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地位与作用
尽管资政院内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诸多议案或未议及，或议而未决，或决而无效，但其中确有不少议案或议案条款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带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的色彩。例如，在讨论修正报律议案的过程中，许多立宪派议员强烈要求政府应给报馆以更多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认为，各报馆如报导国家秘密事件，政府不应对其主事者施以监禁等重惩严处。这是因为，在腐败的官僚统治机制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秘密”，所谓的“秘密”，“只能秘密国民”，而不能秘密国外，因为许多秘密情事，外国的报纸早已刊载的明明白白了。至于报馆披露中国的种种失败，正是为了“使通国皆知，大家谋一个补救的方法。此等热诚实由于忠爱而发，自应嘉奖之不暇，何得加以监禁之罪？”况且，“报馆的主义就是新闻，并不是秘密”，如果说国家要“保全秘密”的话，这本应该“是外务部的责任”。[232]又如，在讨论大清刑律时，立宪派议员主张，凡各地未载入祀典的重要坛庙，均可任由民间将其改为学堂公所，政府不得加罪，否则即是“教人迷信神权，殊非国家立宪政体”。[233]于此，已初露“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端倪。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立宪派议员提出并通过的陈请剪辫易服的具奏案。这一议案最初源于湖南宁乡周震麟给资政院的剪辫易服说帖。资政院陈请股审查后认为无庸会议。但是，资政院内的立宪派议员群起力争。立宪派议员易宗夔从世界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四个方面，力陈剪辫易服的便利与必要。他说：现今的世界各国都没有保留发辫的，中国也绝不应该“留此野蛮制度”。[234]议员罗杰也力言：“辫装不变，其害有六”。[235]在立宪派议员的努力争取下，此案始得以列入会议议程。
在以后的资政院会议上，有的立宪派议员从事实出发，认为现在的军、警、学、政各界，包括内而陆军部尚书、外务部侍郎，外而驻外使臣，皆已剪除了发辫，这说明清廷已经默认剪辫为合法。与其默认，不如明准，要求清廷通令军、警、学、政各界，统统剪辫，“使一国之内整齐划一”，并“请皇上躬行剪发为天下先，使天下耳目一新，立宪精神亦从此大振”。[236]也有的立宪派议员据理批驳顽固守旧议员的剪辫有违祖制说，质问守旧分子，“立宪政体岂不是显然变更祖制吗？既然政体可以变更，何有区区发辫呢？”[237]在立宪派议员的大力倡导下，终于以101票比27票的压倒优势通过了陈请降旨明令全国剪辫易服的议案。与此同时，立宪派议员罗杰还提出了“请废拜跪礼节”[238]等颇具民主色彩的建议。
立宪派议员公开要求清帝率先垂范，在全国范围内剪除作为满族统治阶级对全国各族人民实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标志的发辫。这一陈请最终虽并未得到清廷的允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有胆识的，产生了较大的社会震动。
资政院会议期间，立宪派议员提出或议决的一些具有近代色彩的议案，无疑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在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确难取得实际的社会成效。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无视其积极进步的意义。这些议案的价值，不在于立宪派议员是否力图以本阶级的面貌和利益去改良封建专制政体，而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人民从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桎梏中解脱出来，掀起了一阵阵民主宪政的微波。这不但促进了中国立宪政治运动的发展，而且对辛亥革命乃至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亦不无积极影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民选议员纷纷私避出京，造成资政院内“民选一空”[239]的局面，有些立宪派议员及时从立宪转向了革命（姑不论其政治动机如何）。例如，立宪派议员雷奋于1911年11月以江苏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在武昌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立宪派议员李素则于1911年11月，以山西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和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并出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因此，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废除跪拜、剪除发辫、禁止吸食鸦片、禁止赌博、禁止妇女缠足、采用阳历纪年等法令，虽不能说与资政院内的立宪派议员倡导的某些带有近代色彩的议案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但他们在资政院内的种种努力，为南京临时政府上述法令的颁布与实施扫除了部分思想障碍，则是无可置疑的。
资政院成立暨开会以来，清政府竭力贬抑资政院的地位与作用，力图将其办成“泯除成见，奋发公心”，“为朝廷竭协赞之忠”[240]的御用咨询机关，期望资政院议员能成为“竭尽忠诚，恪守秩序，克担义务”[241]的忠顺臣民。但资政院内的立宪派议员却无视清廷的意愿，真诚地企望实现立宪政治，力图按照本阶级的政治需要去认识和改造资政院。立宪派议员确信自己在法理上的神圣地位，利用资政院的法律议决权、复议权等立法手段，遵循西方议会制度的民主程序，大胆抨击违法越权的地方督抚，批评政府，弹劾军机大臣，理论上谕，揭露清政府的假立宪，提出并议决了部分有价值的议案，这不但对广大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某些民主教育与训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清王朝专制政府的权威。
正因如此，资政院及立宪派议员才招致了一些守旧大臣和满族亲贵的不满与仇视。还在资政院会议期间，陆军大臣荫昌、副大臣寿勋就上折攻击资政院开会以来，“所议殊多逾越”；提醒摄政王载沣，“若不及时预为限制，将来国会成立，必至与政府冲突不已，因以酿乱招亡。远则法之路易十六，近则土耳基（其）、葡萄牙，皆我之殷鉴也”。[242]甚至有人诬蔑立宪派议员如同拳匪，攻击资政院妨碍行政，要求立即改定资政院章程。一些报纸也纷纷诋毁资政院“叠生风潮，与政府极力反对，竟欲将资政院讨论议决之性质为行政机关，所有议案，概须邀准……并种种与政府为难，直视上谕如弁髦”，并严厉警告清政府，若不设法改良，“诚恐资政院即成为全国行政机关，将来不免为民选揽其大权，以扩张民权地步，酿成巨祸”。[243]
这些虽为危言耸听之论，攻击诬蔑之词，但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双重冲击下的清王朝却不免有风声鹤唳之惊。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闭会不久，清廷即以正、副议长溥伦、沈家本不能震慑议员、掌握会议方向为由将其撤任，改命世续、李家驹为资政院正、副议长，并于1911年5月修改了资政院章程，取消了资政院议员请求召集临时会议的权力，规定凡需变改会议议程表，应“由行政衙门同意行之”。[244]
立宪派议员本来对资政院及清政府抱有极大幻想，准备在资政院内大显身手，做出一些立宪的实事来。但是，清政府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前后种种假立宪、真专制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了包括资政院议员在内的立宪派。立宪派的喉舌《时报》于1911年5月14日发表评论说，现在国内立宪派的政治态度与去年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绝不重视咨议局、资政院议案之准备是也，盖经历次失败，民党已深知咨议局、资政院之不足恃，故咸趋于自卫之一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濒临破产，立宪派与清政府间的政治裂痕加大，二者分道扬镳的日子即将来临。
资政院内的立宪派是国内外立宪派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他们同其他立宪派一样，具有很大的软弱妥协性，热衷于合法的政治抗争，幻想取得恩赐的权力。但是，资政院内的立宪派与国内的其他立宪派，特别是国外的康、梁立宪派又有着不同的政治地位，发挥着不同的政治作用。
对于海外的立宪团体——政闻社，清政府可以用“内多悖逆要犯……纠结党类……阴图煽乱，扰害治安”[245]的罪名，毫不留情地予以摧锄取缔。对于国内其他立宪团体，清政府虽表面上予以承认或赞许，未明目张胆地予以打击，但内心深处却视其为“在野”的异己政治力量。资政院成立之初，清政府对资政院内的议员们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此，资政院内的立宪派议员显然处于“半在朝”的地位，是一种处于更合法地位的立宪派力量集结，发挥着其他立宪派难以发挥的政治作用。尽管立宪派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软弱妥协性，但在民族危亡，国内政治极度腐败，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之际，逐渐丧失对清王朝的信任与依赖，采取较为激烈的反对立场，也是有可能的。资政院内立宪派的行动说明了这一点，国内外其他立宪派于武昌起义后的行动也说明了这一点。
毋庸讳言，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政治差异。革命派较立宪派更早地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否定，并由此导引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实现民主立宪政体的结论。立宪派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不但较晚，而且因此得出以合法平和的手段争取实现君主立宪政体的结论。在变革封建专制政体方面，二者显然存在着彻底与否、坚决与否之别。然而，二者间并非质的差异，而是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否定的量的差异。革命派的政治主张，是资产阶级较高层次的政治要求；而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则是资产阶级较低层次的政治要求。立宪派与革命派间的差异、矛盾乃至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政争，是中国的社会将以怎样的方法进行变革，依何种途径发展，发展至怎样的程度更符合中国的国情与世界大势的政争，不具有阶级之争的性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否定专制制度，改革国内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扶危救亡，揭露清廷敷衍立宪等方面，是存在同一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同样的社会政治作用。
