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开幕词

尊敬的马敏校长，各位嘉宾、各位学会副会长、各位同行朋友：

2012年7月15日下午，第十七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闭幕前夕，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臧艺兵教授从西安音乐学院韩兰魁副院长和我本人手中接过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旗，从那一刻起，学会与华中师大音乐学院就开始将部分精力投入到本届会议的筹备工作上。两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学会的第十八届年会，同时，因为华中师大音乐学院同仁的辛勤劳动，也让中国传统音乐学会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官网。为此，我们真诚感谢华中师大音乐学院为这次会议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也衷心欢迎各位新老会员和将在会议期间申请入会的青年同行与会，感谢大家，欢迎各位！

我们的学会于1986年8月下旬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第四次全国民族音乐学会期间正式成立，并于9月1日在会员大会上通过并颁布了《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章程》。该章程于1992年第七届年会上经修订再获第二次会员大会通过。章程的总则写道：“中国传统音乐学会（THE INSTITUTE FOR TRADITIONAL MUSIC IN CHINA，简称ITMC）是主要对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包括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同时也对世界各有关民族、地区和国家之传统音乐文化进行音乐学和文化学性质之研究的专业学术团体。学会团结本学术领域和与本学术领域有关之各方面专家、学者，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各种学术途径，研讨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自身体系，它与世界其他有关民族、地区和国家之传统音乐文化之关系，以及它在人类文化中的位置和意义，以求对振奋中华民族之精神、对国家‘四化’建设、对国际间文化的交流和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在这里所以要重温这份曾经花去赵沨、黄翔鹏两位前辈和董维松、沈洽、袁静芳老师等很大心力的章程，一方面是想借这个场合表达我们对学会开创者们深深的敬意，同时也想再次重申我们对“章程”总则所概括的学会学术目标、任务、范围、学术精神的允诺。

在我们的心目中，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象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全民族而言，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当代文化建设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和丰厚资源；而对于在这一领域从事学术研究的学人而言，中国传统音乐的博大、丰饶、多样、璀璨，将是我们每个人终身不变的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挖掘、记录、整理、研究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音乐为己任，不停歇地对它进行多学科的分析解读，也将是本学会以及它的每个成员对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庄严的担承。

为了实现这样的学术目标，我们应该高度关注传统音乐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这是因为历代社会生活都是承载与传播、保留与淘汰中国传统音乐的唯一载体。只有把中国传统音乐置于中国社会的大历史文化背景下，只有深入考察每个时代的生活真相，才有了认识传统音乐文化真相的前提，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才会建立起自身的深厚根基和远大眼光。而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20世纪生活了一定时段现在又步入21世纪的人来说，要建立“传统在当代”的文化观，最好以近一百年即20世纪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脉络为基础和出发点，展开我们的学术研究。

毫无疑问，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音乐，亦如中国文化那样，呈现于中国以往的全部历史中。但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间，却在它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居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频繁的社会动荡、连续不断的战争、剧烈的制度变革等，留下从未有过的历史印记。传统音乐的时运也由此变得曲折多变。我们至少可以将它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900—1949年，即20世纪前半个世纪，这是中华民族灾难特别深重的历史时期之一，但恰恰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传统音乐获得了一个少有的成长、蕴积乃至光大的机会。以京剧为代表的一大批戏曲，以大鼓、弹词为代表的一大批曲艺和数量众多的民间器乐品种等高度成熟，甚至步入本门艺术的巅峰；许多新剧种、曲种、乐种初步形成；另有大批高水平的民间演唱、演奏家和舞台艺术家相继涌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1960年正式颁布全国有300多个剧种、400多个曲种和大量民间乐种，也才能在1953年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有300余位杰出的各民族艺术家欢聚北京。可以说，此一阶段，建立在“四大类”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音乐体系已初步形成。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累积”之期。1949—1966年，制度变革后的第一时期。这十余年，在政府的倡导和全国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进行了一次以政区为单位的规模空前的传统音乐普查，通过普查，“发现”了数量甚多、未予冠名的戏曲、曲艺、器乐、民歌类别。我们可以称之为20世纪传统音乐的“普查”与“发现”时期。1966—1978年，“文革”时期，让传统音乐备受摧残，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绝无前例的“窒息期”。1979年以来，一方面是以“十大文艺志书”为中心的传统音乐全面系统的记录、整理，一方面则是以专著、硕博学位论文为主要标示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最终进入了一个全息性文献整理和文化诠释期。当下，随着“非遗”保护的推进，传统音乐的一些门类又出现了某种活跃状态，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传统音乐“活跃期”，希望这样的复苏势头能够继续蔓延。

