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论

笔者并不否认甲午战争期间清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和战之争，不从根本上否认以光绪帝、翁同龢等为首的部分官员有主战倾向，也不从根本上否认以慈禧太后、李鸿章、孙毓汶等为首的另一部分官员有主和倾向；而是认为，所谓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内部已形成帝后两党，并存在壁垒分明的帝后党争，所谓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的提法不尽科学，不宜以此概论战和之争。

光绪帝等主战是其主流，但战中有和的因素；慈禧太后等主和是其主流，但和中亦有战的因素。不但光绪帝等的主战可以依据内外条件的变化而转为主和，慈禧太后等人的主和亦可依据内外条件的转化而变为主战，而且光绪帝等的主战倾向与慈禧太后等的主和倾向，也并非完全对立，水火不容，二者尚有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一面。帝后双方所处地位、考虑问题角度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必然存在矛盾、冲突。但二者毕竟同是清王朝的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二者又是作为矛盾的同一个方面而与另一矛盾方面——日本侵略者相矛盾、相对立的。这正是二者在战和问题上时而态度相近的内在决定性的因素，它决定着二者在战和问题上有相统一的一面。(https://www.daowen.com)

就甲午中日战争的整个过程来看，无论是光绪帝等，还是慈禧太后等，起初都寄希望于对日不战而屈之；开战后则希望很快战而胜之，胜而和之；最后皆被迫同归于败而求和的道路。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光绪帝、翁同龢等考虑问题的焦点是应该不应该对日开战，更多地看到战胜日本侵略的有利因素与可能，因而立足于战，但不排斥议和，也不过分依赖外国的调停。而慈禧太后、李鸿章等考虑问题的焦点则是能否最后战胜日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的积弱不振和失败的可能，因而立足于和，但也不是无条件地排斥战，其最大的悲剧或错误在于过分相信和依赖外国的调停。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导致、加剧了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我们只有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地认识甲午战争中的和战问题，才有可能解释清楚在六年后的庚子事件中，围绕是否应该对列强宣战的问题，为什么光绪帝“突变”为主和派，而慈禧太后等又何以“突变”为主战派这一略带戏剧性变化的“矛盾”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