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对苏共理论的系统“修正”
1987年11月，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和美国哈泼一罗公司分别用英文和俄文出版了戈尔巴乔夫的新著《改革与新思维》，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改革》，专门谈苏联国内的改革，下篇题为《新思维与世界》，专门谈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新思维。他在该书的“致读者”中说“我写这本书，是想同各国人民直接对话”，是“对改革、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对变革的规模”以及我们时代复杂性、责任等作“独到的评论和思索”。该书作为戈尔巴乔夫和苏共指导改革的思想基础，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对苏共的理论进行了很大的修正：
第一，开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提出“必须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开始用西方的价值观来改变苏共和人民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与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都以时代发生变化为借口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一样，戈氏在书中也以“时代变了”，“世界上发生的变化使得人们必须用新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同暴力政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阶级斗争直到消灭敌对阶级联系起来”，然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代世界发展中形成的新文明不能再列入关于古典工业社会、关于其严格分为对立的阶级、关于劳动和资本对立的两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等习以为常的概括”，应该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我们正在加深和修正关于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概念”，“必须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必须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决裂”。新思维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放弃，公开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暴露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放弃，标志着苏共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放弃，直接为他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出台剪了彩。
那么，在新时代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呢？他开了一个与马克思和列宁完全对立的方子：一是，在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应使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大；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原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已遭到战略性失败”，因此，应把西方国家的建立在人道主义、民主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因素”搬过来，对社会主义进行“根本的改造”。在戈氏看来，改造过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实行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社会主义是由一些伦理价值——“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族际主义原则”组成的价值观念。显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开始变形，为各种势力对苏共的攻击提供直接的依据。
第二，公开鼓吹没有阶级界限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以及“人道主义”，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为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大开方便之门。戈氏在书中正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即“实现社会全面民主化”是苏联“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改革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同时“让公开性大放光明”。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强调民主化，显然是针对过去的缺乏民主而言的，所以戈氏的“民主化”是一个含义极其广泛的概念，包含了从党政关系、政府运作、政治参与、选举制度和干部体制、党内生活和党员义务及权利等方面的内容。
要推进民主化，戈氏认为必须通过公开性这一手段，因为“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所以要“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1988年1月8日，戈氏在会见舆论工具、意识形态机关的领导人时称“民主化和公开性不仅仅是改革的手段，而且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我们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接着，戈氏又把民主化与公开性同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联系起来，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堂而皇之地被提出来。其实早在二十七大提出“加速发展战略”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报告的政治部分透露出的明显的人道主义倾向，称“人的尊严、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些口号的提出，为社会上公开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诋毁共产党，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思想阵地提供了可能。可见，在这时候的戈氏和苏共指导思想中，民主化和公开性已经成为改革的纲领和实质，人道主义已经实际上取代共产主义了，苏共已经实际上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https://www.daowen.com)
其实很难说，“民主化”和“公开性”概念本身有什么严重缺陷，也不是苏联不应该提这些概念，他们的提出，正是针对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长期缺乏民主、普通党员和群众长期无法参与决策的状况，目的在于增强党员和群众的主人翁感。而且，这两个概念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有些领导人早就提出过。波兰的哥穆尔卡1956年上台后曾多次谈到党的“民主化”，卡达尔在论述匈牙利发扬党内民主时也提到“公开性”。而戈尔巴乔夫最初提出这两个概念的目的应该也是好的。但他的错误不在于提出概念，而在于他对民主化和公开性的迷信和天真，认为作为理智的人，只要给他们民主，他们就会自觉负起责任来，社会就会自然健康发展，全然没有认识到作为执政党面临的各种挑战，没有在提出民主化的同时加强党对民主化和公开性的领导。同时更绝对地理解民主，强调“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完全适应于舆论工具”，全然不顾苏联几十年缺乏民主的历史，希望民主一蹴而就，犯了民主万能论的错误。
第三，公开提出要对党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在“改革是迫切的需要”一章中，戈氏谈到改革党的必要性：党的领导削弱了，某些重大社会活动中的创举被忽视了。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方面停滞不前已经十分明显，领导人更迭的自然过程遭到破坏；地方上的许多组织不能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同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和纪律松弛作斗争；党员平等原则遭破坏，许多身居领导职位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导致工作中的失败和严重的违法乱纪；某些领导环节中出现的无视法律、纵容贪污腐败和歌功颂德现象；某些工作人员的行径引起人们的愤慨等。为此党必须从上到下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说：“一般来说，改革已从党，从党的领导人开始了。我们好像是从金字塔的顶端走到它的基底”，“党首先是从自己，从纯洁自身开始的”。“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责任——无论你是在政治局、在地方上，还是在基层组织”。要看到，“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如何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呢？戈氏书中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没有现成的药方”。可见，戈氏在没有思考成熟的条件下，就贸然选择苏联国家体制的最核心部位——执政党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非常危险且欠明智的。同时戈氏的决定没有人能够反对，也反映出苏共的高度中央集权模式下最高权力掌握者缺乏监督、党内缺乏民主的弊端。
第四，调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强调各国“自由选择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各国人民有权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苏共尊重各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代表这个制度的合法政权。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对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调整。他强调，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关系的改革已在进行，改革的方向是：“要在完全自立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整个政治关系体系”，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都应具有自主性，有权自主地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15]。戈氏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调整，对于改正苏共以往盛行的大党大国主义方面来说，是一个进步。但在当时东欧政局复杂和恶化的情况下，苏联的“松绑”，使东欧一些国家党内外对如何进行改革的意见分歧日益扩大，很多历史问题又被重新提出，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助长了各国反对派向西靠拢的愿望，也为西方国家拉拢东欧打开方便之门，加剧了剧变进程。
在《新思维》做改革的理论动员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随着经济的改革而悄然展开。苏共采取了扩大苏维埃的自主权、改组和精简机构、颁行《全面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等法律，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干部队伍、实行公开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举措对于改革中的苏联来说应该是非常正常。但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民主化和公开性方针的实施，苏联社会却出现了一些不正常：人民群众在澄清历史的过程中掀起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甚至否定苏共历史的潮流，纷乱的争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也引发了党内的争论和分歧。苏共党内围绕改革战略策略的争论激烈且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叶利钦成为党内要求加速改革的激进派，并得到社会上激进改革的群众和政治势力的支持，成为“激进改革派”的首领。
但总的看，这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虽没有改变苏联的政治框架，但改革比以前预想的要困难。至于原因，戈尔巴乔夫认为，不是因为苏共的改革，而是因为苏联存在一个“障碍机制”。1987年的六月全会时，他就提出苏联的“障碍机制”没有被粉碎。而他所谓的“障碍机制”现在已经非常明显，就是政治体制，而政治体制的核心就是苏共的领导体制。于是六月全会决定召开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此苏联的改革重点发生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