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与列强侵夺中国司法主权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关条款规定：若“中国民人因犯法”而逃至外国人的寓馆或商船，中国地方官行文外国领事等官，外国方面应“即行交出，不得隐匿袒庇”。[272]所谓知会外国领事签票协捕，实无条约依据，只是由于清政府的庸懦无能，为防止中外纠纷慎重起见而形成的“惯例”。事实上，这一“惯例”成为恶例。它不但未能消弭中外纠纷，而且无异确认了外国人对租界的“治权”。
清地方当局在《苏报》案交涉之初，为捕杀革命人士竟不惜断送中国的司法主权，实犯有政治、外交方面的两大错误。难怪《泰晤士报》曾得意地写道，《苏报》案一事，“尤妙在华官自允在租界将诸人审判也”。[273]但清地方官吏在交涉之初，却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以往有关华人案件，均多由公廨会审后移交上海县办理。所以，清地方当局曾认为，此次“能封馆拿人”，实是“出始料之外”[274]地顺利。特别是交涉初期，他们看到各国公使、领事的态度较为“和缓公平”，有意交犯时，更是陶醉于外国人入我毂中的兴奋之中。清政府只看到自己在《苏报》案交涉中处于有利的条约地位，过高地估计了公使对领事、工部局的影响作用及二者间的意见分歧，却未认识到他们都要维护、扩大其在租界内侵略特权的本质联系。正因如此，事情的发展颇出清政府的预料，使其渐渐认识到洋人并不讲理遵约。
1903年6月22日张之洞给端方的电报说，租界本是中国地方，华官对本国人犯，原可“自拿自审”，以后虽有知照外国领事的“惯例”，但并无“会审交犯之条”。工部局把持《苏报》案，实是“遇事侵我主权，不遵条约，不有公理，竟欲以上海租界作为外国之地”。[275]
纵观《苏报》案的中外交涉过程，若从清政府顽固维护其腐朽的封建统治，处心积虑地必欲致革命志士于死地而后快，甚至不惜自甘卑贱地与革命志士在外国租界“打官司”；从革命人士与清政府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关系等方面而言，清政府确是十分反动而可憎的。但若仅从中国与外国侵略者间的政治关系方面而言，仅从《苏报》案中外交涉法理的是非曲直而论，当时代表中国的清政府无疑是处于无可争议的合法地位。但非常令人痛心遗憾的是，清政府没有利用这种合法地位向侵略者外争主权，而是用以镇压革命人民，阻碍社会进步。
清政府在《苏报》案结束后，依旧昏天黑地，毫无预防洋人侵削中国司法主权的积极举措，只是无关痛痒地由外务部照会各国驻京公使，“此系格外通融办法，后不援以为例。日后遇有华人违犯中国刑律，务当遵照两国约章各归各办。其租界会审案件，务按《洋泾浜设官章程》，秉公遵办，毋得稍歧”。[276](https://www.daowen.com)
清政府的愚懦昏昧，不但使工部局“实增无限之权”，[277]而且进一步助长了工部局、会审公廨攘夺中国司法主权的野心。1905年12月，竟发生了会审公廨中的洋巡捕殴击清方差役、英国副领事欲棍击清方会审官员的事件。上海市民闻讯怒不可遏，纷纷罢市，并齐聚老闸捕房和工部局附近抗议示威。之后，又火烧捕房，攻击工部局，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曾一度迫使外国公使团、领事团同意缩减会审公廨权力。只有中国人民的斗争实践，才能真正维护中国的司法主权。
尽管各国驻华公使之间、驻沪各国领事之间可因各国政治状况和在华既得利益的不同，而对《苏报》案的态度有所不同；尽管各国公使、领事与工部局在《苏报》案的某些具体问题处理方法上有所牴牾，但他们在维护其侵略特权方面却是一致的。《苏报》案结束后，两江总督魏光焘也认识到“该局（工部局—引者注）与各领寻常诚不免于龃龉”，但各国公使、领事决不会对工部局“束缚过甚，恐决不为我而自伤其类”。[278]
如前所述，尽管某些驻京公使曾表示，同意交出或重惩《苏报》各犯，但因英国使、领人员及工部局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外国报纸及工部局侈谈所谓“租界主权”、“治外法权”等谬论，而最终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各国公使、领事团与工部局对《苏报》案的态度，与其说有所歧异，不如说是外国侵略者维护其在华特权本质的两种不同表现。各国公使、领事之所以一度态度较为“和缓”，是因为他们深知清政府根据中外约章，有要求引渡《苏报》案各犯之权。作为各国政府代表的使、领人员，一贯以尊重法律、恪守条约相标榜，他们不会不计事之利害得失，仅为数名中国革命人士而给清政府留下指责自己违约背章的口实。而工部局并不是任何国家的官方代表，可以无所顾忌，公开而又露骨地侵夺中国主权，更明显地表现出外国侵略者的本质。各国公使、领事，是工部局的基础——各国大资本家、大商人的后台和代言人；工部局则又是列强在华利益的共同集中体现，“其局董权势远过领事，皆由重商之故”。[279]公使的“和缓”与工部局的跋扈侵权，正可谓相为表里，殊途而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