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共产党六大与“革新开放”的路线
1986年的越南共产党六大是越南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这次大会认真地反省了过去的错误，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全面革新路线，决定把越共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以这次大会为标志，越南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时期。
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僵化的传统模式和越南共产党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使越南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越南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由于多年的抗法、抗美战争，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革命胜利、南北实现统一后，作为执政党，越南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无疑是医治战争创伤，尽快发展生产力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但遗憾的是，越南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做的并不成功。具体表现在：在指导思想上，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急躁冒进、不尊重客观规律；在方针政策上，脱离越南实际，机械照搬苏联模式，过分追求生产关系变革，尤其是在南方进行过火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多种经济成分，以确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手段方法上，习惯于敌我斗争、群众运动、以党代政、以政策代替法律。结果，不仅原来设想的目标没有实现，反而大大破坏了原有的生产力，使越南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中：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基本建设和生产规模过大造成原材料短缺，过半的工业企业开工不足；过快地消灭私营工业和手工业，使南方已有的商品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导致南方经济萧条；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素有“世界粮仓”之称的稻米出口国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流落他乡。(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日趋紧张的对外关系使越南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越南统一后，在外交上实行的是倒向苏联的对外政策，与西方各国的经贸关系基本上处于断绝状态。与中国关系恶化后，越南加速倒向苏联。1978年越南出兵柬埔寨后，越南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更加孤立，来自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经济的援助纷纷停止，美国等国也采取了禁运等经济制裁措施。再加上越南经济上和政治上所依靠的苏联东欧国家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其援助也大大减少。这使长期以来建立在外援基础上的越南经济急剧恶化。而与此同时，与越南毗邻的周边国家却蒸蒸日上，这不能不使越南倍感压力。
第三，1986年前的改革尝试陷入困境。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内外危机，越南党和政府不得不反省越南共产党四大以来的政策失误，逐步调整其内外政策。从70年代末，越南也曾经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试图在原有体制范围内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以1979年越共四届六中全会决定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为标志，越南开始了分权化体制改革进程。与过去不同，新经济政策更加强调物质刺激手段的运用，目的是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和消费品生产。越南共产党四届六中全会后，越南结束了南部的农业集体化，决定开放农村自由市场、推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放宽对私人经济的限制、调整国家定价商品价格。1982年3月越共召开五大，承认党未能认清从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困难和复杂性，提出农业是首要战线，要集中精力发展农业，尽快推进消费品生产。1984年，越共五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克服官僚主义，发展生产，提高管理水平，要研究市场、分配和价格等问题。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只是摆脱困境的权宜之计，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只是在原有体制内的修修补补。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问题，加之理论准备上的不足和政策措施的不配套，因此成效甚微。相反，由于在一些措施上急于求成，实行的政策并不符合客观实际，1985年工资、货币、物价的同步改革不仅没有达到原来的初衷，反而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造成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七百多。越南的社会主义面临着新的选择。
正是在面临如此重重困难的形势下，越南共产党1986年12月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以“正视事实，正确地评价事实，说明事实的态度”，认真总结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公开承认党和国家在过去犯了“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急于求成和简单化的错误”，向人民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大会还对越南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发展阶段进行了重新认识，指出：“党的四大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经过许多阶段；加上指导思想上犯了主观、急躁的毛病，想省去必要的步骤，未能确定好初期阶段的目标。”[1]越共六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许多阶段。大会强调越南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阶段”，“初期阶段今后若干年的总体任务和目标是：稳定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形势，继续为今后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前提。”[2]大会决定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此基础上，大会提出了建立“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多种经济成分的、由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的革新路线。大会认为革新开放是越南“迫切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由之路，也是关系到越南生死存亡的大事。越共认为，由于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许多落后和错误的观念，所以“这次大会应当成为党在思维、作风、组织和干部工作中改革的标志”，要在更新思维的基础上深入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废除官僚集中统包统管体制，建立符合客观经济发展水平的新体制。大会决定要全面推进革新事业，以市场机制彻底取代计划机制。越共六大还提出了一些革新的具体主张和措施，如对内要正确对待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要调整产业结构，重新安排投资方向，确立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发展顺序；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经济政策等。对外，实行“广交朋友”的灵活方针，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大会选举了具有革新和务实精神的阮文灵担任党的总书记。这样，越共六大就为越南进行革新扫清了观念和体制上的障碍，为越南走上新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可以说，越共六大是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它开辟了越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转换的进程。六大以后，越南“在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方面的观念和路线以及对外的许多大政策都有了方向性的转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