尽管立宪派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从形式上看是非对抗性的，但就其斗争的实质而言，则同样是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主义制度、进步与落后的抗争。就其社会政治结果而论，立宪派与封建统治者是同途而殊归。正如我们不能因革命派的革命斗争、民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未能将中国引向独立富强而对其进行否定一样，也不能因立宪派采取了合法的斗争方式，倡导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未能将中国引向独立富强，而简单地对立宪派予以否定。中国未能实现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未能很快走上独立富强之路，这既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悲剧，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悲剧，更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局限，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立宪派议员，不可能采取激烈的手段，在中国重演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利用三级会议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壮举。他们在资政院内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他们的政治作用只能如此，亦不过如此。
【注释】
[1]《追录李木斋星使条陈变法折》，《时报》，1905年11月28日。
[2]《东方杂志》的《立宪纪闻》与伦父的《立宪运动之进行》均记称，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于1904年“首以更革政体为请”，此说不确。
[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一辑，《赵柏岩集》，第二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总第1399-1400页。
[4]参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页。
[5]《内务》，《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七期，第85页。
[6]《宪政初纲》，《东方杂志》临时增刊，第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0页。
[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7页。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2页。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0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2页。
[13]《社说》，《东方杂志》，第二年，第十一期。
[1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页。
[15]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28页。
[16]张枬、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12月版，第70页。
[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4页。
[1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页。
[19]张枬、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70页。
[2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39页。
[2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4页。
[2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6页。
[2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4页。
[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4页。
[2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76页。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4页。
[2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07—110页。
[2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09页。
[29]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李盛平、杨玉生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53—354页。
[3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10页。
[3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10—111页。
[32]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李盛平、杨玉生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53页。
[3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11页。
[3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74—175页。
[3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2页。
[3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12页。
[3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6页。
[3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15页。
[3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75页。
[4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15页。
[4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69页。
[4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50页。
[4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29—430页。
[44]胡思敬：《退庐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总第1329页。
[45]胡思敬：《退庐全集》，总第1387页。
[4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10页。
[4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2页。
[4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52页。
[4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1页。
[5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24页。
[5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2页。
[5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61页。
[5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25页。
[5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10页。
[5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52页。
[5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11页。
[5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3页。
[5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5页。
[5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75页。
[6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4页。
[6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6页。
[6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67页。
[6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6页。
[64]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25页。
[6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51页。
[6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34页。
[67]《宪政篇》，《东方杂志》，第五年，第3期。
[68]《宪政篇》，《东方杂志》，第六年，第5期。
[6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53页。
[7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56页。
[7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07页。
[7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42页。
[7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06页。
[7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63页。
