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刍议

综上所述，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者的严禁主张，既断然否定了许乃济弛禁论，又力图对清廷传统禁烟方针进行扬弃，其忧国爱国的激情和历史作用不容低估。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主张又具有重流轻源、治内不治外的片面性，忽略了对走私入口、沿途兴贩、开设烟馆、吸食鸦片者衡情量刑施惩的重轻等次差别。正因存在着这种疏误，黄爵滋重治吸食者的主张终为清政府和林则徐的禁烟实践所修正扬弃。清廷禁烟过程中这种“否定之否定”演化，并不是什么弛禁派对严禁派的否定，而是清统治集团在围绕黄爵滋禁烟奏议展开大讨论基础上，“参互考订，择其实可见诸施行者”^[61]的集思广益，是在较以前更为清醒，态度更为坚决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清廷禁烟政策的进步之举。(https://www.daowen.com)

笔者列举上述黄爵滋重治吸食者主张的种种疏误，尤其是借用当时部分清政府官员，包括一向被斥为弛禁—投降派头子琦善等人的一些论点，并非有意借此贬低黄爵滋，褒誉琦善等人。其实，在当时腐败的吏治官风毒化下（当然，也有外国侵略者阻挠和破坏的原因），就禁烟的实际结果而言，清廷中任何人提出的任何禁烟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长久地取得禁绝鸦片的成效。许乃济有感于清廷吏治的败坏，鸦片屡禁不止，提出旨在“救弊”的弛禁错误主张，最终身败名裂；黄爵滋有鉴于清廷吏治的腐败，各种禁止之法皆不足恃，提出了以死论处、重治吸食者的片面主张，最终为清廷所修正；林则徐虽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空范围内，取得了禁烟的显著成效乃至重大胜利，但最终难免贬斥新疆的命运。导致这一共同历史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在于其本来主张的正确与否，而在于腐朽的政治制度及这一制度下的腐败吏治官风。这大概就是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有益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