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着应对国际形势与党的执政地位日益巩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国国内也发生政治风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受到了来自内外的巨大挑战。在内部，一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最终酿成了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党和国家一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二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不仅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社会无序与腐败现象出现了蔓延的势头，影响了人们对改革、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在外部，苏东剧变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空前恶化，原执政的共产党有10个丧失政权，前苏东地区的9个社会主义国家，裂变为27个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还有一些共产党改弦易帜，全世界共产党总数从180多个减少至120多个，除中国外的共产党人总数从4400万减少到1000多万[23]。严酷的现实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悲观失望，失去了信心。而西方舆论也乘机鼓噪，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共产党将彻底垮台，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长期竞争中已不战自败。美国著名学者弗郎西斯·福山在其轰动一时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便宣称，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将终结。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严重挫折给我们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压力，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复杂的形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究竟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西方国家处心积虑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东得手之后，又转而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对中国施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外交压力，他们借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机，大肆鼓噪，兴风作浪，妄图乘机一举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西方一些国家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但在风波发生期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当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平息了风波之后，又公开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进行制裁。1989年“六四”发生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布什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6月29日和7月14日，美国众参两院又先后通过关于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西欧大国和日本亦步美国后尘，对中国相继采取类似措施。先是欧共体理事会发表声明对中国妄加指责，并于1989年6月27日单方面作出损害同中国关系的决定。随后，有日本参加的七国首脑会议于7月16日发表政治声明指责中国的“六四”风波。日本还宣布暂缓对华贷款等经济合作项目等，“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制裁有时比西方国家还厉害。”[24]一时间，西方各大国对中国的制裁大有黑云压城之势，似乎各种接触都停了，连同中国有双边关系的、官方的经济联合委员会或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都停止召开，甚至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原应举行的会议也被拖延了3个月。
在来势凶猛的“制裁”面前，我党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保持了沉着冷静。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没有因为出现了“六四”风波和西方大国的制裁就动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灵活运用外交手段，广交朋友，分化瓦解西方阵营，冲破西方国家对我的政治围剿和外交孤立。对于同期发生的苏东剧变，我们一方面坚持不干涉别国党内部事务和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有关各国人民的选择，继续保持了同东欧各国原有的外交关系，并先后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15个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另一方面，我们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坚信：“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25]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由于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与原则，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敢于同西方大国的制裁压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不但顺利地应付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稳住了自己的阵脚，而且在西方制裁期间，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出现什么倒退，相反国民生产总值以很快的速度得到发展。西方国家在可耻的失败面前，虽然依然贼心不死，但也不得不改弦易辙，重新恢复发展对华的正常关系。
在对外运筹帷幄的同时，对内，我们也及时总结了教训，坚决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时平息政治动乱；教育和团结全党全国人民正确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挫折，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特别是我党在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的同时，还大力加强了政治建设，包括加强党的建设，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及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等等方面。(https://www.daowen.com)
1989年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不久，邓小平即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6]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也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1989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发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对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根据中央的部署，1989年秋、冬和1990年，各级党组织对1989年政治风波中的重点人物和重大事件进行了一次全面清查和清理。在清查和清理工作结束后，又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了一次做合格党员的教育，并在部分单位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针对腐败蔓延的势头，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特别强调了惩治腐败的重要性，指出“新的领导人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作为要办的大事之一，特别是通过查处一些大案来教育全党。1989年9月14日，原海南省省长梁湘因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被撤消党内外职务，引起很大震动。1990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纪委《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要求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把这项工作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在抓党的自身建设的同时，党中央把发挥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的作用，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1990年3月，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我党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既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又有极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概括和新发展。《决议》共九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执行程序，保证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坚持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制度；扎扎实实做好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坚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建立和完善党内和党外监督制度，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宣传和组织群众，带领群众一道前进；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教育，增强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这些方面抓住了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主要问题，也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意见》还指出，我国的多党合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一致拥护。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深得人心的，实际富有生命力的。
在极为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沉着冷静，内外兼修，经受住了巨大的压力和考验，政治上更加成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党的执政地位日益巩固，从而为我国9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的到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