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开幕词

尊敬的赵晋蓉厅长、尊敬的行龙校长、各位代表、各位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隆重开幕，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工作人员和全体与会者向山西大学领导、山西文化厅负责人以及一年来辛勤筹备这次会议的山大音乐学院诸位同行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一次年会，是1980年3月在南京艺术学院、由高厚永教授和在读研究生沈洽、杜亚雄共同发起而举办的。也就在这一年前后，相继在广州、北京分别举行了“中国音乐美学会议”（1979）和“中国音乐史学会议”（1980）。三个学科同时成立学会并举办首届年会，预示着当代中国音乐学研究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从“南京会议”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八年了。回顾这二十八年间学会走过的路，我们感慨万端。如果说，南京会议上高厚永教授所作的主旨发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对过往历史的总结和反思的话，那么，首届会议之后的十三次年会，则是我们全体会员坚持以建设性的态度，一直在满怀自信地往前走。二十多年来，无论是本会会员还是列席会议的同行，无论是学界前辈还是中青年学者，大家像爱惜自己的生命那样，用心呵护学会的健康成长，不断吸取新的方法、理念，努力提升自身的研究水准，为争取学科的全面发展而尽一己之力！

众所周知，一个民间学术组织的成长与所它依托的学科直接相关，学术组织通过有序地组织学术会议而不断拓展学科的学术视野，每位会员则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充实学科的内存和蕴涵。而随着学科的良性成长，学术组织的凝聚力也在日益加强。由此，学会与学科的互动，也就成为现代人文学科寻求学术进步、学科全面发展的有效模式之一。

二十八年来，我们坚持每次年会设立中心议题和相关副题的做法，逐步展开，逐步深入。历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计有：1982年北京会议——“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1984年沈阳会议——“音乐形态学研究”；1986年北京会议——“民族音乐作品结构研究”；1988年西安会议——“民族音乐分类方法研究”；1990年上海会议——“传统音乐宫调理论研究”；1992年北京会议——“十年来民族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994年福州会议——“比较音乐研究”；1996年曲阜会议——“儒家与传统音乐，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教育”；1998年开封会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再思考”；2000年乌鲁木齐会议——“丝路音乐研究，新世纪中国音乐研究”；2002年昆明会议——“宗教音乐研究”；2004年兰州会议——“甘、青、宁花儿研究”；2006年杭州会议——“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形态研究”。各位可以看出，限于经费，我们只能两年一次“搬师”易地，艰难而行。但正是在这样相对拮据的处境中，在各位会员的支持下，我们赢得了学术的进步。在此，我愿意代表学会全体会员向所有为历次会议的举办而费心的同行致以崇高的敬意！（根据我自己的记忆，这些同行有：高厚永、沈洽、杜亚雄、董维松、耿生廉、王凤贤、杨久盛、袁静芳、冯亚兰、李民雄、王耀华、薛艺兵、赵为民、周吉、康健东、张君仁、王浦、田耀农等，这里我还要代表今天在坐的各位特别向今年5月因病去世的周吉先生表示我们最深沉的哀悼和思念，他为我国民族音乐研究事业和我们学会所作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为了感受和了解各地原生性民间音乐品种的艺术魅力和存在状况，从福州会议起，承办单位在会议期间增加了对当地民间音乐品种进行考察和学者自行组织“学术工作坊”的内容和形式，使会议更富有活力。如果以每届会议提交100篇论文计，那么，二十八年来已经有1400余篇学术论文在年会上发表，这样一个持续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我们的学科构建做出何等贡献，我们都十分清楚。(https://www.daowen.com)

本次年会的核心议题是“传统音乐保护的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这是针对近几年我国社会人文领域一个非常普遍而又热烈的话题提出来的。近几十年来，现代化建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展得如火如荼，而大批包括无形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文化却在这一潮流的冲击下处于濒临绝灭的危险境地，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地球上的一种广泛的呼吁。为顺应这一潮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我国政府随后于2005年3月下达“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和2008年，国务院接连公布两批10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时间，遗产保护成了举国上下的一件大事。被誉为我们的精神家园而处境又十分危险的传统文化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当然是当代人文界之大幸。但是，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如何分级？国家的、地方的政策如何运作？各社会人文领域的专家在保护工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特别是究竟如何保护各类遗产？从中央到地方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保护机制？虽然保护工程已经作为一个颇有声势的“运动”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还有诸多问题有待于开展认真扎实深入的讨论。历史的教训告诫人们，没有理论准备的任何文化“运动”都可能存在着“半途而废”的命运。遗产保护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历史文化事项，绝不能仅仅以“热情”甚至“忽悠”求得成功。为此，本届年会特别预设了这个题目。因为我们觉得，文化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当代音乐学家，我们有责任参与这个事关“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遗产保护运动。为此，诚恳希望各位代表就此发表高见，贡献自己的一份心意和一份力量。我们同时还有其他的议题，也希望各位参与讨论。

俄国大文豪老托尔斯泰说过：一旦搞了文学，就不要闹着玩，而要贡献出整个生命。同理，从事音乐学术研究，也一样要求我们做生命的投入。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队伍中的一个成员，我们为自己从事的这个事业而自豪。传统如高山，如大海，高不可攀，深不可测，我们只有用一生的精力，才可能真正解析、认识其中的一滴水，一抔土。在学术研究领域，只能诚实，只能勤奋，不能浮躁，更不能轻狂！

承蒙各位厚爱，两年前本会产生了新一届学会领导。接过这一重任时，我们本想在前面几任的业绩上再迈出一小步，可真干起来，又发现很难。我们希望本会除两年一度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另外还能有所作为。例如，某种小型的专题讨论会，再如，办一个会讯、会刊，加强平日交流等。学会是大家的，恳切希望在本次年会上听到对这些想法的建议，让我们的学会以更加健壮的身姿，在2010年年会上，迎接自己的“而立”之年！

会议期间，山西文化厅、山大音乐学院将为全体代表举办数场音乐表演。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诚如一首歌曲唱的那样：山西“地肥水美”好风光！地上地下有无尽的宝藏：地下不仅有黑色的金子，还有数以千计处已经或将要发掘出的千年文物；地上不仅有瑰丽精绝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更遍布着千姿万态的民间艺术，晋西北黄河边上的“山曲”“二人台”、晋东南太行山里的“开花调”“小花戏”，另外，晋中的“祁太秧歌”“五台山佛乐”、晋北的“耍孩儿”“鼓吹乐”、晋东南的“绛州鼓乐”“上党八音会”，清一色的国家级无形文化遗产代表作！数不清，看不够，一定会让我们耳热心醉，迷恋不已。为此，我们要再次感谢省文化厅和山大音乐学院的精心安排！

最后，预祝各位与会期间精神愉快，顺心如意！

2008年6月29日
于北京思仁斋
（本文2008年7月于山西大学举行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开幕式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