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外交礼仪之争的胜利者？
自清朝初年起，清廷在外交礼制上始终坚持两点：第一，除藩属国外，清帝不亲见任何外国使臣，不亲受其国书。第二，外国使臣若见清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此次同治朝觐见礼仪纷争之初，清廷仍坚持“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的礼仪观念，虽与外国使团交涉三、四个月之久，“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40]最后还是被迫屈从于外国的压力，第一次同意了外国使臣不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这不但改变了有清以来二百年列祖列宗之“祖制”，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华夏礼仪“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清廷在此次礼仪之争中无疑是失败了。
但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奕等却认为，无论是就此次礼仪交涉的具体目标而言，还是就觐见的实际结果而论，清廷都占了上风，取得了外交的胜利。理由有四：
其一，奕等人上陈清帝时曾说，臣等“并非不知礼主于敬。（中外—引者注）各有其礼，即各有其敬，原不必责外国以所未娴，而必与力争详议”。但是之所以极力与之相争，主要是预杜外国人另有诡谋。经过数月的争论，终使“各国大无礼之事，次第删除”。[41]至于外国公使最终并未遵行跪拜之礼，本来即不在臣等既定的必争交涉范围之内。或换句话说，就是清廷已经达到了当初既定的交涉目标。
第二，清廷的外交努力，终使外国方面被迫放弃了部分无理要求。此前，一些外国使臣曾声称：与其他各国交往之时，皆为“君臣并立相见”。今各国使臣来华，是“代其国主行事，如其国主亲来”。奕等人揣测其隐寓之意，无非是说各国使臣在外交礼仪上，可与清帝分庭抗礼，并无上下尊卑之别。但经清廷官员与之“历次辩诘后，彼等于前项非礼之说，不复援引”。
第三，在此次的外交礼仪之争中，清帝争得了较为尊贵的地位。外国公使虽未遵从中国传统礼制，未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外国方面还是作出了重大让步。因为在外国，臣下谒见其国主，只是“免冠三鞠躬”而已，而现在外国使臣却“愿为免冠五鞠躬”，实是其对清帝“倍加恭敬以将其诚”[42]的表现。
第四，觐见的时间、地点等，皆由钦定，亦足以显示清帝的至上尊严。
外国公使觐见之后，京报上曾有一篇报道，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想见当时部分清统治者的心态。“同治帝亲政以来……各国使节要求觐见，欲行外国之礼，带剑上殿，帝离玉座受国书……几经交涉，至六月六日，始行觐见。其前一夕，集各使于一庭，使演礼。各使等皆悻然见于词色，备极嘲笑。次日晨，英、法、美、俄、荷、普六公使，仍带剑而入。由总署大臣前导，进西安门。各公使每过一门，一门即闭，须臾至帝前。公使等不跪拜，惟倾首而已。至座之阶前，稍侧设黄色一脚之几一。各公使皆赴立于其侧。英公使先诵国书，约二三语，五体战栗。帝曰：‘尔大皇帝健康？’英公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公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外国使臣被命出殿后，“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寓所，汗流浃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戏视之，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耶？’”[43]
中国其他人士也有类似的记载，时人平步青1891年以后的记述更是绘声绘色，如同亲历亲见。他说：此前，各国驻华公使曾向清廷提出，“乘肩舆进太和门，带刀上殿”，并要求清帝“下宝座，亲受国书”。军机大臣文祥等闻言大怒，拍案而起，“捽茗碗粉碎，厉色以争，始定议”。“先一日，在总理衙门演礼，尚偃蹇笑谈，不以介意。至日，神机全营屯西苑门，皆明装露刃。法、米（美）、英、俄、布（德）、日本六国，共十二人，皆准其带刀。总理衙门司员引进苑门，每进一门，即将其门上锁。至阁阶之下，总理衙门大臣引上阁阶，皇上登宝座，使臣行六鞠躬礼，不跪，阶旁设黄案，使以次立读国书。居首者读至数句，即浑身发战，不能卒读。皇上问国王安好，亦不能答。皇上又问，屡次求见，有何话说，亦不能答。其次者则奉书屡次坠地，而不能开声。经恭亲王当众嘲笑‘草鸡毛’，令人掖之下阶，不能动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摇头私语，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不能赴，仓皇撤出。”平步青特别记述称，外国公使距离清帝不过数步之遥，何以会如此紧张惶惧呢？原来是因外国公使当时并未瞻仰到清帝的颜面，“渠眼中必另有神物景致，故如此战栗”。[44]清帝显然绝非一般凡夫俗子，而是真龙天子，天之神明。(https://www.daowen.com)
由此揣度，清廷在此次礼仪之争中，确是取得了胜利。但奇怪的是，外国方面也声称他们在这一礼仪之争中取得了胜利。
一家西文报纸记述说，各国公使“（觐）见时，仍各服其国之朝衣，仍各行其国之大礼，跄跄济济，肃肃雍雍，一无陨越之愆，适合迥翔之度。面奏各语，大略总以中西辑睦、和好永敦为主”。[45]也就是说，各国公使在此次的觐见中，不卑不亢，言行得体，无损于各国威礼尊严。
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于觐见后的当天，也曾十分得意地致函本国太政大臣：“奉职以来，欣然之至。自到达当地（中国）后，专因觐见清帝、接见礼节等事，颇费论争，遂至稽延。结果，终如种臣所请，得清帝承诺，已于今晨9时谒见，捧奉国书，了无阻滞。”非但如此，且因自己表现出的外交才干，使得长期以来外国使臣觐见清帝礼仪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致各国公使，屡次表示以多赖出力相谢”，[46]为日本国赢得了极高的外交荣誉。
然而，未过多久，外国方面复声称自己上了清廷的当，纷纷指责清廷将觐见地点安排在紫光阁，是清廷不尊重外国及外国公使的表现，并就此与清廷展开了新的交涉。
1873年6月29日外国公使觐见清帝，呈递国书的过程及其礼仪，无疑是长期以来中外外交礼仪之争的一个转折点。清廷因种种历史的局限，要求外国使臣向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显然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既不符合当时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惯例，更不符合当今各国外交礼仪通例。如果仅从外交礼仪的形式（即采用鞠躬、作揖或是跪拜的致敬形式）而言，清廷的确没有损失什么，算不得失败者，而外国方面也的确算不得什么胜利者。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外交的礼仪形式与外交的实质内容、国家主权及民族尊严，是一个既有区别，又密不可分的整体，决难截然分开。如果就国家关系和国家地位方面而论，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此次礼仪之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即它标志着两个主权国家间的礼仪之争已经结束，自此以降，中国与各国间的礼仪之争，已变化为被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与侵略国家间的礼仪之争（当然，中国早在1840年以后即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但半殖民地国家地位在外交礼仪上明显地反映出来，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则略显滞后）。
综上所述，中国无疑是此次礼仪之争的重大失败者，而外国方面则是重大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