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内部历史因素的综合凝结
清廷的天朝大国思想意识，同其他思想意识一样，并非完全是清统治者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综合凝结。
首先是封建统治阶层政治意识层面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天子君主被视为是“受命于天”的，自上而下大多相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伦理意识在制度上是以分封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以后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作为一种制度的分封制虽不复存在，但率土皆臣的思想，不但在封建君主直接统治范围内仍极具影响力，而且作为一种潜意识，时刻都有可能被封建统治者推行到其实际统治以外的地区或国家。明太祖朱元璋曾说：“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1]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君主多将某些西亚、中亚国家遣使来华，赠送物产，视为慕义而至的朝贡行为。久而久之，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逐渐形成根深蒂固的一元多级世界观，既看不到，也不承认世界各国并存的多元化，更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天朝平等的政治关系。
这种自视为天朝大国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甚至中国即将跨入近代的门槛之时，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如1837年4月，两广总督邓廷桢给义律的谕帖内即有“我朝化成久道，四夷宾服，拱奉天朝，固已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矣”之语，[2]不承认英国是与大清帝国平等的国家，不容许其以“贵国”称谓天朝，更不得以“彼此和睦”的关系比喻和规定中英两国的国家关系。又如，1839年7月，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为彻底查禁鸦片之事，参照天朝成案联衔照会英国国王。在这一照会中，林则徐等固然正义凛然地指出了英国烟贩“以毒物害华民”的罪行，要求英国国王对本国种植、贩卖毒品之人“重治其罪”，但同时也表现出浓重的天朝大国思想。其照会之始即说：“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照会的最后又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要英王“诘奸除慝，以保乂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3]
其次是中国自身政治制度层面的原因。
在中国远古时代，与“天子受命于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思想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是分封制。最初的分封对象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同姓子弟，其后也分封无血缘关系的有功异姓家族。既然天下所有诸侯、大夫等的土地民人，皆是得之于天子的分封，那么他们也就必然负有对天子贡献地方宝物、土特产品，定期朝觐天子述职的义务。天子则根据其代天子治理当地的政绩优劣给予不同的奖惩。在其后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虽采用了封建专制制度而不是分封制度，但是由于“率土皆臣”的思想意识仍然存在，分封制度以一种异化的变态形式——宗藩制度得以延续。
再次是社会历史层面的原因。
明清两朝以前，无论是中国疆土的广袤，物产的丰盈，还是社会制度的发达，经济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抑或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都是中国周边其他民族和国家难以相比的，即使是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也无疑处于先进国的行列，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圈。
这种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的辐射，促进了东亚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社会进步。许多的国家和人民，“风闻而慕化者非一所也……慕中华而王歆化久矣”，受益于中华礼教的国家和民人备感欣幸，“奉跽鼓舞，顺附如归，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4]有些国家的国王“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带冠还国”。[5]例如，原琉球国人民，“居本国皆赤足，惟入贡始靴也”。[6]有些外国国王，甚至于病逝后还要求“体魄托葬于中华”，并命其子孙后代“世世不忘天子恩”。[7]这种情况，必然促使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逐渐形成天朝大国、惟我独尊的心理。
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极端落后，更限制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视野，使他们难以了解到东亚以外的世界真相。例如，明代的学人认为来华传教士的《坤舆全图》，完全是骗人的东西，“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也，真可谓画工之画鬼魅也”。他们认为，在这一全图中，“中国当居正中”，但外国人却将中国画入图之“稍西”的位置，“全属无谓”。除此之外，使其最不能容忍的是，中国在此图中被画得不够大，“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至此”。[8]
清代学人亦往往昏昧如是，不但不承认世界上有五个大洲，中国仅是其中的一个国家，并不在大地之正中的说法，而且认为“意达里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彼所称五大洲之说，语涉诞诳”。[9]清代的大文豪纪昀也认为，居华的外国传教士南怀仁所作《坤舆图说》中有关世界七大奇迹的记载，亦并非真实可信，“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指古代方士的《神异经》之类—引者注），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10]清代的另一位大学问家阮元则认定哥白尼的地球围着太阳转的地动说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的谬论。[11]而俞正燮则公开嘲讽西方人关于“其言知识在脑而不在心”[12]的说法。叶德辉在其《西医论》中，竟从探讨西医理论的角度，极其荒唐地称：“西人之论胎胞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是知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13]
