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借口还是原因
既然大量的史料均无可辩驳地证明，英军焚毁圆明园完全是为了对清帝进行精神上的打击，并留下永久不可磨灭的印象痕迹，那么，我国史学界对此何以未能明确指出，而是认可了“掩盖罪证说”、“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军事行动说”、“咸丰帝独出下策招致恶果说”四种不同的观点呢？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我国史学工作者站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上，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旨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这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未能正确客观地揭示英军焚毁圆明园的真实原因。
其二，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真正认真地研读、分析有关史料，而是盲目沿袭他人成说，人云亦云。
其三，有些人基于谴责批评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立场，忽略了对英法侵略者的批评与谴责。
其四，人们不愿去面对或无法解释清廷将拘捕的英法俘虏，特别是与清政府谈判的英法议和代表虐待、杀害一事，没有充分的理由反驳英法对清政府残杀战俘是“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173]“违犯国际公法”[174]的“野蛮残酷的行为”[175]的指责，故而采取简单回避或淡而化之的软处理法。这大概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史学的生命在于其科学性，民族立场、民族情感与研究历史的科学性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清政府拘禁、虐待、杀害英法谈判代表一事，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以现今的国际法、外交惯例或人道主义原则为准绳来评判这一事件，清政府的作法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但是，我们研究评判中国近代某些事件的历史是非，不能忘记的一个重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76]
笔者认为，英法侵略者批评清政府杀害英法战俘或议和代表，有违国际公法，是不能，至少是不能完全成立的。
第一，就国际公法的自身规定及战争的性质而言，英法两国发动的是侵略他国的侵略战争，这同样有违国际公法中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规定。
第二，就国际公法的法律效力而言，不构成对清政府的约束力。中外国际公法专家认为：“国际法律秩序是由习惯所创造的规范（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所创造的规范（约定国际法）组成的”，[177]也就是说，国际公法渊源于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因为它既需要各国的重复的类似行为，又需要各国在这种行为中逐步认为有法律义务……在国际上，一项习惯的形成……往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的时间”。[178]“一般说来，条约只对缔约国有约束力，而对非缔约国并无拘束力”，[179]“只有一国承认国际法对其有约束力，它才受国际法约束”。[180]因此，国际法应是国家间的法律，一国或数国所提出的某些原则或惯例，尽管可能具有重大的政治、法律意义，但在未得到各国普遍承认前，尚不能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当时的国际公法，是在欧美地区形成并得到相对承认的（有很多时候，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不遵守），中国政府既未参加有关国际法的起草，也未以签署条约或文件的形式表示过任何的认可，因此从法律效力的角度而言，清政府并不受当时国际法的约束。
