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督抚把持地方财政
导致清廷财政的崩溃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即武昌起义后，清地方督抚拥军事、财政实力自重的政治倾向，更使清廷的财政危机雪上加霜，丧失了统一调度全国财力，移缓就急的权宜办法。
武昌起义爆发后，直隶说要“拱卫神京”，山东说其为“京畿门户”，陕甘强调其“控驭西北，屏护中原”，东三省强调需“巩固根本”，四川则强调“地处西陲，幅员辽阔为直省冠，西南控驭蛮夷”等，不一而足，纷纷请兵增饷。其中因兵单饷匮、形势危迫而请款请兵者固然有之，但企冀借此捞一把，拥军事、财政实力以自重，增强个人应变能力（包括对付革命势力和清中央政府两个方面），巩固扩大个人地位和影响者，亦同样大有人在。清地方督抚的这一做法，使清统治集团内部自起波澜，造成其财政上的更大混乱与窘促。
清地方督抚除向中央政府请兵请款外，还制造种种理由，想尽一切办法，攫取清廷财权、财源。
其一，各省督抚或想方设法提取造币厂尚未投放流通领域的银元、铜元等，动辄百万元，甚至造币厂的“铸本”，亦“悉被提用”。[142]或视造币厂为无本万利的财源，要求清廷将造币厂拨归地方督抚直接管辖。如两江总督张人骏就曾致电内阁，强调军事旁午，调兵转饷，疆吏负有重责，请下旨将原归属度支部的江宁造币厂“暂归人骏管辖”，“以一事权而支大局”。[143]
其二，各省督抚纷纷要求中央借款，地方使用。山东巡抚孙宝琦于1911年10月23日首先明确提出“由政府出面商借外债”，然后“分配各省”。[144]其他各省，如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也相继提出“如京师借款有著，请先拨现银一百万两”[145]的类似要求。
其三，各省督抚各自筹借地方性外债，少者数十万，多者数百万两。如两江总督张人骏共借外债七百万两。许多地方督抚甚至以需款甚急“迫不急待”为由，公然抛弃清廷标榜立宪的面具，无视法律程序，要求省借外债，“毋庸交咨议局议决”。[146]这些地方性外债，名为自借自还，但实际上地方督抚却另有如意打算。如两江总督张人骏曾要求清政府“向各国公使声明，江宁先后借款共七百万两，统由国家担保”[147]，将地方外债的负担推给了中央政府。
其四，各省督抚不但不为清廷分任筹解赔款之责，反而要求清政府为地方代筹代偿赔款及外债本息。如江西巡抚冯汝骙就曾奏请中央政府“将九月应解赔款十六万两零，暂行代筹”。[148]
其五，各省督抚甚至直接向清皇室伸手揩油。他们经常极力渲染局势之危迫，财政之绌困，金融之恐慌，要求清廷拨发内帑以应急需。1911年11月3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致电清廷，以庚子年间慈禧太后为北京市面恐慌曾颁借内帑一百万两为例，“吁恳”隆裕太后顾念“津地重要”，[149]援案颁借内帑100万两。不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也电请“暂发内帑一百万两以重根本”。[150]至于他们所说的“一俟平静，即行照数筹还”，[151]“事定即由税入拨还”[152]云云，并非由衷之言，不过是为使其揩油的要求稍为和缓，不甚露骨而已。
1911年底，清廷因库空如洗，财竭饷绝，拟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的御用瓷器运至北京售卖，企冀“变价充饷，或可化无用为有用，稍救目前之急”。[153]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不但借口奉天皇宫瓷器“运京售卖，种种不便，拟请改为由奉天集外商趸售”，以便部分或全部就地截留此款。而且特别申明，“奉库所存大件无多，亦恐难得多价”，奏请将“别项宝物亦祈奏准变价，或大款方能有济”。[154]此语颇有将清廷掏空挖尽之嫌。
1911年12月30日，曾被清廷视为“股肱之寄”，依作干城的姜桂题、冯国璋等十余名高级军事将领，竟联名致电清廷，声言“言战必先筹饷”，目前饷款“已将告罄”，情形异常危急，而皇室懿亲却将数千万两白银私存于外国银行。既然“我将士以性命报国”，那么，宗室懿亲就应与国家同休共戚，“以财产报国”，“倘若再昧已吝惜，饷源不齐，将士愤激，暴烈祸有不忍言”，[155]简直近似强勒逼索，武力要挟了。清廷连忙降谕，命懿亲“认明利害”，提回存款，购置公债，筹款助饷，以敷衍这些跋扈武臣。
其六，各省督抚还纷纷以“财政支绌”，“出款锐增”等为由，请将“应解京饷、各省协饷、练兵经费、顺天备荒经费、京师大学堂经费、盐厘金等……一并缓解”，[156]或干脆直接予以截留。
清中央度支部为专供饷需之所，早“已有日不暇给之势”，虽认定各省督抚所请缓解、截留本应上缴中央税款之事“殊难照准”，但清廷既需各省督抚代守疆土，镇压革命，又对其鞭长莫及，所以又不得不予应允，仅以各督抚“一俟防务稍松，即行照解”[157]相自解、塞责。清廷如此有出无入，将何以支持？其财政的破产崩溃岂不是指日可待？
1912年初，清廷的财政彻底崩溃了，不但国内“各军月饷，仅发一半”[158]，就连清政府驻外使、领“各馆腊月费，均未汇”[159]，代表大清帝国“脸面”的驻外使领人员，也只好节衣缩食、挨渡时日了。中央财政崩溃后，清政府万般无奈，只好降心下气地向各省督抚诉苦，“求各省分筹接济，稍救眉急”，“明知外省同一艰窘，惟势逼处此，万不能坐以待毙……务希分任其难以顾大局”。[160]然而，各省督抚或如泥菩萨过河，自顾不暇，或另怀他图，对清廷的这一“求援”应者寥寥。惟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允解30万元；山东巡抚胡建枢允筹银、洋各3万。其他各省，或不予理睬；或空言搪塞；或借口绅民反对，拒绝筹解；或干脆顶将回去。如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明确回复清政府说：“奉库久罄”，两个月来，全赖纸币维持，“断无现款拨供汇解”。[161]对此，清政府也只好忍气吞声，空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忧愤而已。
至于清政府采取的舍弃边远省地，单护腹心的权宜应急之策；“收官钱局，改设兴殖银行”[162]等其他临渴掘井、临阵铸兵的财政措施，更是缓不济急。
综上所述，清廷财政的半殖民地化，从根本上阻碍了其建立摆脱财政危机的活力机制；清廷财政制度处于新旧交替的不健全状态，又使其财政丧失了必要的回旋应变能力；而地方督抚等的离心离德和地方财政的相对独立，则从内部阻塞了清政府内外上下合力克服或缓解财政危机的可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开国之初，统治力量较强，则中央财政常常压倒地方财政；到了末叶季世，统治力量衰弱，则地方财政又常常破坏了中央财政，而促进王朝的崩溃与灭亡。”[163]
【注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69页。
[2]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则徐集·奏稿》，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8页。
[3]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5页。
[4]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
[5]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第2556页。
[6]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第2518页。
[7]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六册，第3204页。
[8]魏源：《魏源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1—872页。
[9]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页。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七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
[11]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新建设》，1952年第9期。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七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页、93页、94页。
[1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7页。
[1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81页。
[1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161页。
[1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272页。
[17]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96页。
[18]江世荣编：《曾国藩未刊信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版，第127页。
[19]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第十三页。
[20]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五，第三十三页。
[21]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0页。
[22]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31页。
[23]魏源：《魏源集》，下册，第474页。
[24]魏源：《魏源集》，下册，第479页。
[25]魏源：《魏源集》，下册，第873页。
[2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33页。
[27]赵尔巽：《清史稿·食货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66页。
[28]《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一，《清实录》，三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八二三页。
[29]赵尔巽：《清史稿·食货五》，第3666页。
[30]《文宗显皇帝实录》，卷八十九，《清实录》，四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二〇一—二〇二页。
[3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0页。
[32]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第33页。
[33]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250页。
