说一月全会已经提出了关于党的改革的完整设想，但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提出的问题都是根本性的，对构成传统党建模式的各要素都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形成了对传统党建模式的极大冲击，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自己确实吹响了对党本身进行改革的号角。
第四，抛出“多元化”口号。一月全会后，戈氏对干部制度的改革大动干戈，打出反对党内“保守势力”的旗帜，用“对改革的态度”衡量干部，打击、排挤一批人，不断改组苏共各级领导班子。也就是从这次大会开始，苏共和苏联社会对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探索开始升温，党的作用问题、党的组织运作问题、党政关系问题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加之经济改革在加速战略提出后经济状况出现的短暂的虚假改善，戈氏和苏共的兴趣和注意力逐渐发生转移。根据民主化的要求，苏共起草了题为《苏联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在1987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和交最高苏维埃通过。随后在1987年的7月14日会见舆论工作和创作协会的领导时，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多元化”术语，他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出版物”。从此，“民主”和“多元化”成为社会流行话语。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这样的字眼本身并没有错，也不意味着苏共不需要这些，只是这些口号的提出不是时候，且缺乏稳妥的措施，不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直接对党的指导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指导原则构成冲击。
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戈氏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了，成为指导改革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