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俗乐中的民歌

一、俗乐中的民歌

根据《吴越备史》卷二《武肃王》下和北宋僧人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资料，开平元年（907），梁太祖即位，封钱镠为吴越王。钱镠改其故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开平四年（910），钱镠游衣锦军，旌旗蔽长空，鼓吹振山谷，大宴家乡父老。据说参宴者百岁以上也有十多人。席间，钱镠拿起酒杯，效仿当年刘邦回乡唱《大风歌》的样子，高声唱起了《还乡歌》：

这首《还乡歌》第一、二句写自己出人头地，升到高贵地位返回故乡。三、四句描写回乡的路上旌旗招展，十分壮观，家乡的人们都出来迎接他。最后四句描写在家乡和父老乡亲们的欢聚。然“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歌阙，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湘山野录》）说的是：那时，父老虽闻歌进酒，但乡亲们对文绉绉的歌词似懂非懂，不能尽兴。钱镠觉察到了这点，再斟满酒，用土音高唱：“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歌词虽短，却是乡音土语，立刻引起轰动。歌罢，合声赓赞，叫笑震席，欢感闾里。这首唐末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唱的即兴山歌，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早用吴语记录的吴歌。它比六朝文人记录加工的吴歌，更加朴实、通俗，乡土气息也特别浓厚。

后来，钱镠对庄穆夫人吴氏春归衣锦军所说“陌上花开可缓归”语，“时人用其语以为歌曲，至今传之”，实际上也都是流行于当时当地的民歌。

曲子，作为民歌发展的一种较高形式，最早产生于隋朝。唐代得到了贵族文人、市井街巷各个阶层的广泛喜爱，艺术价值弥彰。吴越国时期，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音乐文化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城市曲子的发展。当时的曲子，一部分来源于民间歌曲，一部分惠于文人的诗歌创作。吴越国时期，浙地诗人罗隐及贯休的作品受到广泛喜爱与流传。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唐末诗人，为吴越王钱镠所器重，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罗隐著述甚丰，但散佚严重，今存诗歌约五百首，有诗集《甲乙集》传世，散文名著《谗书》五卷六十篇（残缺两篇），哲学名著《两同书》两卷（十篇），小说《广陵妖乱志》《中元传》等，另有书启碑记等杂著约四十篇。他的诗作多讽刺现实之作，多用口语，一些作品流传于民间。罗隐在唐末五代诗名籍甚，有一些精警通俗的诗句流传人口，成为经典名言。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https://www.daowen.com)

如讽刺小诗《雪》：

瑞雪兆丰年，但对贫苦的人民说来，却成了灾难。

他的咏史诗《西施》一首也写得很好：

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论的意味，但他反对把吴王夫差的亡国归罪于西施，的确是对传统成见的有力翻案。

许多人喜欢他的《赠妓云英》一诗。《唐才子传》中有一段故事，原文如下：

罗隐才高，云英色艺兼美，如何是不如人呢？只是社会没有给他们机会吧！每次读此诗都会感动，可能是遭遇与他们也相似吧。明代屠中孚说：“若《答云英见诮》及《题新榜》二绝，真堪为之涕落。”（《刻罗江东集序》）

罗隐的《薛阳陶觱篥歌》是又一首写薛阳陶吹筚篥的诗：

由于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名篇，故诗一开头即对李德裕、白居易和元稹的诗篇加以赞扬；接着，描写了一段李蔚（“邗沟仆射”指淮南节度使李蔚）请薛阳陶吹筚篥的故事，抒发了时局动乱，知音难逢的感慨。

僧人贯休（823－912），俗姓张，字德隐，婺州兰豁（今浙江兰溪）人。7岁时便投本县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童侍。贯休记忆力特好，日诵《法华经》千字，过目不忘。贯休又雅好吟诗，常与僧处默隔篱论诗，或吟寻偶对，或彼此唱和，见者无不惊异。贯休受戒以后，诗名日隆，仍至于远近闻名。《唐才子传》称赞他“一条直气，海内无双。意度高疏，学问丛脞。天赋敏速之才，笔吐猛锐之气。乐府古律，当时所宗……果僧中之一豪也。后少其比者，前以方支道林不过矣”。在当时有较高的影响。贯休曾为钱镠平定董昌立功，升任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加衔“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写了一首贺诗：

钱镠甚喜，但是他想进一步扩大地盘，力图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要贯休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这令贯休对钱镠傲慢待客的态度极其反感，又不满于钱镠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便愤然宣言：州难添，诗亦难改。便拂袖而去，离开了越州。

贯休共有文集四十卷，称《西岳集》。贯休以吟诗见长。他的诗虽多为咏物、咏景或与僧俗诗友唱和之作，也有触及世事，还有乐府杂曲。他作的七言句中，很多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现摘录几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