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思考
外国使节或使臣来华，觐见中国皇帝，可以说自古有之，汉唐宋明各朝各代史不绝书。但是，清代以前来华的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基本上未发生礼仪之争。其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处于政治制度优越、经济发达、生产技术进步的先进国地位，是为当时世界，至少是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国使节来华，无论是为“慕义”而来，还是为“慕利”而至，都是以承认这一点为前提的，或多或少地带有“输诚向化”的色彩。
明末清初之季，在中华文明圈外的西半球，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了。资产阶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他们不再是“慕义”而来的输诚向化者，也不满足于正常港口贸易的“利”，而是要“摧毁”大清帝国的“一切万里长城”，[47]与大清帝国建立起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将整个中国变成其广阔的商品市场，各种工业原料的基地，使中国成为其殖民地。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在每次战败后的软弱地位，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这使原属于外交范畴的礼仪之争带有了明显而浓重的侵略与反侵略色彩。
由于历史的局限，清廷在鸦片战争前的确具有严重的天朝大国心理，要求外国使臣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清帝，并不符合国家平等的原则，有违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但是，清帝坚持外国使臣须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并非刻意轻侮外国，而仅仅是坚持自身数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义和团运动后醇亲王载沣赴德就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事道歉时，德王一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坚持中国使团随员“均照中国臣下觐君礼叩首”[48]的无理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咸丰、同治时期的清廷之所以一直婉拒西方国家使臣觐见清帝，一方面是出于对外国使臣的疑惧，担心其于觐见时或向清帝提出各种非分要求，或有对清帝的不恭言行，甚或乘机谋害清帝。另一方面，是拘囿于中国传统的觐见礼仪，认为外国使臣不跪拜清帝，有损清国的尊严。一般说来，咸丰朝时，清廷的疑惧心理更甚于传统礼仪的因素；到了同治朝，疑惧心理则已基本消除，而主要是出于礼仪的原因了。
以上是我们回顾考察同治朝中外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论与交涉后，就事论事得出的结论。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国各地域之间必然呈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各国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性。17世纪以前，东、西方国家间的差异之大，使人们有理由将其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基本上是以古希腊、古罗马及欧美各国的历史因子为主干，而东方国家则基本上以中国和古巴比伦、印度的传统历史因素为核心。东、西方国家在人种、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首先，毋庸讳言的是，东、西方人属于不同的人种。而不同的人种会呈现出生理、心理条件乃至行为方式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不是十分巨大的，更不是无条件的，绝对不可转变的。
其次，东、西方国家的地理环境是不同的，特别是西方的古希腊、罗马，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存在明显的差异。古希腊、罗马的地域较为狭窄，且系多山地带；其生产生活方式，表现为流动性较强的商贸性质，其人民更具向外发展的迫切要求，甚至更富于冒险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国家的人们更强调人们如何去适应，甚至是改造自然及外部环境，追求的是人们“适应”自然之美。
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具有广阔的自我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因而采用的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形式，其生产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稳定的自然农业性质，人民呈现相当浓厚的安土重迁色彩，具有较强烈的满足感、稳定性，与西方人相较，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虽也强调人定胜天的奋斗精神，但更突出、更本质的则是追求将人融入外部环境的“顺应”自然之美。
再次，东、西方的文化环境不同。西方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多变性，各国家间文化是相互吸纳，相互同化的交融关系，未形成明确而强有力的，一直相对稳定的文化主干。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并未能较为完整地保存流传至近代。而中国则不同，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特别是有文字记载的二千余年文明史中，中国文化始终是在不断地吸取，同化着外来异质文化的精华，丰富发展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始终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未曾发生过古印度、古巴比伦那样的文化断层，始终是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向外辐射，影响着当时人类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所能及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以上的种种东、西方差异，造就了东、西方人们社会文化心理定势、思维定势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而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定势、思维定势和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即会呈现出极强的沉淀性、稳定性、持续性、民族性。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尚未进行充分的交流，尤其是没有经过长期平等的双向交流的情况下，会表现得更为明显，甚至表现为极其强烈的排他性。
一般说来，大概有三个层面的原因影响着东、西方上述差异的迅速消除。(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是东、西方的语言文字层面障碍。语言文字的不同，直接妨碍东、西方人民的思想、文化交流和认知，彼此产生隔膜，甚至发生误会。人类历史跨入17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开始频繁联系之时，东、西方国家和人民在打通彼此语言文字障碍的认识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西方国家较早地开始重视学习和了解东方国家的语言文字、风土人情，而东方各国对此的反应却相对迟缓。应该承认，17世纪至18世纪期间，清王朝在对外认识和对外礼仪问题上的种种失误，与其因语言文字的障碍而对西方国家缺乏清晰的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这是最为表层的原因，是东、西方最容易消除和克服的。
