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中外关系及战后局势的认识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开始发生全面而激烈的撞击与冲突。然而，中国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及自我陶醉的文化优越心态，使清统治者无法真正认识当时世界形势及中英两国关系急剧的变化，也不能对西方国家及外交体制的冲击与挑战做出敏捷而有效的反应。
鸦片战争前，清统治者对世界形势和国家关系格局的认识混沌一片，自认为中国是居地球之中，天子所在的“礼义之邦”、“天朝大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则是深受中国影响的“藩属国”，再周边则是一些远离中国文化圈的野蛮的“夷狄蛮貊”。英国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被视为远离孔孟教化的“化外之夷”。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使节来华，向中国提出各种政治、经济要求，亦愚谬地认为这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标榜“王者不治夷狄”，对外国及外国商人，均采取睥睨一切，不屑一顾的高傲态度。
西方国家与中国接触之初，首先是从贸易通商开始的，这就更使清统治者无论是在政治制度层面还是思想观念层面，皆将中外国家关系和外交关系归结为或等同于商务关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在通商方面。“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不是政治关系”。[1]
但在鸦片战争中，堂堂的天朝大国竟被远隔万里之外的“蕞尔夷人”打得连连败北，被迫与之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使清政府感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整个封建统治阶级都在考虑补苴之计。[2]确实已有部分清统治者认识到，外国人来华并非仅仅是为了贸易通商。大理寺少卿金应麟在《南京条约》签订前夕，即1842年8月21日，曾上疏道光帝称，英国人早在嘉庆年间就到处测绘中国地图，“其包藏祸心，已非一日，有衅固叛，无衅亦叛。今则犬羊之性更甚于前，暂事羁縻，讵能久远？”因此，清政府应该卧薪尝胆，“宽以岁月，持以实心，无惜重资，无拘文法”，[3]修明武备，准备抵抗英国的侵略。金应麟的上述议论，固然表露出某些天朝大国的高傲心理，在同一奏折中亦曾提出诸多不合时宜、幼稚可笑的御敌之策，但他能意识到“逆夷”的侵略野心，提醒道光帝万勿苟且，这无疑是切中时弊和难能可贵的。
1842年9月，给事中董宗远在其给道光帝的奏折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4]他已朦胧地感到自鸦片战争以降，封建专制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纲常将受到严重的损害，社会经济将遭到严重破坏，国内的阶级矛盾将日趋尖锐，国家主权和国家领土亦将遭到外国侵略者的蹂躏，中国将难于恢复往日中外相安于无事的旧格局。
这绝不仅仅是董宗远个人的忧虑，更不是御史言官故作危言以邀时宠的妄言，而是代表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局势观。所不同的只是统治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成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深度不同、重视的程度有别而已。例如，《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参赞大臣齐慎就上疏道光帝说，英国人“反复无定，诡谲异常，虽已受抚，而防范仍需严密，以期有备无患”，奏请道光帝“饬下沿海各省督抚……防其有变”。[5]不久，清廷即谕令江苏巡抚程矞采，须“妥为防范，不得以现在夷情恭顺，稍存大意”。[6]尽管清统治者在政治上昏聩无能，御侮乏术，但他们对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屡兴战端，使战争三起三伏，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的惨酷事实，亦绝不会完全麻木不仁的。
1847年3月，英军闯入广东省河，钉塞广州城外各炮台炮眼，旋即因耆英同意两年后英人进入广州城而撤回香港。清政府并未放松警惕，犹惴惴不安地指示广州将军穆特恩、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耆英等人，英国人“反复无常，难保不归巢以后，又复别生事端，不可不于安静无事之时，豫为防范”[7]。甚至在英国侵略者慑于广州人民的强大反抗声势，于1849年5月被迫暂时放弃进入广州城的无理要求后，道光帝尚在告诫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等，“夷情诡谲，难保不貌为詟伏，仍图猝然内犯，或缓图攻我腹心，亦不可不防，所有水陆设伏及城厢保卫，自当如前慎密”[8]。
