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它是邓小平于1979年在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来临的时候,作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思想政治上的“根本前提”[21]提出来的。1979年前后,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动向。一方面,党内不少人还没有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倾、复辟和倒退。另一方面还有极少数人则惟恐天下不乱,利用党发扬民主,提倡解放思想,纠正错误的机会,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一段时间里,这种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和危害显得更为突出。一些人提出所谓“反饥饿”、“要人权”的口号,结成各种秘密的或半公开的非法组织,相互串连,有的还同境外国外政治力量相勾结,甚至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等。在北京的街头一度出现了当时影响颇大的“西单民主墙”[22]。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形成了一小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并在一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央委托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郑重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为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和政治方向。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后,一方面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即8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而对中国,则是以经济和贸易为筹码,施加政治压力;利用新闻等大众传播媒体为工具,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以争夺青年一代为重点,培植亲西方势力;以维护“人权”为幌子,粗暴干涉我国内政,不择手段地试图使我国发生演变。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小气候的作用,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我们一直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由于党内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完全统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缺乏一贯性和坚定性,纵容了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各种形式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作用下,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愈演愈烈,进而演化为反对党的领导的行动。1989年4月起,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胡耀邦同志的不幸逝世,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https://www.daowen.com)
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刻,党中央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会深刻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充分肯定了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平息风波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全会还重新确定了党中央的领导班子,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1989年11月6日至9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辞职请求,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时刻,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处乱不惊,沉着应对,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