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内部的反思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需要有其内部的必要条件。跪拜礼仪的废除也是如此。

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带来了介绍西方国家礼制、礼仪的书籍，诸如《西礼需知》、《戎礼需知》等等。19世纪60、70年代，清廷开始向海外派遣各种类型的使团和官员，他们第一次亲自了解和认识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外交礼仪，并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传统的跪拜礼仪相比较。

1866年3月，清廷派斌椿等人随英国人赫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前往英、法等国考察。斌椿等人是以怎样的礼仪谒见英国女王的，并未留下十分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他绝没有向女王行跪拜之礼。其后，他随赫德赴瑞典、比利时等国，也受到了类似的礼仪接待。

年过花甲的斌椿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问题反应较为迟缓，但与其同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在其《航海述奇》中则明确记述说：“其君臣相见，无山呼跪拜礼，只垂手免冠而已。”张德彝与斌椿等人“相见（英国君主—引者注）亦如是，只不脱帽”。^[78]

1868年，清廷官员志刚、孙家谷等随清廷延聘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出使西方各国时，采用的是西方通行的握手或鞠躬礼。西方国家的这种外交礼仪，对于久居中国的清廷官员来说，无疑必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孙家谷有关出使西方各国外交礼仪的记述，虽极其简约，但却又极其明确：“秋后渡西洋，抵英吉利岛国，见其女君，礼节不过进退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谈，无跪拜之文。赞以美词，循旧典也”。^[79](https://www.daowen.com)

其后，伴随着介绍西方国家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包括礼制制度的书刊大量传入，伴随着清廷出使西方各国人员的增多，中国人对西方礼仪的认识更加广泛而深刻。特别是此后中国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更促使进步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礼仪与民族奋起自救的关系，以审慎的态度对中西各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进步的中国人认为，传统的跪拜礼俗只能培养人们的愚忠愚孝思想，泯灭国民的独立人格意识，因而发出了废除以跪拜礼为主要标志的繁琐礼制的呼声。

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其《仁学》一书中，揭露、抨击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繁琐拜跪之仪”，束缚、钳制臣民百姓思想，“以挫其气节”^[80]的卑劣目的与险恶用心。梁启超在1897年任教时务学堂之时，即曾将废除跪拜与变法图强、维新救国联系起来。“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81]然而，他们不是统治者，更不是具有决策权的统治者，其呼声虽亟，却未能对中国政治礼仪制度的变改产生实际的作用和直接影响。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也对跪拜礼仪等旧礼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诺也，恳恩也，极人世可怜之状，不可告人之事，而吾各阶级社会中，居然行之大廷，视同典礼。大臣之入朝，缙绅之上公堂，红员新进之夤缘于府第，此天下所仰望而不可得者，而举所谓叩头、请安、长跪、匍匐、唱诺、恳恩之各种金科玉律，以为之倡。”长此以往，人们毫无国民、公民、民主意识，必将酿成“奴隶之风俗”。^[82]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身体力行，在革命队伍内部以同志、先生等相称呼，以握手、鞠躬代替跪拜与长揖之礼。

1910年10月，资政院内一些较为激进的民选议员，终于公开而大胆地提出了“请废跪拜礼节”的建议案。^[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