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二十届年会开幕词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二十届年会开幕词

尊敬的张建华书记、季惠斌院长，尊敬的各位会员代表，各位亲爱的同行朋友：

在经历了三十八个春秋之后，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的第二十届年会。1984年夏，学会曾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沈阳片），三十四年后，我们再次在这里相聚，抚今追昔，倍感亲切，真诚感谢沈阳音乐学院校领导、各职能部门、音乐学系全体师生在两次年会中付出的巨大辛劳，感谢你们！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是在“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催动下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之一，几十年来，我们与这个大时代同步而行，从第一届年会到第二十届，从20世纪到21世纪，一路走来，我们有很多心里话想说。

第一句话，我们是心怀感激的。

我们特别感谢当年发起、举办首届以及二、三、四届学术研讨会的几位前辈和同行。他们得风气之先，在中国音乐学界首先举起学术大旗，开启了一个以民间学术团体为载体，以两年一届的“年会”为机缘，团结同仁、交流成果、共议学科动态、提升研究水平的新时代和新风尚。特别是第一届学术研讨会，有如一个火种，点燃了中国传统音乐学者久藏于内心但又被“文革”逆流熄灭的学术热诚；它也是中国民族音乐学人的一个庄严允诺，并为新时代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全面进步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此时此刻，我们尤其怀念为学会举步开路的吕骥、黄友葵、王凤贤、赵沨、黄翔鹏等前辈，感谢为筹备前三届会议和学会成立做出开创性贡献的高厚永、沈洽、杜亚雄、李西安、董维松、赵宋光、袁静芳、杨久盛等先生。因为有他们，学会自成立起，就树立起自己求实、求真、扎根民族民间、尊重传统文化的学风和学统。

第二句话，我们是幸运的。

自1980年起，国家开放，社会开放，学术也随之开放。学术开放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环境宽松，学科松绑，摘去20世纪50年代以来戴在某些学科头顶上的不实之名。特别是与我们这个领域密切相关的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地理学等，都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被贬斥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它们于1980年初堂堂正正地进入学林，给当时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一股和煦的春风。而这些学科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方法、学理，对中国音乐学特别是传统音乐的研究影响至深。保持与各大人文学科的亲密接触，不仅过去是，而且将来永远是拓宽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视域、提高自身研究能力的最好的参照系统之一。学术开放的第二个特征是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频繁交流。早期以学术著作的译介为主，后来又变为学者间的双向往来。毫无疑问，四十年来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模式、思维、语境，还是研究视界的拓展、观念的吸收，西方民族音乐学都给了我们很大的补益，成为本领域学术进步的又一个重大参照系。我们真诚希望，这种吸收、借鉴大学科和西方学术的开放态势能够一直保持下去，让学科内部的交流、学科间的相互吸收、域内域外的彼此借鉴成为开放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常态，使我们的研究更富于学术的活力。

第三句话，我们是富有的。(https://www.daowen.com)

因为我们有一个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积累了几千年的音乐的天地，歌唱的天地”：这个“音乐的天地”是20世纪几代中国音乐学者的研究对象，也是今后更多学者的学术资源；这个对象丰饶富足、广阔无比，值得我们自豪欣慰；这个对象曾经成就了萧友梅、王光祈博士，成就了杨荫浏、刘天华、冼星海以及成千上万的作曲家、演奏家和音乐学家。自萧友梅1916年完成第一篇博士论文至今，已经过去一百零二年了，而我们学会也长到了38岁，一百零二年以来也好，三十八年以来也好，我们都围绕这个“音乐的天地”“歌唱的天地”而挖掘、记录、描述、梳理、解释，希望有深度地厘清蕴含在这个“音乐天地”背后的内在规律、构成系统和传承脉络，同时为学科的成长成熟积累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经验”。我们深知，与中国这个“音乐的天地”广阔富饶的蕴藏相比，我们的探索研究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在观念、方法、思维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庆幸自己有这样理想的取之不竭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资源。

第四句话，我们是努力的。

多年以来，在全国很多音乐院校领导和全体会员的关心支持下，学会牢记自己的学术使命，秉承求实求真的治学理念，不计名分，默默前行。三十多年间，曾有不少于四千名（次）的学者参与年会的学术研讨，他们为学界提供了3000篇以上的专题论文，这足可以证明我们是一支忠诚于学术的队伍。同时，我们也是一支包括老中青三代学者并可以敞开交流的队伍。每次年会，都有一批年轻的在读硕士生、博士生的身影走动于研讨会现场，看见他们，听到他们富有锐气的发言，我们的心安稳而又欣慰，也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未来，相信他们中间很多人会成为未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精锐。我这里还想特别提及的是，学会的早期，我们的代表中曾有一部分在采集、整理、研究地方音乐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基层音乐工作者，他们在十分艰苦的工作环境中，终其一生、不离不弃地守护着某个地方的某些音乐品种，由此成为这种音乐真正意义上的“饱学之士”，他们常常带给我们很多鲜活的“地方性知识”，报告某些音乐品种的生存现状，为20世纪50年代的民间音乐普查、20世纪80年代的“集成”编撰以及新世纪以来的“非遗”保护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非常可惜，近十余年来，我们队伍中老一代地方音乐学者越来越少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更希望有新的地方音乐学者、“非遗”保护工作者加入我们的队伍，大家共同努力，为中国传统音乐资源的再挖掘、再整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奉献学术，贡献智慧。

最后一句话，我们将坚守如初。

依照西方学术界的判定，一门学科近于成熟的时间，需要一百五十年。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更具体地说，我个人认为应该以萧友梅先生1916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完成的《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这篇博士论文算起，这是中国学者在境外交出的以中国传统音乐为选题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它标志着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开始。我们特别看重这个时日，更看重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即以现代眼光梳理研究中国传统音乐。萧友梅在论文中特别提到自己的音乐史学观：1.历史家的工作只是把每件重要事项的起止和它的进化和退化情形忠实地记载起来，以供后人参考，就算尽了他的责任。2.音乐史就是文化史的一部分。3.研究我国音乐史当然要有现代的眼光。不用我们再解释，他的史学视界之宽广、观念之新颖、思考之深遂，均与此前的“旧学”划出分明的界线。所以，我愿意尊他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第一人。从萧友梅开始，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已经走完了一百五十年的三分之二。这个三分之二，由于战争、制度变化和诸多改造运动，显得曲折而又艰辛，但可以告慰前贤，近四十年以来的这个新历程，我们的传统音乐学者是尽了心力的，仅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三十八年的所作所为而言，相信我们的前辈会给予充分的肯定。

当然，我们绝不会以此自满自足，面对中国传统音乐这片美好宽阔的天地，我们永远都不会停步。我们早就意识到，学术研究是没有尽头的“爬坡”之旅。如果说此前的一百年，我们已经爬过了一大半，但今后的路会越来越难、越来越险，需要我们有更持久的耐力、更充沛的勇气，我们愿意用“学海无涯”“学无止境”的祖训鞭策自己，毫无悔怨地奔向我们的既定目标。

再次感谢各位出席这次年会，再次感谢沈阳音乐学院领导和全体师生！

谢谢大家，祝各位会议期间精神愉快，交流顺畅，收获丰满！

2018年7月1日
于西安音乐学院思仁斋
（本文2018年7月在沈阳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20届年会”开幕式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