[7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8页。
[7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8页。
[7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00页。
[7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00—301页。
[79]《奏牍》，《东方杂志》，第七年，第1期。
[8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48页。
[8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04页。
[8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7页。
[8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18—519页。
[84]胡思敬：《退庐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总第1354页。
[85]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86]赵炳麟：《赵柏岩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总第931页。
[87]《袁世凯家书》，第42页。
[88]胡思敬：《退庐全集》，总第1353页。
[89]赵炳麟：《赵柏岩集》，总第613页。
[9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5—17页。
[91]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八日至十二日，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92]《张謇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附《立宪近况记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影印本。
[93]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第12页。
[94]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49页。
[95]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71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
[97]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度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2月版，第239页。
[98]赵炳麟：《赵柏岩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总第646页。
[99]《宪政篇》，《东方杂志》，第六年，第6期。
[100]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页。
[101]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转引自《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102]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4页。
[103]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2页。
[104]《满洲政府预备立宪之阴谋》，《民报》，第26号。
[105]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12月版，第646页。
[10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06页。
[10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10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13、14页。
[10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7、259页。
[110]《满清政府预备立宪之阴谋》，《民报》，第26号。
[111]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599页。
[112]《宪政篇》，《东方杂志》，第六年，第13期。
[11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06页。
[114]《宣统政纪》，卷四二，《清实录》，第六〇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版，第七五四页。
[11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册，第15、17页。(https://www.daowen.com)
[116]参见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第103页。
[117]赵炳麟：《赵柏岩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第三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总第614—615页，第623页。
[118]赵启霖：《瀞园集》卷四，二鲁轩1931年刻本，第18页。
[119]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54页。
[120]《宣统政纪》，卷二七，《清实录》，第六〇册，第五〇一页。
[121]《宣统政纪》，卷三六，《清实录》，第六〇册，第六三五页。
[122]《宣统政纪》，卷四二，《清实录》，第六〇册，第七五四页。
[123]参见荣孟源等编：《近代稗海》，第一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409页。
[124]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26页。
[125]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6—37页。
[1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直隶总监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
[127]《神州日报》，1907年8月29日。
[12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7页。
[129]胡思敬：《退庐全集》，总第1301页。
[130]胡思敬：《退庐全集》，总第1270页。
[131]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8页。
[132]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61页。
[13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
[134]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6页。
[135]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0页。
[136]胡思敬：《退庐全集》，总第1356页。
[137]赵炳麟：《赵柏岩集》，总第624页，第614页。
[138]胡思敬：《退庐全集》，总第1354页。
[139]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9页。
[140]胡思敬：《退庐全集》，总第1354页。
[141]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49页。
[142]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0、31、34页。
[143]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30页。
[144]胡思敬：《退庐全集》，总第886页。
[145]《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民报》第8号。
[146]《社说》，《东方杂志》，第七年，第13期。
[14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13页。
[148]参见《社说》，《东方杂志》，第七年，第12期；《记载一·宣统元年十一月大事记》，第六年，第13期。
[149]《时报》，宣统元年五月十四日。
[150]参见《记载一·宣统元年十一月大事记》，《东方杂志》，第六年，第13期。
[151]《宣统政纪》，卷三三，《清实录》，第六〇册，第五八三页。
[152]《各督抚为盐务致盐政处电》，《国风报》，第一年，第11期。
[153]《宣统政纪》，卷三三，《清实录》，第六〇册，第五八三页。
[154]《宣统政纪》，卷四五，《清实录》，第六〇册，第八〇四页。
[155]《宣统政纪》，卷五四，《清实录》，第六〇册，第九九六页。
[156]《社说》，《东方杂志》，第七年，第12期。
[157]《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158]《社说》，《东方杂志》，第四年，第2期，第25-26页。
[159]参见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9—40页。
[160]《端方密函》，《近代史资料》，1980年笫2期。
[161]中国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80页。
[162]《端方密函》，《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163]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第40页。
[164]《南皮张故相遗闻》，《东方杂志》，第六年，第11期；《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第六年，第10期。
[165]《社说》，《东方杂志》，第七年，第12期。
[166]［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463页。
[167]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80页。
[168]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近代中国史稿》，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12月版，第788页。
[169]吕良海等：《中国近代史简明读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09页。
[170]张革非等：《中国近代史》，北京，红旗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336页。