第三，就当时的历史事实而言，当时的国际法——《万国公法》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4年。在此之前，清政府完全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军事战争规则行事的。中国古代固然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传统惯例，但同样也有为表示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而斩杀来使、祭奠军旗、鼓舞士气的观念。在此，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斩杀来使或战俘的事例，并非清廷所独有。“法国革命战争时，巴雷尔（Barere）向议会建议，不得将英人或德人作为俘虏［按：即投降亦将被杀之意］……美国南北战争时，斯东瓦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按：系南方将领］宣称：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严格地站在正义和自卫的立场，同北方侵略者见面，并且立刻升起黑旗来［按：西方惯例，在处决死刑犯时悬黑旗］喊道：‘侵犯我们家室的人们，杀无赦’”。[181]英国人何以如此厚彼而薄此呢？
四十年后的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向标榜尊重国际法，不虐待俘虏的西方国家，却极其野蛮地践踏着国际法。德国皇帝威廉在向即将来华的德国远征军训话时，凶相毕露地叫喊：“当你们遇到敌人的时候，你们就打败他。不许赐予赦免，不许收留俘虏。让一切落在你们手里的人都听你们的发落……使中国人从此再也不敢对于德国人侧目而视”。[182]四十年后的德国尚且如此，何论四十年前的清政府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以武力阻止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即将失败之际，拘禁其谈判人员以为要挟其退兵人质的做法虽并不可取，但却是战争中处于弱势一方屡屡试用的方法。(https://www.daowen.com)
当时，被俘的英国人巴夏礼以西方国家的战时交涉规则为标准，“总以被获上刑为辱”。而参预对英法交涉的清武备院卿恒祺却另有看法，他对巴夏礼说：“两国开仗，既经被获，即系敌人，自应按照中国律例，加以刑具”。[183]我们从署户部侍郎袁希祖《请戮夷囚陈进剿机宜疏》中，可略窥清政府官员此时的心理状态及其对国际法知识的无知。他说，自古以来，平夷之策，以服其心者为上，不可专恃征战嗜杀，但“今日之时势独不然”。因为英法等夷人“断非当年孟获可比”，“纵虎容易缚虎难”。现僧格林沁既已将夷酋擒获，正宜“皇上临御午门，献俘阙下，以伸国法而快人心”。[184]
既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对国际公法知之甚少，当然也就谈不到具有遵守的观念了。因此，完全以西方的国际法为标准来批评清政府是不妥当的。这并非是笔者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上为清廷进行的开脱诡辩。美国人马士的一段话或许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他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民还“是一种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的人民，是一种还需要学习才会使用那些基本信号如休战旗之类的人民，是一种还是信守战争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杀死敌人的书本教条的人民”。[185]因此在与中国军队的战争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的困难，就是休战白旗的使用，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战斗中的新规则……因而在战斗中还是用不上去。英国人对于中国人这类欺诈的行为（指仍对手持白旗的英国人开火—引者注）表示的愤怒，正如中国人对于英国人攻打炮台时，不从有火力的前方进攻，却偏要从炮台侧面进攻那样欺诈行为所表示的愤怒一样的厉害。”[186]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廷拘禁的英法战俘中，有些人确为议和谈判代表；但其中有些人既非“手持议和之旗”的“议和使者”，[187]也非真正意义上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俘虏，而是战争以外的抢劫犯。一名19岁的法国士兵，即是因其“偷偷地离开部队太远了，在一户人家劫掠时就捕”[188]的。参与圆明园焚掠的美国人斯温霍曾记述说：有6名英国步枪手，“以一种多少有点神秘的方式失踪了。一天早晨，他们徒手离开军营，准备到圆明园附近去搜括财物，最大的可能是被杀害了。”斯温霍本人也认为，“由于他们明显地是出去抢劫……所以也不好再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如何。”[189]这些人被杀似属罪有应得。
