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辨析
按照史学界的传统说法，在甲午战争时期，清统治集团内部即已出现了帝党与后党的派系之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对于甲午战争时期，是否已形成了帝、后派系，本文已有论析。在此仅就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观点略作论列。为了论说的方便，在此仍暂时借用“帝党”、“后党”的称谓。
甲午战争以后嬗变为帝党的官员，在甲午战争中的确多为主战论者，而演化为后党重要成员的官员，则多为主和论者，但不能因此论断在甲年战争时期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理由有五：
第一，若笔者前说可以成立，甲午战争前后并不存在帝党，那么也就不存在“帝党”主战的问题。
第二，就历史事实来看，“帝党”并非始终主战。这在战争爆发前及战争的后期表现得较为明显。1894年7月4日，给事中褚成博即明确提出对日主战的主张，但并未引起光绪帝的注意。7月12日，御史张仲炘再次提出与日本决战的主张。光绪帝虽为此颁发了一道命令直隶总督李鸿章筹备战守的上谕，但又同意对日“不妨量予通融，以全大局”。[243]直至中日决裂在即，战争一触即发的7月16日，光绪帝才向清廷高级官员明确表示了主战的倾向。据翁同龢7月16日记载“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由此可见，光绪帝的明确主战态度是与慈禧太后的主战态度同日向朝臣表露的，很难说此时帝、后在对日态度上有何明显的区别。这一天，光绪帝曾打算“议处北洋，又欲明发布告天下”。[244]但事实上，既未惩处李鸿章，也未布告天下，其原因恐与光绪帝尚未真正一意主战的矛盾心理状态有关。此时，被视为“帝党”领袖的翁同龢，也担心“兵端一起，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为难继”，因而也主张暂“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尚认为通过美国等列强的调停，“似撤兵一节，尚可就范”。[245]
1895年初，中国在战争中严重失利，光绪帝与翁同龢都认为“战、和皆无可恃”，君臣“声泪并发……罔知所措矣”，[246]都不再主战了。《马关条约》草签前，光绪帝更显现出急于议和成功的心情。3月3日，光绪帝谕令李鸿章等人“权衡利害之轻重，情事之缓急，统筹全局，即与定议条约，以舒宵旰之忧，而慰天下之望”。[247]4月初，面对日本提出的割地赔款等苛刻条件，光绪帝虽意在犹豫可否之间，但对日议和，“上意总在速成”，[248]绝无勇气再言战争了。4月14日，光绪帝电示与日本议和的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249]
《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出后，朝野上下，奏章迭上，“大率谓和约当毁”。被视为主战最力的“帝党”首领翁同龢，内心对此并“不赞成”，只不过是碍于枢臣帝师特殊身份，出于清流名士“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250]的明哲保身、避嫌自洁的心理，未公开反对而已。5月2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后，虽与翁同龢“君臣相顾挥泪”，喟叹“此何景象耶”，[251]但却始终未能偏离近代历史上其他封建统治者对外先战后和，战中有和，战败求和的言行轨迹。(https://www.daowen.com)
第三，被斥为极力主和的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中也不乏主战言论。1894年7月16日，“传懿旨亦主战”；第二天，“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252]10月1日，翁同龢专程赴天津，向李鸿章转达慈禧太后“现在断不准讲和，亦无可讲和”[253]的信息。
1895年2月，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被逐，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首谕战事屡挫，今使臣被逐，势难迁就，竟撤使归国，免得挫辱”。恭亲王奕及孙毓汶、徐用仪等皆认为：“宜留此线路，不可决绝”，否则于调停人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无体面”。对此慈禧立即反问：“若尔，中国体面安在？”[254]《马关条约》草签前的4月8日，慈禧太后尚传懿旨，辽东半岛与台湾，“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255]
由此可见，光绪帝及帝党领袖翁同龢并非一贯主战，慈禧太后等也并非无条件地一味主和，她在甲午战争的各个阶段，也有程度不同的主战言论。
第四，被视为“帝党”领袖的翁同龢，对其他同为“帝党”成员的主战言行，往往颇不以为然。如“帝党”成员志锐、丁立钧上折论陈中日战事；长麟请起用恭亲王奕。翁同龢既不认为可行，更未引为同调而大为称许，赞成其事，而是于当时“递奏片二件，一将论事者皆驳（指志锐、丁立钧折—引者注），一请原折留中（指长麟折一引者注）”。[256]其后，又“驳”志锐“请派重臣视师，并察北洋病状”[257]折。对三十五名翰林连衔、张謇独折，弹劾李鸿章的折件，“皆不报”。[258]由此亦可见此时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协调的帝党派系，“帝党”并非是与后党意见相左的主战派。
第五，甲午战争期间，主战者大大超出了人们通常所讲的帝党成员范围。较早明确提出主战的是给事中褚成博，再后是御史张仲炘。其后，诸如钟德祥、易俊、管廷、王荣先、鲍心增、杨颐、蒋式芬、杨福臻、王懿荣、谢隽杭、洪良品、冯文蔚等，或上书言战事，或请惩处李鸿章等对日作战不力的官员，其中有不少守旧官僚，而并非皆为帝党。其他主战者，如李鸿藻、刘坤一、吴大澂等，恐未必皆是帝党。反之，主和者亦未必皆为后党。如徐用仪，在甲午战争中实为主和派干将，被视为后党重要成员，但揆之以其人在庚子年与光绪帝皆极力反对利用义和团同列强开战，而被慈禧太后下令处死的事实，其为后党耶？帝党耶？抑或无党乎耶？由“帝党”吁请起用的奕，在甲午战争中也主和，奕其为后党耶？帝党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