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人谈”的杂忆与自解
2003年春节的那场“四人谈”，虽然已经过去了七年，但似乎仍然还在眼前。当年，赵老师七十二、金湘奔七、我过了六十、嘉幸五十，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可是一谈起中国音乐，大家好像都忘记了自己是“退休之身”（嘉幸除外），早该“散淡行于世”了。不仅饭前谈，饭桌上谈，饭后还谈了很久，围绕金湘事先给出的中心议题，有酣畅热烈的交流，也有沉寂片刻的思考，不知不觉，大半天过去了。事后，由我先整理出一份“粗稿”，再让各位谈话人作补充、润色，最后交给《人民音乐》编辑部，于当年八月号公开发表。
未能料及的是，音乐界朋友的反应颇为强烈。有无保留的支持者，也有尖锐批评者，有“正”读者，也有“误”读者，有以“事”论“是”（非）者，也有“放大”了再批评者。七年间，讨论文章数十篇，有规模的“研讨会”开了两次。现在又要开第三次，而且场面更大了。一次师友间的“中华乐派”之议，一场属于“私人式”的、纯民间性质的“清谈”，竟引起如此广泛、如此久长的讨论，无论各位持哪种观点，都已无可怀疑地证明：第一、它可能是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件事；第二、它也可能是值得大家关注、深究的一件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本人作为谈话人之一，一直把自己“定位”为这场谈话的“书记员”，即尽可能真实地记下各位谈话的内容，再加以初步整理。如果遇到自己熟悉的问题，则可以插上几句。大概是因为这个自我定位，我后来很少参与相关的讨论、争辩。或许因为自己在“四人谈”中的身份定位以及后来的“超然”状态，反倒可以对那场谈话做一次重新解释，为各位了解或理解“四人谈”提供一点可以参考的资讯。我想说的，有以下几点。
一、为什么会有那场“谈话”？
1.源于新旧世纪交接时的感怀“情结”
20世纪对人类、更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意义。那么，在这个由传统社会、经济、文化向现代历史全面转型的一百年，我们在音乐领域究竟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哪些应该肯定？哪些应该反思？这些必然是萦绕于所有关心中国音乐前进路向的人们心间的问题。“四人谈”以“中华乐派”表达自己的这份情怀，十分自然得体，无可厚非。
2.遇到了社会文化“嬗变”的常态时间“节点”
自20世纪初起，中国音乐逐渐发生变化，运用欧洲专业音乐的观念、技法创作的各种体裁的“新音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至新世纪刚好迈过百年。太史公司马迁说：“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1]既然历史规律如此，那我们不妨用这个“百年中变”观作“标尺”，讨论中国音乐百年以来的长短优劣、进退得失，并寻找再度往前的新理念，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3.来自金湘本人的顿悟
在一国的音乐文化中，创作、表演、教育、研究诸领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其历史进展。但其中具有带动作用的，肯定是音乐创作。金湘先生作为一位有重要成就的作曲家，数十年间，在磨难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又出现新的困惑。在探索与困惑的“交织”中悟出了“新世纪中华乐派”这一新思维。我想，站在公平的价值观平台上，我们来评价这位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在重重心理矛盾中挣扎的作曲家所提出的设想，首先应该是钦佩和敬重，而不是其他。
4.出于拆除“专业藩篱”、接通交流之道的学术需求
“谈话”之前，金湘先生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提纲。以他个人的实践体验、思考能力、理论素养，“一人谈”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一个“四人谈”呢？以我之见，原因有三点：一是他本人的一种成熟见地。即虽然创作是核心，但音乐文化的进步须与其他三个领域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历史合力，方可有整体推动的可能。二是此前金湘与赵老师、嘉幸和我已经有深度接触，大家亦师亦友、交流顺畅，如果有机会“一起谈”，肯定会碰撞出颇有意味的想法。三是我们四个人都感到，这些年来，虽然各领域都很活跃，分别举行了不同专业的比赛、研讨，但不同专业在一起交流的机会太少了，如果不想办法“打通”，肯定会影响音乐界的整体性发展。现在，四个人，三个领域（创作、音教、理论），四个专业（作曲、音教、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大格局不错。当然，缺了音乐表演，十分遗憾。
二、“四人谈”到底谈了些什么？
反复审读已经见诸文字的“四人谈”，再努力回忆那天相约“金宅”的现场感受，可以把全部谈话内容归纳为“忧”“盼”“兴”“建”四个字。(https://www.daowen.com)
1.忧
金湘在他的开场白中，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道出自己的心声。“忧”什么呢？“忧”中国音乐百年进程中的缺憾，“忧”近期音乐领域的某些“不振”，既有“远忧”，也有近忧，所以他说自己近一个时期总是“忧”来“忧”去。他该不该“忧”、用不用得着“忧”？从后来大家的交谈中，回答都是肯定的。不仅是他，我们几个人也都觉得应该“忧”，值得“忧”。而从本质上说，远忧、近忧，都涉及百年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中西关系。作为在中西音乐全面交流中成长起来的我辈，一方面充分肯定百年来中国几代音乐家主动接受西方音乐而为近现当代音乐文化整体进步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由于我们自身的盲目性而在学习西方音乐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失当之处。在音乐界，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是大家议论最多的话题，如专业音乐教育、国民音乐教育、音乐创作、表演等，几乎每个领域都举行过具有“反思”“检讨”性质的专题会议。说明不但是金湘一个人有远近之“忧”，整个音乐界有识之士都有远近之忧。当然，大家的忧，是主动的、自觉的，是先找问题，再予克服的积极进取的态度。俗云：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近现代音乐从学习西方开始迈步，现在出了问题也仍然应该从其中寻找到“突破口”。