纵观清帝的上谕和地方督抚等的奏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夷”始终心怀疑惧，如何消弭外患始终是清统治者思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清政府对鸦片战争后局势的认识，虽有其合理、正确的成分，但却非是清醒的，而是出于力图维护天朝大国尊严，坚持闭关锁国政策，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阶级本能，是他们对外国侵略所造成威胁的直观感知。这种不清醒的朦胧直感，与衰朽的封建制度、腐败的吏治官风等相结合，致使清统治阶级在鸦片战争中虽着实地大吃一惊，但却未能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对历史的变局作出灵活而有效的反应（对历史变局作出较明显的反应，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去探求、实施对付资本主义外国侵略的积极有效措施。(https://www.daowen.com)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的打击下，虽模糊地直感难以恢复往日的旧格局，但在思想的深层次，仍迷恋并执着地追求着以往的“天朝大国”和“万方来朝”的“太平盛世”。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顽强地根植于中国大地，传统的封建意识、伦理纲常还充斥于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头脑，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能，即不但还存在着使其力图恢复旧格局的内在社会根源，而且还存在着外在的国外因素。原来曾藩属于清王朝的国家，此时仍视大清国为宗主国，例如朝鲜国，仍忠实地“臣属天朝，恪守藩服”[9]。琉球国“称臣奉贡，最为恭顺”[10]。当英、法等国侵扰其国，欲与“通商传教”之时，琉球国王不但“以素受中国丕冒之恩，再三辞却”，且按以往的藩属惯例，“恪守臣节”，将事情的原委“详细咨明”[11]清廷。这种国内外因素正是苟延和加强清统治者天朝大国心理的客观基础，使其继续蹒跚于日暮途穷的封建老路上。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等侵略势力已打入了中国，清政府陷入穷于应付外国侵略者挑战式的种种交涉之中。
清政府既已被卷入了中外交涉的漩涡，就不能不力求“知己知彼”，不能不重新认识“外夷”。清统治者在主观上并不想闭目塞听，为此，他们运用了他们可以运用的一切知识（包括中国传统的旧知识和他们自认为在鸦片战争后所获得的一切新知识）。但他们是小生产者的代表，只能以小生产者狭隘、保守、落后的经验和眼光，以小生产者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夷人”，因而他们对“夷人”的认识往往是幼稚肤浅的，对付“夷人”的办法、措施也往往是消极被动，甚至是可笑的，充分暴露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迂腐无能。
《南京条约》签订前不久，即1842年7月31日，道光帝对“英夷”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深感惊异，询问钦差大臣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臀不畏死若此？”[12]耆英虽是当时清廷中接触英国人较多的一位大吏，但“因传闻不一，侦探未确”，故而“不敢冒昧陈奏”。他亲至夷船，向英国人咨询之后，“始得悉其崖略”，于8月31日郑重其事地回奏称：“其人素多猛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瞻顾，临敌争先。而黑夷多力性愚，罔知趋避……总因孤军深入，历七万里而至中国，蹈万死以求一生，是以有进无退，暋不畏死，非独其性情异，亦其势使然也”。[13]
耆英的这种解释，显然主要是深受中国传统的夷狄力蛮性愚、罔知利害的观念，和置之死地而后生军事理论的影响，掩盖了资本殖民主义的侵略本质，更没有触及清王朝制度腐朽、军备废弛、武器落后等造成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14]但是，耆英对自己的上述解释也感到是以封建传统的“理”所“不可解者”。道光帝亦只能无可奈何地朱批“可恶之至”[15]四字了事。
更为可笑的是耆英在同一天给道光帝的另一奏折中提出的“控驭”外夷办法。他说：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严禁来华贸易的外国人携带家眷居住于广州洋馆，“立法本严”（既可维持中国的封建道德风俗，又可免外国商人因在华同样可享天伦之乐而久留不去），但现在看来，这一规定却并不可取。因为夷船于洪涛巨浪之中，朝东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为清国遥患；外夷之所以难于控驭，正在于外国人终年漫无归著，无所系恋。现今的《南京条约》已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使之“有室庐以居其货，有妻孥以系其心，既挟重赀，又携家室，顾恋滋多……况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所以现在对外夷“控制较易”。[16]
这是多么高妙的宏论啊！既然英国人也同中国人一样的迷恋家室、重赀，何患对其控制无术。耆英的这种苟非自欺、其必自欺的理论，显然又是深受中国小农生产者安土重迁、故土难离传统意识的影响。若以这种观念和办法去笼络、对付中国周边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少数民族或可奏效，但对付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者，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