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其加强党建的思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剧变给中国的发展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苏东剧变，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这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在政治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由于中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和措施，继续保持和发展了与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俄之间非但没有疏远，反而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了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建立起了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但使中国消除了在漫长的北部边境上的严重的军事威胁和巨大的压力，而且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作，有效地维护了各自的国家利益。
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形势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周边环境，同时也带来了压力。中国只有抓住机遇，奋起直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经济的发展速度，才能不断缩小与周边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保持自己的相对优势，体现出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经济竞争逐渐取代政治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题，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庞大的市场对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西方国家为了能够分享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也不得不放弃1989年以来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进入90年代，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同样给中国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这可以使我们更便利地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更高的平台上发展经济，更加充分地发挥“后发效应”，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也要求我们必须使经济更加健康地运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必须在科技教育方面有迅速长足的发展，这样才能使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从中国国内的形势来看，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全国的局势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巩固，一度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经济秩序好转，经济滑坡现象得到遏制。而广大干部和群众早已享受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成果，积极拥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热切希望能够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再上新台阶。
可以说，到1992年初，我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无论是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无论是国内条件还是国际条件，都已具备。但是，当时有些人的思想观念却还受一些旧的传统框框的束缚和限制，担心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东西太多了，或者为一些改革措施是姓“社”还是姓“资”进行着各种争论。这种担心和争论，对解放思想，探索改革开放的新路子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严重束缚了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又一次拨开了前进道路上的迷雾，吹散了天空上的阴霾，融化了人们心头的冰雪，把已经迟缓下来的改革开放车轮重新推动起来，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1年邓小平便在上海发表了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搞市场经济的谈话[27]，但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回应。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毅然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阐述了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著名的论断。例如：
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的观点，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三个有利于”标准。针对当时那种束缚人们思想、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旧框框，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三个要素组成的这个判断标准，坚持和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是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生动具体的体现。
社会主义本质论。过去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即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完全搞清楚。有的人单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考察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的人把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直接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的人则把不属于区别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如计划、市场等）附加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上去，造成许多混乱。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8]这样就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了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概括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明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在落后国家实现的决定意义，体现了本质与特征、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高度统一，因而更具有深刻性、现实性，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确立了一种以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为核心内容的崭新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确定、发展道路的具体模式和基本途径的选择，都是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分不开的。(https://www.daowen.com)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实践中最困难、最复杂、理论难度最大的问题是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问题。从1979年起邓小平曾十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在南方谈话中，他再一次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把市场和社会主义这两个长期被看作是对立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并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利用这两种手段的积极作用又避免其各自的消极作用，从而找到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效地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和基本途径，从根本上结束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否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畴的争论，使我们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富开拓性的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会成熟和最终确立起来。
发展机遇论和台阶式发展战略论。邓小平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借鉴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并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在南方谈话中针对经济发展速度滑坡、体制改革停滞的状态，邓小平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提出了发展机遇论和台阶式的发展战略论，指出必须抓住机遇，发展经济，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并认为这种台阶式的跳跃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实现这一发展战略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他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29]这样，南方谈话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模式问题，而且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问题，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完整和具有可操作性。[30]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在强调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丝毫不能放松精神文明建设。
在视察南方发表谈话时，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党的建设问题。对党的各方面建设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都做出了精辟的论述。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加强党建的思想，首先是强调了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我党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领导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党内也出现一些淡忘党的宗旨，以权谋私等不良习气，党的建设在改革开放中面临着种种新问题。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是必须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严肃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31]
在政治路线上，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2]。他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33]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党内部搞好，加强党的建设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要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全面深刻地理解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而且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贯彻执行。还要教育党的干部和党员，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警惕右，更要防止“左”的错误倾向。
在组织路线上，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4]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要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和才的辩证统一。人民只会拥护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实绩的干部，而坚持改革开放又取得了实绩的干部，也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选拔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干部进班子，不仅是保证基本路线得以贯彻执行的需要，也是克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吏治腐败”的有力武器。
在思想路线上，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党内的思想状况，重申了他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35]。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和理论风格。
在领导方法上，邓小平又一次提出了党要善于领导的问题。他说，“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③。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是一个伟大的试验，没有现成的模式。只能在实践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时要善于总结经验。这是干部在改革开放中增长才干，提高领导水平的基本办法。
在作风建设问题上，邓小平一如既往地强调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并且突出强调了两点。一是要反对形式主义。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36]。二是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并提出反腐倡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要靠得住些。”[37]
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后不久，中共中央于2月28日发出《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通知》，将其重要谈话精神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后又迅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开，并很快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如报春的惊雷，滚过天宇，震撼大地，催醒了万物。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讲话，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标志着新时期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那么，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冲破了姓“社”姓“资”抽象争论的束缚，成了党的十四大的重要指导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随着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而随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