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是否已经形成帝后两党
封建社会中的所谓“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大多情况下是指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或派系。同党间虽无明确统一的政纲，但却有着大致相类的政治倾向，并与异党争权，即所谓“党同伐异”。
要讲清甲午战争期间是否已经形成帝后两党，必须首先弄清楚帝党是何时形成的。我认为，从历史事实方面来考察，中日甲午战前和战争过程中，尚未形成帝党。理由有三：
其一，作为帝党旗帜的光绪帝尚未确立起树党自固的权威。1875年1月，同治帝病死，慈禧太后将年仅四岁的醇亲王之子载湉抱入宫中，立为皇帝后，对其“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213]梁启超的这撰述，无疑带有极其鲜明的保皇贬后感情色彩，绝难据为信史，但揆之于慈禧太后对其亲生之子同治帝的虐待摧残之事，此说又绝非尽为无中生有，信口妄言。慈禧太后极端自私而又权诈、“耗尽心力”的“调护教诲”[214]，的确塑造了光绪帝怯懦内向的性格，甚至每闻雷声，必惊怖万分地投入师傅翁同龢怀中。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断言，光绪帝于亲政的1889年前，非但不敢而且也不可能树党以自固。回顾清朝历史，一朝天子一朝臣，几乎每个新皇帝登基，军机处都要进行大改组。光绪帝登基或亲政后，却没有进行这种权力中枢的大调整，可见此时的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尚未发生任何权力矛盾。
1889年光绪帝大婚亲政后，慈禧太后实际上仍掌握着清廷的最高实权，“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指颐和园—引者注）中”，[215]由慈禧太后最后裁定。梁启超也说，光绪帝“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216]光绪帝亲政后立志如列祖列宗那样励精图治，可能同思想执拗的慈禧发生政见、权力冲突，也可能如某些记述所言，帝后间“意见甚深”。但光绪帝“困于孝钦显皇后（慈禧）尊严之下”，也只能是“久思出人头地”的思而想之而已，未言任何公开的不洽与牴牾。只是“迨至甲午□月，与日本［构］怨，德宗景皇帝意欲耀武海外，凭陵母后，轻视日本，颇欲恶意此而朝食”，[217]帝后间才发生矛盾。梁启超也说，因为“至光绪二十年（1894），皇上年渐长，图治之心渐切，因见各大臣皆不听号令，欲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驰驱”，才使“西后大滋疑忌”。[218]
事实上，光绪帝自亲政至甲午，不过五年时间。在“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慈禧）所亲拔”[219]的情况下，光绪帝“虽亲政，实未敢私用一人，其势已孤矣”，[220]“慑于积威，见太后辄战栗，虽亲政不敢自主”。[221]此时的光绪帝显然是权威未立，羽毛未丰，绝难形成与后党争衡的帝党。
诚然，光绪帝亲政后，作为帝师的翁同龢十分注意招揽清流名士，如文廷式、盛昱、黄绍基、王仁堪、王仁东、屠仁守、丁立钧、沈曾植、沈曾桐、张謇、郑孝胥、叶昌炽及瑾、珍二妃的胞兄志锐、志钧等，企冀必要时以为帝用。其中有不少人曾奏请光绪帝宸衷独断，收揽大权，已初步形成一股亲帝势力、或者说是帝党暗流，但并非即是帝党。这些人与慈禧及其亲信间并无明显的政见冲突，只是一些耿耿于封建皇权正统思想的“守正者”，“愤太后之干政”，要求慈禧恪遵祖宗成法，退园颐养，使光绪帝能够独揽政权。这仅仅是日后形成帝党并与后党争衡的潜在因素，并非已经形成帝党。直至甲午战争已经爆发后，光绪帝尚对文廷式谏劝其收揽大权一事，极为惶恐，“摇首嘱勿言”，唯恐“一揽政权，西后必见忌”，[222]尚处于俯仰由人的傀儡地位。
其二，任何政治派系，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必然要与激烈的社会矛盾、民族危机、政局变化等密切相联。自光绪亲政至甲午战争前，尚无足以促发统治集团分化为帝、后两党派系的外在条件。
