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兴起
关于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我国史学界大致流行以下三种观点。
1.清廷适应外国侵略需要说。
2.清廷为增强自身实力以镇压国内人民起义说。
3.清廷“托名学制以剿贼”，“借法自强”以御外侮说。
以上诸论，虽皆言之有物，可成一家之言，但总给人以突兀之感，似乎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突然产生的，若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际上，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连续承继性方面来看，洋务运动实为清代传统军政、矿厂政策的延伸与演化。
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这是我国史学界所公认的观点，笔者对此并无异议。但是，清政府试图以新法编练军队、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意图，早在19世纪40年代即已明显表露出来。
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林则徐、魏源等人即认识到建立近代化水师的必要性。“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1]林则徐在广州时，不仅“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2]而且已开仿造外国船舰之先河。他曾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3]同时，他还购买了一艘1200吨的美国旧军舰“剑桥号”，以供清军演习进攻敌舰之用。1840年9月，林则徐明确提出，船炮皆为海防必需之物，要求清廷“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4]
鸦片战争后，清朝君臣总结战争失败的原因，大谈“练兵造船，乃当务之急”，[5]“总以造船制炮为要”。[6]“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7]自中央至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展开了颇具规模的整军经武风潮。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开始注意清军将士基本战斗素质与技能的培养与训练。
1843年1月，清廷颁谕变通水师营章程，初步改变了过去水师员弁均于弓箭兵内考拔，不注重水务枪炮的做法。同此前后，魏源也提出必须抛弃武官考试中“舍船炮而专重弓马”的偏颇作法，在武科中增加水师一科，仿效西洋各国专以“造舶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的方法，凡“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8]于此，我们已可清晰地看到洋务运动中兴办某些军事工业的端倪及军事制度改革的征象。
后来，清廷虽因事过境迁，整饬军备的风潮逐渐沉寂下来，但他们并未完全忘记采用西方新式武器装备军队以求自强一事。即使是在既无巨大内忧，又无严重外患的1850年8月，清廷尚寄谕沿海各省督抚，现在虽为无事之时，但“沿海各营将备弁兵，于海洋必亲习风涛，于炮火必亲习点放，于船只、器械、火药，必力求坚致精利，日日训练讲求”。[9]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西洋的坚船利炮，再次引起清朝君臣的高度重视。(https://www.daowen.com)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昌，不久即将顺流而下江南。江苏巡抚杨文定急令大买办出身的苏松太道吴健彰赴英国驻沪领事馆，请求英国派兵船开入长江，阻止太平军东下。一直尾随太平军之后的清钦差大臣向荣，在九江也飞札吴健彰，要其对外国兵轮，“酌量情形……或赁或借，必得设法办理……由该道亲督催趱，前赴江南省听候调遣剿捕”。[10]3月15日，即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之际，杨文定再次命吴健彰赴各国驻沪领事馆，请求泊于上海的外国兵轮开赴南京的下关，以“掩护南京”。[11]清帝咸丰也于同年4月17日、29日、5月4日，连降三道谕旨，令向荣、许乃钊、吴健彰等人，“设法权宜办理，勿失事机”，迅速“由上海雇火轮船及师船由海入江”。[12]
1853年11月，湘军首领曾国藩鉴于太平军“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的情形，认定欲平灭太平军，“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13]于是在衡州试造船舰，兴办水师。咸丰帝也命人“购办夷炮广炮”，[14]武装湘军。当湘军对太平军作战取得某些胜利后，曾国藩向清廷夸耀说，正因湘军所用六百尊大炮，“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所以才能取得“湘潭、岳州两次大胜”，极力剖明“须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15]
此时，清廷的炮械虽多购自外洋，但也初步萌发了自造枪弹的意图。
1854年12月，经曾国藩奏准，湘军在江西设局制造火药、铁子、铅弹等。1860年12月，清朝君臣完全认识到“师夷智造炮制船”的重要性。曾国藩指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6]明确提出了仿造西洋武器船舰的主张。不久，中央的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人也认为，“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枪炮船舰等，“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敕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17]淮军首领李鸿章也多次“盛称洋枪之利”。[18]
