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开幕词

尊敬的安书记、季平院长、卫国副院长、兰魁副院长，学会各位副会长、各位代表，各位同行朋友：

大家早安！

二十四年前，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隆重举行，那次会议的盛况以及它取得的重要成果在每位参会代表心里留下难忘的印象，也为推进学会的历史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重聚西安音乐学院，举办学会第二个三十年的头一次年会，除了历史本身已经赋予这次年会的特殊意义外，我们还对它有更大、更多的期待，而且也相信它将把充沛的学术活力、新颖独到的见解和真诚交流的学风散发于会场内外。为此，请允许我代表本届学会领导成员和全体与会代表，衷心感谢安书记、季平院长、卫国副院长以及以韩兰魁副院长为首的年会筹备班子辛苦而精心的准备。真诚地谢谢你们！

我们的学会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学术团体。从成立之日起，它就敞开大门，放低门槛，欢迎所有热爱人类传统文化、有兴趣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收集、记录、整理、研究并有心得的同仁参加。因此，也使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一种不言而在的昌明和开放性。在我们的会员中，有在读的研究生，青年教师，也有著述丰厚、享誉海内外的老年学者。大家不分彼此，平等交流，见仁见智，相互吸收，为提升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研究水平，各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三十余年来，学会以“年会”为载体，推进中国传统音乐的学术研究。每届年会的代表可以自由进出，流动性较大，在组织机构上倾向于宽松随意。然而，对于学术、对于历史，我们历来有庄严的承诺和执着的坚守。1980年夏“南京会议”召开之际，正是国家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之日，能与20世纪中国又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同时举步，这让学会全体成员深感欣慰。它既反映了当年倡导举行首届学术研讨会者的历史敏感，也成为我们十分难忘的学术记忆。自那时起，大家就以现代理念整理、分析、解释、研究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音乐为己任，又以每两年一届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方式逐步推进本领域的学术进步，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各类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性变化，也见证了音乐学不同学科学术面貌的日新月异。三十多年间，在学者们的支持下，在历届学会领导成员的努力下，前十六届年会参会总人数达二千二百余人次，发表论文1700余篇，讨论了30余个议题。事实证明，组织上的开放宽松与学术上的执着坚守，从根本上保证了学会的活力。特别是学术的“坚守”品格，已然是本会生命进程的第一动力。

我们学会的成员，大多数是高校从事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教学的老师和在读硕博研究生，也有一部分来自省、市、县的音乐工作者。这一特定的身份和专业背景，又使我们特别关注高校音乐教育中对传统音乐资源的吸收、利用、传承等问题。鉴于此，这一主题在多次年会中受到持续关注，据不完全统计，16次年会中提交这一议题的相关论文达180篇左右。如第六届年会的主题之一是“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音乐教育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教学内容和方法”；第九届年会设有“传统音乐与当代音乐教育”；第十一届年会设有“本土音乐教育在中国音乐教育中的地位”；第十四届年会设有“中国传统音乐的教材与教学研究”以及2011年3月与《音乐研究》合办同一主题的专栏等。音乐教育是人类教育最普遍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手段、方法之一，而在音乐教育中如何将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资源转化为现代音乐教育的课程内容？高校音乐教育是否应该成为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渠道？这事关高校音乐教育的本土化，高校音乐教育的中国特色乃至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初步确立等方略大计。学会所以在以往多届年会上从多方面对这个主题持续地展开讨论，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它早就是20世纪几代音乐教育家追求的目标，也是当下所有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研究者的重大使命，更应该是一项值得我们奉献的崇高事业。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尽学会的一点绵薄之力。

另一方面，自2000年第十二届即乌鲁木齐年会开始，我们增加了对举办地传统音乐的考察，从而强化我们对各地各民族存见民间音乐的无可企及的美质的直接体认。其中包括“十二木卡姆”“花儿”“山西民歌”“祁太秧歌”“昆曲”等珍贵的音乐遗产。各类音乐品种来自地域文化传统的活力、魅力，让我们重新评估各高校所在地区传统音乐的巨大价值以及我们通过自己的田野考察对之再认识、再解释的必要性。区域音乐是构成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单元，它们通过自身的地域独特性体现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风貌。如果每一所高校都能够把自身周围存见的民间音乐当作一笔重要资源吸收到本校的教学科研当中，那么，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就会获得一次新的传承、传播、保存、整理的机会，我们的传统音乐教学也会因此出现一片新的生机。为此，学会将继续推进区域音乐的学术研究，继续为把区域音乐的丰富资源引入高校教育而做不懈的努力。(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80年代以来，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我国的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学术研究在短短的十余年间酿成了一个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的复苏、活跃期。一些曾经被禁、限的学术领域重新起步，在一批老学者的带领下，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文化史学、社会人类学界等出版了大量颇有新意的著述。面对这一情状，又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盛况。当时，一大批学人从欧美学成归来，他们利用自己深厚的国学基础和在西方学到的现代学术观念、方法，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相继在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诸领域完成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著，开辟出一个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诸子百家”局面。因此，我们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曾经有过两个学术的活跃期。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比较它们的优劣长短，但我们必须指出，音乐学作为社会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在这两个“活跃期”有自己的作为，有自己的进步。而我们的作为和进步，又是因为受到上述社科人文大环境的感染而发生的。大家都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关于学科称谓的一场大争论，一些学者曾为“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学”“传统音乐学”大打“笔墨官司”。结果是，谁也没能说服谁，而它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它让这一领域的学科意识加强了，大家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音乐中的文化”“音乐学研究中的文化阐释”有了新的观照。直到今天，在一些院校中，民族音乐学和传统音乐研究仍然是作为两个方向存在的，它们也许还要“并存”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这种并存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相反，倒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和更大的学术积累空间。所谓学术的张力，也许正存在于其中。在座的各位同行中，既有倾向于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学者，也有被认为是从事传统音乐研究的学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各自的研究，学术的“正道”应该是：目标一致，各有主张，相互吸收，分头并进。最终一定是“殊途同归”。如此，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路才会越走越宽，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也才能健壮前行。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的是，除了学科内部的相互吸收切磋，我们特别应该经常地多方面地向我们的老大哥——各社会人文学科学习。学习它们的新观念、新方法、新思维、新成果。八九十年前，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林耀华的《金翼》等人类学、社会学名著，为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奠定了结实的基础。在我们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同样留下了一些堪称世纪之作的理论著述，其中，我本人近期常读的如：杨荫浏先生于1942年发表的《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中国音乐史纲》、吕骥老师于同年写出后来又多次修改而定稿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于会泳的《腔词关系研究》、黄翔鹏1987年为亚太传统音乐研讨会撰写的《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等，不仅是以往，而且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反复阅读。

总之，学会三十多年的坚守，数百名学人的不懈努力，最终让我们聚集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学会有如一个舞台，学人是这个舞台永远的主人，只有经过学人的不断发现、发掘、梳理、提炼，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才会健康向上，日益成熟。

祝愿我们的学会、学人、学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祝第十七次届年会圆满成功，祝与会代表身心健康，万事顺遂！

谢谢各位！

2012年6月30日
于杭州玉皇山麓思仁斋
（本文于2012年7月在西安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开幕式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