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外矛盾激化，一些亲帝的官员，如文廷式、陆宝忠等人，秘密要求光绪帝以“社稷为重，母后只可婉劝，不可奉命唯谨”。[223]光绪帝也第一次公开违抗慈禧的旨意，鼓动臣下“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结果使“慈禧大怒，自此至乙末（1895）年九月间，凡二十阅月，几于不交一言”。[224]是年11月底，慈禧太后称“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以“干预朝政”等罪名，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225]珍妃入宫后，确有受贿代人疏通关节，并干预朝政等言行，但慈禧此举显然是含有向光绪帝示警的意思。12月初，慈禧将“翁门六子”之一的志锐发往边远的乌里雅苏台，从此才开始了战、和之争与帝、后权力之争相交织的帝、后党争之渐。与此同时，亲帝的御史高燮曾上折抨击亲后的枢臣“唯阿取容，无所匡救”，并“指斥前日懿旨”。[226]稍后，亲帝御史安维峻又上折“请杀李鸿章，劾枢臣无状”，抨击慈禧归政既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并讥弹慈禧太后之所以对日主和，“实李莲英左右之”。[227]
此时，慈禧太后及其亲信孙毓汶等已敏锐地察觉到一些御史言官渐集于光绪帝周围，形成了一股异己势力，担心不久“门户党援之习成矣”，并准备予以“惩创”。[228]但被视为“帝党”首脑的翁同龢却对此显得异常的麻木，并未意识到帝后党争已经开始，对高燮曾、安维峻等为光绪帝争权、发其他“帝党”成员所不敢发之诤论的奏折，竟在私下日记中斥之为“语多诳涎”，“最悖谬”。[229]另一位亲帝官员丁立钧上书恭亲王，极力陈请“安维峻不可罢斥”，其中有“安某受离间之名，而有调护之实”之语，意在为安维峻弥缝开脱。翁同龢不但未表任何暗助之意，居然说丁立钧“语虽切至，然讦而狡”。[230]从“帝党”首领翁同龢那里丝毫看不出中日战争期间，帝后两党间壁垒分明的攻讦党争。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由于政治风云多变，维新运动高涨，亲帝势力才形成帝党，帝后党争才日趋明显化。(https://www.daowen.com)
1895年12月，慈禧太后翻出历史旧账，以“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231]的罪名，将亲帝的重要成员、翁同龢的亲信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革职，永不叙用。1896年初，慈禧又以“遇事生风，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等罪名，将亲帝的第二号人物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232]光绪帝与翁同龢等则准备联合维新派，试图变法图强争权，使帝、后党的权力之争公开化，并呈现出维新与守旧的政争性质。
其三，甲午战争前后，确有不少台谏词垣的御史、翰林学士等纷纷上书，抨击李鸿章（李被许多人视为后党中坚）“一味因循玩误”，“观望迁延，寸筹莫展”；[233]请求光绪帝对日本“决意主战，大加驱剿”，[234]严令李鸿章“为先发制人之举”。[235]翁同龢、张謇、文廷式、丁立钧等提出“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它”，[236]要求“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固人心而伸国势”，[237]公然奏请起用闲置十年的恭亲王奕，以代替畏葸妥协的李鸿章。但这并不能表示如有人所说，此时已经形成了帝党，帝党主战，并与主和的后党针锋相对。当中外矛盾尖锐激化时，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部分主战官员并不足奇，更非甲午战争时所仅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伊犁交涉中，都有主战官员。特别是在中法战争中，要求主战的人不但有台谏健将、词馆清显，还有不少封疆大吏（如彭玉麟、刘坤一、张之洞、左宗棠等），而且还有顽固派（若奕譞、周德润等），当时的主战呼声之高亢，阵营之庞大，绝不稍逊于甲午年。其间，也有官员为“疆事败坏”，弹劾秉政枢臣奕、李鸿藻等“俯仰徘徊，坐观成败”，[238]并导致军机大臣全部撤换、恭亲王奕下台、醇亲王奕譞上台的政局突变。因此，甲午战争期间部分官员的主战倒李言行，并不说明帝党已经形成及帝后党争存在。
那么，当时的主战论者，究为何许人也？笔者以为，他们主要是与中法战争期间的清流名士无甚本质区别的后清流，只是此时光绪帝已经亲政，晚清朝局发生了变化，故使主战、主和之争开始染上帝后权力之争的色彩，甲午战争、变法图强的政治风云，加速了帝党集团的形成。
