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大对苏共传统理论与模式的彻底放弃与苏共的彻底分裂
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肯定二月全会和三月全会的内容，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标志着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终确立，最终完成了对苏共执政理论的彻底的修正。
在党的建设方面：首先，彻底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代之以“建设性地思考20世纪的历史经验以及正确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其次，在党的奋斗目标中，“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的提法不见了，仅仅提到“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景的党”，而且指出“党的社会理想包含了人类文明的人道主义原则”。第三，改变党的阶级性质。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的党”，而只提“党具有社会政治组织的性质”，“把党变为公民和睦的党”。第四，改变党的法定领导地位，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提法消失了，宣布苏共作为“政治组织”，将“在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的自由竞争中捍卫政治领导权”，“起着议会党的作用”。第五，放弃“民主集中制”是苏共“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坚持选举制和更换制、公开性和报告制、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包括在党的舆论工具上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宣布对干部实行选举制和任期制，“党放弃形式主义和圈定名单的做法，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有权作出干部任命决定，党内的干部任免权由上级机关下放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第六，党内有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和按兴趣与问题成立横向联系组织的自由。第七，尊重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显然，“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给苏共确定的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基本面貌，表明苏共已彻底地放弃传统的党建模式，已开始向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转变，从思想到实践都彻底地发生蜕变。
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苏共，改变了原先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1）用“可调节的市场”代替了“计划经济”，指出“市场经济是排除过时的国民经济行政命令管理体制的唯一选择”，并主张“分阶段向市场过渡”。但很快“可调节”一词又抛弃，经济改革的目标变成了单纯的“市场经济”，“最后一步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益高涨的呼吁”。而“这实际上，它是在改革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完全拒绝社会主义，因为从社会主义的信仰来看，如果一种经济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计划的框架就是需要的”。[31]（2）市场经济的提出客观上不存在理论上的失误，关键是苏共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突然提出搞市场经济，从党自身到民众都一下子难以接受。苏共不再提“以公有制为主”，而是认为各种所有制形式应该有“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权利”，主张建立“平等”、“一体化和自由竞争”的多种形式的所有制。[32]可以看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已经勾画出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框架。
苏共二十八大的实际作用是认可了党的涣散、软弱无力和党内派别发展的状况。即便如此，党内激进派和传统派都对会议结果不满。激进派嫌步子迈得太小，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等甚至申明退党，传统派认为削弱了苏共，党已不党了。
其实，对苏共的致命打击，不在于实际上产生了派别，而在于派别活动日益凌驾于整个党之上。二十八大后，党内各派各自为政，拒绝服从统一领导，开始为各派的政治目的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大体情况有三种：第一，一些人从苏共内部分离出来，另组新党。1990年11月，部分退党的民主行动纲领派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第二，苏共党内建党。1991年7月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成立“民主改革运动”，鲁茨科伊成立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第三，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员成立独立于苏共的共产党，如立陶宛共产党和爱沙尼亚共产党。
在苏共中央分裂的同时，1990年最高苏维埃颁布的《社会团体法》从法律上为实行多党制提供了保障。新出现的很多党派和团体，有不少具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波罗的海三国反对派的联合组织“人民阵线”于1990年春在议会竞选中获得多数并取得政权后，立即取消了原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都有自己的主张，苏共简直成了争论的俱乐部。从1990年秋至1991年春，传统派和激进派围绕十月革命和恢复秩序等问题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激烈斗争。激进派毫不示弱，它们联合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鼓励矿工罢工，在一些城市组织游行集会，要求改革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实行“非党化”和没收苏共财产，并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等，与戈氏当权的苏共中央进行全面的对抗。苏共的地位和威信在二十八大后直线下降。(https://www.daowen.com)
右翼激进派见戈氏软弱又没有有力的措施解决苏共的困境和当前的争论，于是与苏共开展公开的夺权。1991年2月，叶利钦公开提出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3月9日又打出“向国家领导人宣战”的旗号。6月12日叶利钦索性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这说明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已成气候。叶利钦在他的就职讲话中说：激进派的胜利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已开始崩溃，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拯救它”。7月20日他发布“非党化”命令，限期解散俄罗斯境内机关、企业和军队中的苏共组织，俄罗斯议会还迅速通过了一系列实行私有化的法律。
在政局极其混乱的情况下，戈氏阵脚大乱，慌忙提出实行总统制的建议，并建议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企图以此统一和协调全联盟的政令，克服分散和分立主义的倾向。既然各地纷纷显示独立倾向，戈氏只得提出改革联邦制，在苏联建立“各种联邦联系形式”。但局势并没有因他的退缩而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反而更加糟糕。1991年夏秋，戈尔巴乔夫为了一己私利，转而倒向激进派，对叶利钦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其中不顾3月17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对联盟条约草案进行重大修改，将以前文本中的“主权共和国”改成“主权国家”，除出现“苏联”国名外，不再提“社会主义”，并决定于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后，修改宪法和改组联盟中央政权。
这以后，局势急转直下，对激进派更加有利，苏联出现了加速演变的趋势。在苏共四月全会上许多人对戈氏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并要求他辞职。但戈氏仍然一意孤行，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他又提出了以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党纲草案。西方通讯社评论说，这一草案表明苏共已变为社会民主党型的党。
可见，经过这一阶段苏共的改革，苏联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国家权力先是由苏共中央向最高苏维埃转移，很快又向苏人代会转移，后来又向苏联总统转移。上述权力结构在短期内的迅速变化和改组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由于削弱了苏共的权力，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人代会和总统的权力实际上被架空，结果全国陷入“权力真空”的局面。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政治危机引发民族危机。各加盟共和国同联盟中央之间所掀起的“法律战”、“主权战”从根本上动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统一。波罗的海3国首开独立浪潮的先河。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1990年2月15日，拉脱维亚议会通过独立宣言。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3月30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向独立过渡的宣言。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随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仿效。至1990年底，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有5个发表了独立宣言，10个发表了主权宣言。面对联盟解体的危险，戈氏挽救联盟解体的方法则是用他迷信的民主，于1991年3月17日就联盟前途进行全民公决，竭力与各个要求独立的加盟共和国签订新的联盟条约，建立一个承认他这个总统的松散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