[171]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460页。
[172]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950页。
[17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68页。
[17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78—79页。
[17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78—79页。
[17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7页。
[17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79页。
[17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79页。
[179]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40页。
[180]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43页。
[181]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45—646页。
[18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6页，第72页。
[18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72页。
[18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1525号，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谕所附之件。
[185]转引自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2月版，第102页。
[186]《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8号，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宣统二年铅印本，未刊编辑出版者与出版地，第4页。
[187]《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9号，第45页。
[188]《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2号，第6页。
[189]《宣统政纪》，卷四三，《清实录》，第六〇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版，第七七一页。
[19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1525号，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谕所附之件。
[191]《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号，第8页。
[192]《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3号，第41页。
[193]《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4号，第30页。
[194]《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4号，第27页。
[195]《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33号，第12—13页。
[196]《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33号，第27页。
[197]《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33号，第25页。
[198]《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34号，第2页。
[199]《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4号，第27页。
[2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1525号，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谕所附之件。
[201]《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0号，第19页。
[202]《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33号，第30—31页。
[203]《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6号，第61页。
[204]《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2号，第20页。
[205]《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2号，第22页。
[206]《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2号，第20—21页。
[207]《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3号，第44页。
[208]《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7号，第64页。
[209]《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6号，第12—13页。
[210]《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8号，第14—15页。
[211]《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1号，第65页。
[212]《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1号，第61页。
[213]《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2号，第4页。
[214]《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7号，第57—58页。
[215]《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5号，第62页。
[2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1525号，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谕所附之件。
[217]《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30号，第11页。
[218]《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31号，第63页。
[219]《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9号，第44页。
[220]《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7号，第50页。
[221]《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79期，第48页。
[222]《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12号，第5页。
[223]《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8号，第14页。
[2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72页。
[2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72页。
[226]《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7号，第50页。
[227]《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七年，第4期，第56—57页。
[228]《中国大事记补遗》，《东方杂志》，第七年，第6期，第39页。
[229]《中国大事记补遗》，《东方杂志》，第七年，第6期，第41页。
[230]《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5号，第62—67页。
[231]《论说》，《东方杂志》，第七年，第11期，第279页。
[232]《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1号，第89—90页。
[233]《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39号，第68页。
[234]《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1号，第47页。
[235]《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会议录》，第二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宣统二年铅印本，未刊编辑出版者与出版地，第175页。
[236]《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6号，第9页。
[237]《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6号，第13页。
[238]《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第27号，第76页。
[23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5页。
[240]《宣统政纪》，卷四二，《清实录》，六〇册，七四六页。
[241]《宣统政纪》，卷三四，《清实录》，六〇册，第六〇四—六〇五页。
[2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1525号，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所附之件。
[2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1525号，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谕所附之件。
[24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59页。
[245]《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九七，《清实录》，第五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八五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