同时，太平军也在购买洋枪洋炮，并在苏州设厂仿造西洋枪械。特别是1862年太平军攻克宁波、杭州后，有计划将“制造战船”，[19]“购买轮船”，[20]可能组建太平天国舰队。这从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清廷仿洋造械制船的迫切感，坚定了其“借法自强”的信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于1861年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21]李鸿章于1862年创办了上海洋炮局，“铸造开花炮弹”。[22]随后又创办了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军事工业。
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简单回顾与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整军造械风潮，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运动，都具有“购械自强”、“借法仿造自强”两种成分。这二者虽主要表现为先购后仿，但同时又相辅相成，购中有仿，仿中有购。如把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发生这段时间看作一个历史时期，那么这种购买与仿造互为参差，叠为先后的情况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方面看，洋务运动既不是与清廷鸦片战争后的军政政策毫无关系，更不是对其军政政策的否定，而是其军政政策波浪式延伸、螺旋式发展过程的表现，整军经武风潮和洋务运动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波浪的浪峰与螺旋圆圈的终点。
至于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特别是矿产的开采，同样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各种矿产的开采，往往是禁而复开，开又复禁，兴废无常。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股鼓励开矿办厂，兴办民用企业的思潮。
魏源盛赞“有矿之地，不惟利足以实边储，且力足捍外侮”，[23]疾呼“矿课开采之事……断不可不行于今日”，[24]倡导创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外国技师司造船舰，其他诸如千里镜、风火锯、自来火、千斤秤等，“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25]；洪仁玕提出“招民采取”[26]各种矿产，兴车马舟楫之利，仿造西洋火轮车、火船、汽船；冯桂芬也主张“采西学”，“制洋器”。这些姑且不论，就是此时的清政府，也因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国库空匮，财政拮据，开始重视矿藏的开采，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加以鼓励与扶植。
1844年，道光帝谕令各省督抚：“除现在开采外，如尚有他矿愿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27]1848年12月，道光帝再次谕令川、贵、粤、桂、赣等省督抚，不得借口开矿将使矿丁聚众滋事为由而因噎废食，对于各省矿苗丰旺之区，必须着力开采，“断不准畏难苟安，托词观望”，并严厉警告他们说：“倘游移不办，朕不难派员前往复勘”。[28]1849年又由定郡王载铨等会议议定《云南矿厂章程》四条，由是“一时矿禁大弛”。[29]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因“军兴饷乏”，更急于开矿以“宽筹军饷”。咸丰帝于1853年降谕说，“当此军饷浩繁，左藏右绌”之际，各省督抚“务宜权衡缓急，于矿苗丰旺之区，督派干员悉心复勘，各就地方情形，奏明试办。毋得狃于积习，任听不肖官吏名为封禁，暗取陋规”。面对当时不少清政府官员有关开矿易于聚众闹事的论点，咸丰帝不得不抛弃“君子言义不言利”的传统观念，不惜以帝王之尊出面批驳说，“朕思开采矿厂，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较之一切权宜弊政（如捐纳实官、加捐增税等—引者注），尚属无伤体制，有裨民生”，只要“地方官经理得宜，自不致别滋流弊。即如现在各省旧有矿厂，按年开采抽课，官民日久相安，岂非明验？”[30]后来洋务运动中出现的不少官办、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如直隶磁县煤矿、山东峄县煤矿、山东招远金矿等，皆是在清前期矿厂基础上兴办起来的。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的兴起及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等，并非是19世纪60年代中期凭空发生的，而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力图购买和仿造洋枪、洋炮、船舰等武装自己的原有军政政策和矿务政策合乎逻辑的发展与自然延伸。鸦片战争后国内出现的某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向西方学习的师夷思想因素，师夷剿贼御侮的政治因素等，只是加速了这一发展与延伸的步伐和进程，进一步加强了清统治集团兴办、发展洋务事业的决心，使之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以往人们对洋务运动兴起与发展的研究，似乎只注重了横向的时代特色（这当然是必要和正确的），而忽略了其纵向的承继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