面对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生存状态的起落和传统音乐整理研究的进退，我们既不会因为它一时的凋落衰微而悲观，也不会刚见活跃复苏就盲目乐观，而始终相信久远不息的文化传承精神才是中国传统音乐生命力的根本保障。这样的传承精神，源于古代千千万万民间艺术家和有担承品格的文人士大夫，传于当代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歌手、乐手和有志于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的学者。

这里，我特别想提及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为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奉献一生的两位传统音乐界伟人，刘天华与杨荫浏。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不懈的传承精神如何造就了他们伟大的业绩。(https://www.daowen.com)

刘天华先生，生命历程很短，但就在这样短暂的年华里，他创作了许多新型的民族器乐作品，主编了十期的《音乐杂志》，培养出第一代传统器乐演奏家、教育家，改进了二胡、琵琶等乐器的制作和演奏技艺，记录整理了好几种民间吹打乐、佛乐和锣鼓乐，最终为中国传统音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接”开辟出一条“刘天华式”的新途。甚至他的骤然而逝，也都是因为一次调查民间音乐而染上恶疾所致。所以我说，他是为中国传统音乐献身的一位伟大战士，他的精神，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人自古就尊奉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传承精神。

杨荫浏先生，自幼就以传统音乐传习者的身份学习传统乐器，琵琶、笛、箫、三弦、古琴无所不能，稍长，拜大曲家、天韵社掌门人吴婉卿为师，学唱昆曲小生唱腔，再往后，研究律学、声学，同时以面对面的方式学习苏南十番鼓、十番锣鼓的演奏。如此传统音乐素养，20世纪无第二人。杨先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在1949年以后，借国家级音乐研究机构的一块风水宝地，一方面进行史学、律学、古谱研究，一方面指导全所人员开展了几十次的传统音乐田野考察，十几年间，完成20多份具有经典意义的调查报告。他自己则亲自记录了十番鼓、十番锣鼓、定县子位村管乐、单弦牌子曲、阿炳二胡谱、《闲叙幽音》琵琶谱、三弦谱、五台山佛乐谱、昆曲吹打曲牌、《西厢记》四种乐谱、关汉卿戏剧乐谱、内蒙古曲集、民歌曲集等浩繁的整理事宜，通过撰写调查报告和乐谱记录，为当代传统音乐研究建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经验”特征的一套方法论和学统，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学界公认的一代宗师。

两位20世纪传统音乐伟人，各有精专、各有自己杰出的历史贡献，但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不仅有承担力，而且有一种坚韧的传承精神。90年代末的思想学术界，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这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丢弃摒除的东西，拒绝或抛弃传统是不可能的；传统是文化对于人的一种作用，而传统对于人的作用和意义，又依赖着人对传统的诠释、理解。因此，传统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中利用它、创造地传达其意义。[1]无论是刘天华先生的国乐改进实践，还是杨荫浏先生视野开阔的个案调查研究，其实都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诠释和理解，经过他们的努力，中国传统音乐才更具生命的活力。我在这里所以要重复大家早已知晓的名家往事，是有感于我们以往对他们虽有真诚的敬重，有专题性研究，但还没有从总结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及其学术传统的立场去全面评价他们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尤其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传统音乐先驱所具有的文化承担力和执着不懈的传承精神，更缺少深度探求。

本人认为，热切关注当下传统音乐活跃、变化的趋势，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脉络，尊重民间艺术家的创造、坚守品格、全面评价、学习百余年来为挖掘、考察、整理、诠释中国传统音乐而献身的前辈们的学术精神，在充分借助本国学者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内外诸学科的理念，将是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也是每一位学人今后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进取方向。从这里出发，我们将为未来的中国传统音乐及其学术研究的兴旺繁盛作出更大的努力！我们面前是道路是曲折的，我们的历史任务是沉繁的，但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

最后，希望本届年会开得热烈、坦诚、富有成效，祝愿各位身心健康、快乐！

谢谢大家！

2014年7月6日晚草拟
（本文2014年7月在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18届年会”开幕式上宣读）

注　释

[1].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世界》，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