[34]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35]赵尔巽：《清史稿·食货五》，第3664页。
[36]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3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七，《清实录》，第一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一八七页。
[3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5页。
[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40]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47—1149页。
[4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二十，《清实录》，第一一册，第八三五页。
[4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七三九，《清实录》，第一八册，第一四二页。
[4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五五，《清实录》，第二二册，第一〇四页。
[44]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五，第225页。
[45]《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〇四，《清实录》，第三九册，第五八页。
[46]《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六一，《清实录》，第三九册，第八二三页。
[47]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1页。
[48]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4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320页。
[50]《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七，第11页。
[51]刘岳云：《矿政辑略》，卷九，北京，教育世界社，1924年版，第12页。
[52]唐景崇：《国朝掌故讲义》，宫中折件。
[5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百九十九，《清实录》，第一六册，第七一五页。
[54]《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百〇六，《清实录》，第三九册，第八八页。
[55]《宣宗成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六，《清实录》，第三九册，第八八〇页。
[56]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49页。
[57]《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五十，《清实录》，第一〇册，第一一五四页。
[58]《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三四，《清实录》，第一四册，第一一五四页。
[5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〇六，《清实录》，第一一册，第六五〇页。
[60]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上海，广百宋斋，道光六年印本，第十七页。
[61]《清代抄档》，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工部尚书哈达哈等题。
[62]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抄本影印本，第25页。
[6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27页。
[6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六册，第227页。
[6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69页。
[6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六册，第225页。
[6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56页。
[6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乾隆三年七月十一日两广总督鄂弥达奏。
[6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乾隆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广镇镇总兵谭行义奏。
[7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附奏折》，乾隆二年三月两江总督庆复奏。
[7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食货五》，第3664页。
[7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〇，《清实录》，第一〇册，第六三二页。
[73]王先谦编：《东华续录·乾隆》，卷一百六，邵州，经伦书局，光绪十七年重刊本，第十二页。
[74]《山西大同府志》，卷二六，第九页。(https://www.daowen.com)
[75]徐鼒：《未灰斋文集》，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4—25页。
[76]《文宗显皇帝实录》，卷八十九，《清实录》，第四一册，第二〇二页。
[7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农民运动类》。
[78]《文宗显皇帝实录》，卷八十九，《清实录》，第四一册，第三九一页。
[79]《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一一〇，《清实录》，第四一册，第七〇八页。
[8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农民运动类》。
[81]参见刘桂梁等译，［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764页。
[8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64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日江苏巡抚程德全致内阁电》。
[8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79号，《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内阁致各省督抚电》。
[8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志一百·食货六》，卷125，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版，第3708页。
[85]参见刘桂梁等译，［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65页。
[8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三日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致内阁电》。
[87]转引自《辛亥革命爆发后四个月间的交通银行》，《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8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三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致内阁电》。
[89]转引自魏振民：《辛亥革命爆发后四个月间的交通银行》，《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97页。
[9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致内阁电》。
[9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责任内阁奏稿底》，第10包，《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农工商部奏京师市面恐慌银号倒闭请出示晓谕折》。
[9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责任内阁奏稿底》，第9包，《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度支部为遵议印铸局长陆宗舆请定官银行纸币信用办法折》。
[9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6号，《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内阁致河南巡抚宝棻电》。
[9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6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内阁致两江总督张人骏电》。
[9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三日安徽巡抚朱家宝致内阁电》。
[9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浙江巡抚增韫致内阁电》。
[97]湖北省历史学会：《辛亥革命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9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6号，《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外务部致驻日、美、俄等各使臣电》。
[9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上海道刘燕翼致外务部电》。
[10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上海道刘燕翼致外务部电》。
[10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78号，《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致各省督抚电》。