另外，戊戌政变前，大约尚无人将清统治集团划分为帝党与后党。较早以后党称谓慈禧太后及顽固守旧派的，大概是逃往日本的梁启超。但他所说的后党，也多专重于戊戌变法前后。假若我们将考察历史的目光仅仅局限于甲午战争时期，或日后未发生戊戌变法时期的帝后矛盾斗争，人们决难断言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形成与后党对应的帝党。帝党当是在甲午战争后期至戊戌变法前逐渐形成的。
当然，在甲午战争前及战争期间，清统治阶级内部确有一些在思想感情、政治倾向等方面与慈禧太后及其亲信相异趣、并对光绪帝颇具忠心的官员。若说这些人是帝党的前身，或以戊戌时期的帝党状况，追溯甲午时帝党已在酝酿之中，则诚然不错；但若断言此时已经形成帝党，或以戊戌时期存在的帝党推论说甲午战前或战争初期已经形成帝党，则未必妥切。
要想讲清甲午战争期间是否已经形成帝后两党，还必须首先弄清后党是何时形成的。
1861年11月，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后，开始以与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的形式掌握清王朝的最高权力。但那时，她的权力地位并不巩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慈安太后及恭亲王奕的约束与限制。
1865年3月，慈禧太后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折辱奕，初步稳定了自己的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慈禧太后虽仍企图幕后操纵，但碍于已撤帘归政的体制，尚不便过分把持，更不可能大力培植个人私党。1874年1月12日，同治帝病死，慈禧太后再次以垂帘的形式掌握了清廷的最高权力，但她仍要受到慈安太后及奕的制约，特别是“慑于嫡庶之分”，不能为所欲为。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突然“暴病”而亡，两宫共同垂帘变为慈禧太后一人垂帘。从此，“慈禧可以唯己独尊，以专执国政”，[239]“政权尽归西宫”。[240]
经过数年时间的专制统治，慈禧太后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巩固。1884年4月8日，慈禧太后利用南清流派官员盛昱的奏折，突然以“委蛇保荣”、“因循是甚”、“谬执成见”等罪名，开去奕的“一切差使”，[241]并将全班军机大臣革退，另行任命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军机处成员，并命“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242]经过这次“甲申朝局之变”，慈禧太后罢斥了恭亲王奕，个人的权力与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已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其构成真正的权力威胁了。在其后的数年内，无论是政治上的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大都依傍于慈禧太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如果从甲午战前慈禧太后所提拔的亲信大臣遍布朝廷内外，盘踞要津，慈禧在清廷已树立起至高无上、坚固不摇的统治基础方面而论，说此时已经形成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后党专制局面，当然是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党较帝党之先形成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后党，是在与帝党相对应基础上的后党。如前所述，既然在甲午战争以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尚未发生政见分歧、权力冲突，帝党尚未形成，那么与帝党对应意义上的后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了。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在清康、雍、乾、嘉、道、咸各朝，在清帝周围虽聚集有大量的亲信大臣，而无人称之为“帝党”一样，我们也不可以将甲午战前聚集于慈禧太后周围的官僚集团，称之为“后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党也应是形成于甲午战争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