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封建士大夫的上述错误认识，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例如直隶总督琦善即曾说过，外国“地土刚坚，风日燥烈”，外国人每日以各种肉类为食，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之类的泄药，“大便不通立死”。而中国地处温带，物产丰盈，“实造物予中土以制夷之大权也”。[14](https://www.daowen.com)
后来，伴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密切，国人的认识虽有了重大的变化，但其局限仍是明显的。其思想顽固而保守者姑不论矣，即使思想较为开明、且曾出使英法等国的薛福成，在1890年尚在议论赤道地区的炎热气候与该地区未能产生圣人贤人的关系。他说：东南亚地区四时皆如盛夏，“阳气发生无穷，故育物为最宏”，但是，正因此地的天地精英，“终岁舒而不敛，一泄无余，所以人之筋力不能勤，神智不能生，颓散昏懦”，“造物之灵气，钟于物，不钟于人”。该地区“自古未闻有杰出之人才”，“人才既衰，虽有物产，不能自用，终古受制于人，今乃为欧罗巴诸国所蚕食，无一岛能自立者”。[15]由此看来，明清时期天朝大国、惟我独尊的思想，并非完全是虚妄的产物，而是有着其客观而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
再其次是普遍的民众意识层面的原因。
所谓普遍的民众意识，反映到中外关系上，最突出的即是华夷之辨的思想。最初的华夷之辨，是就中国疆域内各民族关系而言的。《春秋公羊传》中曾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16]《旧唐书》中更是明确指出：“禹画九洲，周分六服，断长补短，止方七千，国赋之所均，王教之所备，皆谓华夏者也。以圆盖方舆之广，广谷大川之多，民生其间，胡可胜道，此所谓番国也。”[17]由此看来，中原汉族统治者心目中对“夷狄”的界定标准有二：
其一，就地理空间而言，华夷关系是以华夏的发祥地黄河一带为中心，如同水波纹一样的辐射圈，自内向外扩散，其辐射力量亦是自内向外消减，愈是靠近外侧，力量愈小，直至完全消失。愈是远离辐射中心的地方，文明程度愈差，即愈是不知礼义的蛮夷之邦。
其二，就华夏文明的实际影响力方面而言，凡是中原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势力所直接能及的地区，王道圣教所能被覆的地方，皆为华夏之区，而那些较少受到孔孟之道教化的国家和民族，自然属于夷狄之列。
华夷观念的核心思想是，华夏之地各个方面皆处于优越地位，而蛮夷之地则荒僻落后，而二者最为突出而明显的区别即在于，华夏具有高度完备发达的礼义观念，而夷狄地区或其部族则没有礼义廉耻等观念意识。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圣人的这一名言即是说：“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18]孟子也曾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19]正因夷狄之邦远离中土，无有圣教，故而“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20]
中国古书所载夷狄之人是如此未开化，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今日东来的外国人比古之夷狄更为野蛮愚钝。
1839年9月3日的林则徐日记就曾记载说，外国夷人与中华服饰殊异，“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发多鬈，又剪去长者，仅留数寸。须多髥，乃或薙其半，而留一半鬈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在他眼中，洋人不但白皮肤、蓝眼睛、高鼻子、络腮胡子等外貌特征与华夏人迥异，而且其国多有夷狄之邦的野蛮落后遗风，最为可怪骇人的是，英国妇女“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21]不仅外夷男女之间的婚姻“皆系自行选择”，就连英国女王的婚姻也“任其自便”，由此可见英国“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22]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更是斥责英国人“其主忽女忽男，其人若禽而若兽，凶残之性，甚于虎狼，贪黩之心，不殊蛇虺”。[2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赘漫野叟所撰《庚申夷氛纪略》中亦郑重其事地说：“英之国王，皆女主，进御男夷，不一而足”。其国民人“夫妇无别，对众可以狎抱，甚至宣淫。偶尔反目，则妇弃其夫而他适，如或不谐，则再弃而再适，敬合私奔无禁”。他在该文中特别申明，“雁行有序，驼性知羞。英之淫风至此，谓之禽兽不如，予非刻薄之论也”。[24]自西徂东而来的外国人与中国传统意识中的夷狄之人何其相似。
如果说以上的国人议论，是出于反对侵略的民族义愤而情绪化了，那么，19世纪70年代曾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的议论，则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某些国人士大夫鄙视外国人的观念。刘锡鸿曾不无鄙夷地大谈“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论宴会则贵主而贱客，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他还自作聪明地将其原因归结为：“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25]《汉书》讥讽夷狄之人“被发左衽”（当时华夏民族或地区的服饰是“戴冠右衽”。衽者，衣之襟也。右衽，将衣襟向右掩，即以左襟压于右襟之上，以纽带系扣。而夷狄之人，则是“被发左衽”）。“被，披也；发者，毛发也”，即是说，夷狄之人，披散着头发，衣襟自右向左而掩，与华夏之人大相径庭。两者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使是到了1910年，湖南巨绅王先谦编著刊印《五洲地理志略》时，甚至表示要以中华文化与文明，来教化熏染欧美各国“夷狄”之人，“非诗书不能和柔其血气，非道德无以澡雪其性天”。[26]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上述有关华夷之辨，鄙夷外人的思想，并非个别愚昧封建士大夫的特有观念，而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种普遍民众心理，有着广泛的民众意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