[102]刘桂梁等译，［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65页。
[10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5号，《宣统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内阁电》。
[1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资政院档案》，第2号，《度支部为息借洋款院说帖》。
[10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6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内阁、度支部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
[1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第4596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内阁致伊犁将军额勒浑电》。
[10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致内阁电》。
[108]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4页。
[10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驻英使臣刘玉麟致外务部电》。
[110]转引自夏良才：《国际银行团和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99页。
[1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五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112]［美］欧弗莱区著、郭家麟译：《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版，第155页。
[1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五册，第312页。
[1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十月十五日驻法代办戴霖致外务部电》。
[1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两江总督张人骏致内阁电》。
[1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内阁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
[1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山东咨议局致内阁电》。
[1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内阁致山东巡抚孙宝琦电》。
[1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致内阁电》。
[1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九月十二日内阁致直隶总督陈夔龙电》。
[121]《中国政治通览》，《东方杂志》，第9卷，第7期。
[1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九月初十日内阁致钦差大臣袁世凯电》。
[1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责任内阁来文档》，《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度支部为兵饷按市价加给铜元事致内阁咨文》。
[1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三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致内阁电》。
[1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内阁致各省督抚电》。
[126]［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页。
[127]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83页。
[1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度支部致各省督抚电》。
[1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广西巡抚汪秉堃致内阁电》。
[130]《宣统政纪》，卷六二，《清实录》，第六〇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月版，第一二四二页。
[131]大规模的甲午中日战争，长达10个月，清廷所耗军费约为5500万两；甲申中法战争长达15个月，清廷所耗军费约为3000万两；而自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至1912年2月清帝退位，不过4个月。以此揣度，清廷镇压辛亥革命的军费当不会超过中法之役。
[13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志一百·食货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版，第3705页。
[13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志一百·食货六》，第3708页。
[134]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案》，社会调查所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
[13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志一百·食货六》，第3708页。
[136]李鸿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七〇，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石印本，第1页。
[137]《户部则例》，卷二二〇。
[138]曾国藩：《江西牙厘请照旧征收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〇，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3343页。
[139]薛福成：《叙疆臣建树之基》，《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四，广州经史阁，1898年刻本，第8页。
[140]曾国藩：《江西牙厘请照旧征收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〇，第3346页。
[14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4—1037页。
[142]张家骧：《中国货币史》，第四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页。
[1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七日两江总督张人骏致内阁电》。
[1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二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致内阁电》。
[1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闽浙总督松寿致内阁电》。
[1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两江总督张人骏致内阁电》。
[1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阁电》。
[1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初三日浙江巡抚增韫致内阁电》。
[1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致内阁电》。
[15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内阁电》。
[1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致内阁电》。
[1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内阁电》。
[1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谕，附袁世凯等奏为变卖盛京大内等处库存瓷器的济军饷折》。
[1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内阁电》。
[1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姜桂题等致庆亲王奕劻等电》。
[15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内阁致湖南巡抚余诚格电》。
[1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责任内阁奏稿底》，第9包，《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度支部奏复湘抚缓解京协各饷折》。
[1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内阁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
[15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外务部致驻檀香山领事馆电》。
[16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6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内阁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电》。
[16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内阁电》。
[16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交部·综合电报类》，4595号，《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新疆抚袁大化致内阁电》。
[163]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