其次是心理定势和思维定势层面的障碍。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和思维定势，可以使人们对外界事物保持相对稳定的认识理解，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它又具有两个重大的局限。一是容易产生过度的自信，使人们在认知某一事物或现象之前，即已作出了肯定或否定，认同或排斥的先验心理反映，产生较为严重的先入为主的片面经验论。例如，西方国家片面强调坚持其自由通商贸易、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的立场，坚持以其本国的外交惯例和礼仪形式与清廷发生关系，只承认自己政治、经济制度等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承认中国各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清廷则主要表现为自尊自大的天朝上国思想，不肯轻易承认西方国家处于同自己对等的地位，误将外国人，甚至外国使臣来华视为远夷向化来朝等。二是妨碍人们迅速而正确地认识前所未闻未遇的新事物、新思想。在中外交往的过程中，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一问题，但清廷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心理和思维定势障碍的克服，较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要更困难些。
再次是社会价值观和民族文化背景层面的障碍。社会价值观和民族文化背景，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最为厚重的历史因子，是保持这一民族或国家不同于其民族或国家的特质，因而是最难克服的障碍，同时它又是不应该完全被同化的。
西方殖民—资本主义国家东渐以来，中外礼仪之争的产生，无疑源于东、西方各种国情的差异，中外礼仪之争之所以长达二百余年之久，显然也是受到上述三个不同层面原因的限制。但是，西方国家对华采取的经济掠夺政策、强权外交，以至武力强迫，乃是造成中外礼仪之争的一个最直接、最根本原因，它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清统治者和中国人民的对外警觉感、抵触感，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情绪。
17世纪以前，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交通工具的落后，整个世界被分割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各地域间人们因种种差异而发生冲突的可能，仅是一种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可能。资本主义产生后，其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极大地缩小了各地域间人们的地理差距，以往东西方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发展为现实的可能。历史为人类提出了一个颇为严峻的和极为现实的课题，即人们应如何去认识和解决东、西方客观存在的种种社会差异。
当时和现在，东、西方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世界各国间的交往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形式进行的。而国家间交往的最根本、最高法则是国家主权。这不但是当时，也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国家交往的最高、最根本法则。
所谓国家主权，即是指一个国家独立处理本国国内一切事务的决策实施权力，不受其他任何外来人员或势力的干涉。这种国家主权在国际交往中则表现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在外交实施过程中，则应表现为具体的国家平等原则；互尊互敬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民族性、传统性与国际性、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
所谓平等原则，即是承认国家或民族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包括暂时先进与落后、富强与贫弱等的差异，但不能由此引申出国家间的高低、优劣、主次之分的等级观念。在政治上不能奉行强权主义，在经济上应是互利互惠，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应是双方的互相吸纳，双向交流，而不是单向的输出，更不能是强迫性的移植。
所谓互尊互敬原则，即是在国家或民族交往过程中，应该承认各国皆有其自身的优秀文化、习俗、礼仪规范等，既要维护本国的民族尊严、外交传统、礼仪惯例，又要尊重别国的民族尊严、外交传统、礼仪惯例。两国交往时，作为东道主的国家，在不损害本国尊严的情况下，在外交礼仪方面更应表现出应有的大度与宽容，应该采取“主随客便”的礼宾态度。而来访国的人民或国家政府代表，亦应十分注意尊重访问或交与国的外交传统或礼仪惯例，采取“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态度。
所谓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应用性的统一原则，主要是要求国家间进行交往的时候，对于自己既定的原则、规范等，不能将其视为永远不可变改的僵化的框框，而应在无损国家独立地位、民族尊严的条件下，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必要的灵活达变办法，给对方以一定的回旋余地。
所谓民族性、传统性与国际性、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即是说一个国家在与他国交往时，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传统性。就本国自身而言，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根，绝不能轻易舍弃；就国际交流而言，一个国家的民族性、传统性，恰是国际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各个国家的民族性、传统性，就没有国际性。但这毕竟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自我封闭，不与别国交往。既要交往，就应遵从为多数国家所承认的国际法则。外交和外交礼仪也是这样。为多数国家所接受和认可的外交及外交礼仪惯例，对于任何一个置身国际社会的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规范性，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最突出的实践问题是，这种国际性、统一性，要有一个各国从感知到认知、再到认同的长期适应过程。
以上仅是外交及外交礼仪方面的原则或理想的理论，或者说仅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在当今的国际外交领域内，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一百年前的19世纪，人们更没有解决好这一外交课题。
清统治者在中外礼仪之争中坚持自己礼仪的民族性、传统性，从根本上说并无大错，但是，他们没有将民族性、传统性与国际性、时代性有机地联系起来，而是割裂、对立起来。坚持这样的民族性、传统性，实是一种不顾客观事实的僵化表现。清廷的这种不谙世界大势，盲目虚骄自大的天朝大国心理，不但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民族灾难，而且使其少有时代的活力，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传统礼仪的民族性。外交礼仪同样应该讲求“与时俱进”。
以上是我们通观人类历史发展历程后，就事论理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