笔者认为，英军战俘的被害，仅是英国人焚毁圆明园的一个借口，而不是原因。理由有四。
第一，一些英法战俘受虐待而死之地是否确在圆明园内，令人怀疑。英国方面称：英法两国被俘者，被清军送至圆明园中，“手足拘缚三日，不给饮食”，[190]同时，清帝对英法战俘“开始施行他的苛刑，终于使他们陷于死亡”。[191]其根据是他们在圆明园内找到了英法战俘的几件衣服、马匹、鞍辔。法国首席代表葛罗给其外相的信函中，更是危言耸听地声称，英法战俘被“手足背缚，四肢齐捆，载于车上，送至圆明园中，置一室内，无人援救，四日之后，死于饥寒，尸为鼠虫所啮”。[192]
笔者查阅中文史料，未见有关清政府在圆明园内虐待英法战俘的记载。此类记载仅见之于英法等国人的回忆著述。笔者固无充足的理由否定其记述的真实性，但对其可信性亦不能不表示某种程度的怀疑。
据额尔金给奕的信函称，清政府共拘禁英法战俘37人，仅将其中19人送还，而其余18人均受虐待致死。在这37人之中，地位最高，最为清廷所重视或惧恨的当属英军谈判代表巴夏礼和洛克（M.Loch，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译作洛奇）。
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僧格林沁拘禁巴夏礼等人是9月18日（九月初八日）。清刑部官员9月22日奏称：本部于9月18、19两日，共“收禁解到夷匪九名，内巴夏礼一名，收禁北监第三所。”[193]由此可见，巴夏礼等人自被拘拿后，被径直送至清刑部，并未送至圆明园。后因英法索要巴夏礼等人甚急，并以清廷若不交还巴夏礼等，必将进攻北京城相威胁，武备院卿恒祺于9月22日亲至刑部监内，劝说巴夏礼致信额尔金，劝阻英法退兵。10月2日，清廷将巴夏礼、洛克等从刑部提出，“于德胜门内高庙暂住……仍以礼相待”。[194]10月5日，又将另外两名法国人“亦由刑部移禁该处”。[195]10月8日下午，清政府“将巴夏礼送到德胜门外夷营”。[196]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最为清廷重视的巴夏礼、洛克等英法战俘，始终没有被送至圆明园。既然英法战俘中的重要人犯皆未送至圆明园，其次要战俘有何理由一定要送至圆明园呢？事实是，其他英法战俘既未被送至圆明园，也未被送至北京城内，而是由巡防大臣“分交各州县看押”。[197]因此，英人所谓其战俘在圆明园内受虐待而死之说，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
第二，早在10月6日、7日，英法联军尚不知晓、亦未提出其代表或“侨民”在圆明园内受虐待致死之事时，即已不但劫掠了圆明园，且焚毁了部分建筑。即使事实果如额尔金等所言，清政府的确在圆明园内虐待英法战俘致死，英法对清政府进行打击报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被焚毁的应仅仅是圆明园，而不应是五园三山等的广阔地区及古建筑群。试问，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内亦有英法战俘受虐待致死吗？对此，侵略者将何以自解？
第三，某些英法战俘遭受虐待致死之事，或许有之。但清政府大臣的记载及英法方面亦有相反的记载。
清刑部曾上奏说：巴夏礼因“系夷酋要犯，饬令官人严加防范，并令提牢厅早晚饮食，均令其适意，不可稍加凌辱”。然而巴夏礼“桀骜不驯，骄悍性成，辄敢在监与官人生气，不肯饮食”。9月20日，巴夏礼“忽患腹痛之疾”，刑部官员“即赶紧饬传官医生，诊脉用药”。后来，清廷官员为其另置房间，“并加意开导，始食米粥如常”。[198]因此所谓“手足拘缚三日，不给饮食”之说，至少对巴夏礼等人而言，是不能成立的。9月29日以后，巴夏礼、洛克等人甚至可以“行教中忏除罪恶之礼”。[199]10月4日，巴夏礼给额尔金的信中也说：“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200]
第四，法国首席代表葛罗所说英法战俘被“送至圆明园中，置一室内，无人援救，四日之后，死于饥寒，尸为鼠虫所啮”的说法，亦有两个可疑的漏洞。其一，10月8日，清廷已将巴夏礼等人英法战俘送还。而10月8日前北京并不寒冷，即使四日之内，清官员未给英法战俘饮食，亦不至于因寒冷而死。其二，无论英法战俘是拘禁于清刑部监狱，抑或是圆明园内，皆为清廷重地，清官员不可能任其死后长期陈尸其中，而为“鼠虫所啮”。
第五，英国皇家炮队队长的回忆则从额尔金内心深处的心理层面，道出了其焚毁圆明园的原因。他说：“当时我对额尔金爵士所说的几句话，现在我还完全记忆着，他回答的话，颇披吐诚款，但也相当加以小心。‘假如我不替这位通讯员报仇，英泰晤士报将要如何呢？’我们这位心胸高尚的外交家，采取如此严厉的报复举动，仅仅由于一种恐惧心理，怕不如此做法，就会失掉一个舆论机关的扶持”。[201]由此可见，额尔金焚毁圆明园，既不是出于解决中英两国争端的“公事”、“公心”，更不是对国际法相关条款的维护与利用，而是出于其个人免遭国内舆论抨击的“私心”考虑，因而带有明显的个人感情用事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