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的策略与妥协

由于民选立宪派议员与钦选议员、议长、军机大臣等社会政治地位殊异，既得阶级利益不同，因而在一系列问题上彼此间各逞词锋，甚至是激烈诘责或嘲讽。如在第27次会议上，立宪派议员刘春霖揭露指斥某些钦选议员“纯以趋附政府为宗旨”，会上“每每用调停主义”，会后则奴颜婢膝地于“昏夜叩权贵之门”，^[208]因而导致资政院内部意见纷杂不一，屡次弹劾军机大臣而无效。在第26次会议上，钦选议员杨锡田公开反对剪辫易服，声称：“剪发易服非惟无益于中国，反使中国利权外溢……变改祖宗的制度，丧失自己的廉耻”。这种顽固论调一出，立即遭到立宪派议员的驳斥、奚落与嘲弄，“此是前三十年的话……本无可驳之价值”。^[209]立宪派议员对资政院议长也是时有指摘，在第18次会议上，立宪派议员陶峻公开批评议长“故意袒护政府委员”，希望议长今后能“维持大局，勿存私见”。^[210]

但是，资政院内的立宪派议员对于钦选议员、军机大臣，特别是议长，并非事事冲突，截然水火，而是因时、因事而有所节制，注意分寸的。这主要表现在“拉”和“逼”两个方面。

所谓“拉”，即是对钦选议员、军机大臣和议长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利，喻之以害，尽可能减少政治上的阻力，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讨论是否弹劾军机大臣的会议上，立宪派议员雷奋说：“今天议决弹劾军机大臣的问题，二百名议员都应发表意见，不要存一钦选、民选的心事”。^[211]立宪派议员陶峻也说，资政院内虽有钦选、民选两派议员，但“议院责任在维持国家安宁”，因为军机大臣不负责任，民选议员要弹劾他，想必钦选议员也不会“为军机大臣袒护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否则，国家灭亡了，“试问钦选议员还能坐在这个地方吗？”^[212]在立宪派议员的鼓动争取下，资政院终于以112票（到会134人，每人1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弹劾军机大臣的具奏案。

立宪派议员对于军机大臣也不是自会议之始即激烈弹劾的。在讨论速开国会问题的第12次会议上，来院答辩的军机大臣毓朗堂而皇之地声称，速开国会之事，需“决于公论，方能筹策万全”。立宪派议员立即顺水推舟地争取说，天下人民无不企望速开国会，“就是军机大臣于此事大约无不赞成者……望军机大臣竭力主持，早日成全此事”。^[213]但是到了后来，清政府及军机大臣们在实行立宪问题上不断敷衍延宕，立宪派议员大失所望，才开始日趋激烈地批评军机大臣“辅弼无状”，“挟天子以令诸侯”，“由立宪复返于专制”。^[214](https://www.daowen.com)

立宪派议员对议长更是注意团结拉拢。在第15次会议上，立宪派议员罗杰要求议长通知军机大臣来资政院接受质询，阐明如此办法正是尊重皇上、民权和法律，如果“这回争得转”，不但于国家、议员有名誉，“议长亦有名誉”。^[215]

所谓“逼”，即是立宪派议员利用在资政院内形成的不可逆转的政治舆论趋势，逼迫钦选议员顺从自己的政治要求。例如，在表决速开国会和剪辫易服的具奏案时，立宪派议员决然反对无记名投票法，而是坚持使用记名投票法。其目的十分明显，即不给钦选议员以阳奉阴违、含混搪塞的余地。结果，前案以全体赞成通过，后案以101票赞成，27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就连庄亲王载功、贝勒载润等满族亲贵也因大势所趋而投票赞成剪辫易服。弹劾军机大臣的具奏案也是以起立表决的形式，以112人的绝对优势而获得通过。所以《公论西报》极力贬斥钦选议员于资政院会议期间，“不顾大局，如冷血动物而已，致使一切讨论均为民选”。^[216]

资政院会议期间，立宪派议员无论是对钦选议员、议长，还是军机大臣，都是既有斗争抨击，又有拉拢利用的。尽管这种做法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更多地反映出立宪派议员的软弱妥协性。但是，立宪派议员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则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