2.盼
从中国人的立场看，20世纪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中最大的失当之处，就是文化的主体性弱，文化的自觉性、本土意识不强。这也就是从19世纪末文化界就争论不休的“体”“用”问题。即西方专业音乐对于建设中国现代音乐而言，究竟是为“体”，还是为“用”的抉择问题。显然，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在主要方面是以“西”为“体”的。其结果，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主体性、自觉性、本土意识的或缺或失。对于音乐文化而言，反过来就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音乐的优秀传统，如何运用中国传统音乐的丰富资源。就主观认识而言，我想大家都有共识，无人反对。但在实质上，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国民音乐教育的总体格局上传统（本土）音乐占了多大的比例？在音乐创作上作曲家在学习传统音乐方面下了多大的功夫？在声乐、器乐表演方面吸收了多少古代唱论、乐论以及蕴藏于当代民间艺术家实践体验之中的优秀遗产？音乐学领域在哪个层面上探索出传统音乐的形态特征和美学意蕴？认真反思，我们会发现每个领域都存在一种观念上说传统“好得很”而在实际实施中有时又出现“浅尝辄止”，以传统作“陪衬”乃至“敷衍”的做法。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忧虑”所在。由忧而焦，由焦而盼。期盼我们的作曲家能像巴托克、柯达伊那样，坚持长期采录，亲自体认中国传统音乐的博大丰厚；也期盼我们的音乐教育家像柯达伊那样，在传统音乐的沃土上建立起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体制；期盼我们的音乐学家像恩克蒂亚（加纳）、陈文溪（越南）、小泉文夫（日本）那样，为探寻本土音乐文化的构成系统做更多的努力。一句话，吾等所极“盼”者，乃主体性、自觉性、本土意识之日益强化也！
3.兴
兴者，起也、始也。各位同行一定注意到“四人谈”中，无论是金湘事先准备的“提纲”，还是赵老师回应时的提法，都讲的是“中华乐派”的“兴起”及“兴起的可能性”等。也就是发起人和被邀者，都自知自己的身份是“民间人士”、普通“音乐工作者”而已。谈“乐派”，也是“兴起的可能性”，而不是为别的什么。这样说，倒不是想给自己开脱，而确实因为“乐派”之议，兹事体大。但讨论它的兴起，以及兴起之后“发展壮大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我们的盲目乐观，或者忘乎所以地自己想怎么样云云。至于“乐派”，广义而言，就是指所有在真正意义上具有中国气派、中国品质、中国风格、中国思维的优秀之作、之唱、之奏、之论的总和。此类成果，过去已经有了，今后还会更多。所以加上“乐派”一语，一方面是一种提示、提醒、警唤，另一方面是希望有个目标，就像一条路上的碑石、航标那样。如此这般，我们的各个领域才有可能在一个总的方向上相互接通，互补互融，强化主体性、自觉性和本土意识，在进一步吸取人类音乐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同时，强壮我们自己。于是，这个“乐派”，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派、流派，而是一个无形的、极具包容性的存在，你可以承认它，也可以不承认；可以加入，也可以退出。但希望它有越来越强的凝聚力，有越来越宽广的路向。
4.建
即“建设”，这大概是发起者金湘本人和我们三人心底最强烈的呼声。往昔，因为“左”倾意识形态、错误政策的主导，我们淘汰了太多的极为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挞伐了太多的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个人创造。当我们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后，才真正体会到“建设”——具有创新意义的建设，对于个人、社会，对于中国音乐事业是何等宝贵！而贯穿于“四人谈”整篇内容的核心，恰恰也就是“建设”这两个字。无论“忧”还是“盼”，或者是“兴”，都是为了践行当代中国音乐家的历史使命；无论是作曲家、教育家，还是表演艺术家、音乐学家，只要大家能够分头创造、齐心协力、脚踏实地、和衷共济，中国音乐事业就一定有希望。
以上所记，就是我七年前参加“四人谈”以及事后的一点感慨和理解。有不当、偏颇之处，请大家继续批评。在我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绝大部分都是“一人谈”。但也有过一次“二人谈”（1994年，为庆祝音乐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同时表达对音乐研究所前辈的感佩而与韩锺恩君的长篇谈话）、一次“三人谈”（赵宋光、韩锺恩及本人在参加第四届少数民族音乐学年会期间讨论“集成”和“集成后”问题，后发表于《人民音乐》1990年第4期），一次“四人谈”。前两次发表后颇平静，未见有争议。惟这次动静颇大。这又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李西安、谭盾、瞿小松、叶小刚四君关于现代音乐的“四人谈”，同样引起很大的质疑，并被某些“有心人”上升到政治层面，甚至牵连到个人命运。那次是三位作曲家，一位作曲家兼音乐学家，这次反过来了，三位音乐学家，一位作曲家。好在世事改变，讨论、争议始终限制在学术层面，争议也是和风细雨，没有人给我们戴大帽子——感谢上苍！
我觉得我自己、连同我们四个人真的赶上好时候了。
2010年12月8日
于杭州玉皇山麓
（该文于2010年底在天津音乐学院举行的“‘中华乐派’第三次全国研讨会”上宣读）
注 释
[1].司马迁：《史记》第一〇三，《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