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音乐生活
(一)节日习俗和娱乐
明清时期,一年之中,岁时节日在浙江各地,无论城镇或乡村都是最热闹的日子,各种娱乐活动竞相举行,是男女老少最快活的日子。其中,看戏、赶庙会,可算得上是明代浙江乡村社会中最奢侈的一种娱乐方式。明代中叶以后,那些富室乡绅人家,甚至一般的宗族,在节日或喜庆的日子里,都乐意花钱请一个戏班到村里演上几场戏。因此,明代江南农村的许多宗族祠堂里,往往建有演戏的戏台。在浙江省境内,迄今尚存的明代宗祠戏台有武义俞源村的俞氏宗祠戏台、龙游杨氏宗祠戏台、三槐堂(王氏宗祠)戏台,衢县蓝氏宗祠戏台、吴氏宗祠戏台,新昌儒岙南山村王氏宗族的永思祠戏台等等。这些戏台都建在祠堂的门厅内,面对天井,面积一般在十二平方米左右,两侧往往建有看楼。当时乡村剧场里上演的多是些宣扬忠孝节义之类内容的剧目,著名的有《琵琶记》《荆钗记》等。
自明代以来,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城乡庙会、演戏活动非常盛行,入清后,民间演戏娱乐更加兴盛。如萧山“土俗奢侈,每遇丰收率群会演戏”。江山县人们“好弦歌,岁遇有秋,则丝竹管弦之盛”。宁波地区,民间中秋、端午时节,多以龙舟竞渡,重阳节则“金鼓杂剧,各相竞赛,观者塞路,谓之‘社火’”。十月,祠庙多有演戏者。元宵节,各地多张灯演戏,自十三日夜起,“街设竹棚,悬灯灿烂,神庙张灯,尤极妍丽,衢歌巷舞,往来如昼,至十八日乃止”。乾隆时,诸暨民间元宵龙灯,“多者至三四百许,一望辉煌,杂以锣鼓旗帜,甚盛”。明代规定灯会从正月初八一直到十七共十夜,清代则改为三夜,十四“试灯”,十五“正灯”,十六“罢灯”。镇海民间,还有“青苗会”“稻花会”“都神会”等娱乐活动。
庙台演戏又常与庙会、庙市相联系,张岱《陶庵梦忆》卷四载诸暨枫桥杨神庙酬神演戏时,商贩也多来“市枫桥下,亦摊亦贩”。庙戏还经常举行斗台,即几个戏班于分别在几座戏台上同时演出,谁台下观众最多谁得胜,故同一个庙宇竟搭起几个戏台。如金华的东紫岩殿每年有两次庙会戏,一是八月十五的迎佛会,一是九月十五的神诞戏。每次演戏都要另搭几个草台举行斗戏,少则三四台,多则六七台,最多时戏班子达十三个。观众人山人海,各地商贩云集。演戏的戏台建筑也十分讲究,从简陋朴素发展为精雕细刻,极具建筑艺术之魅力。一般都搭在各种庙、祠里。如台州椒扛的戚继光庙戏台,搭建于清代,坐北朝南,过山门为戏台,山门后檐有木梯叮通戏台,山门二楼可作化装、候场之用。台前有宽敞的戏坪,可容数千观众。还布长方形的水池与戏台相对,池上架有小巧白石桥,过桥依山处建有看楼五间,重檐歇山顶,上下两层均可观看演出。杭州吴山城隍庙戏台也很有特色,台周设雕花栏杆,前置镂雕石狮一只,舞台屏风上画有麒麟,台顶为叠架斗拱形成的藻井,台下甬道及广场可容观众千余人。
图5-1 《康熙南巡图·第九卷》局部之绍兴柯桥镇戏台演出
清时戏台演出活动很频繁。清人所画的《南巡图》反映康熙(1689)第二次南巡时一路的风土人情,其中第九卷中有一局部画绍兴柯桥镇搭在大桥边的一个戏台,戏台对面是一座庙,台上正在演出《单刀会》,戏台周围站满了观众,连附近的船上也有许多观众,其场面非常热闹,反映当时民间演戏风俗之盛。明清以后,除了宫廷有专门的戏台外,许多拥有私人别墅园林的官僚富豪也建有私人戏台,江浙一带这种情况更多。而广大民间则多有临时戏台,如江浙农村的“稻桶台”,演毕即拆;还有“楼船戏台”,即水上流动舞台,在杭嘉湖水乡一带甚为流行,艺人在楼船上表演,观众也在小船上或岸边观看。清人所画的《杭州涌金门外演剧图》中,有一戏台,台口朝向湖面,湖面上停着几艘官船,船头上有士绅装束者站立看戏,说明这个戏台是以西湖的水面为观众席的,观众坐在船上看戏。
图5-2 《杭州涌金门外演剧图》局部
当时浙江一带的葬礼也由俭而繁,十分明显,必有鼓乐吹打等器乐陪丧。嘉庆《长兴县志》也载:“开吊出殡,鼓乐喧杂”,“又多作佛事”。定海一带,清中后期后,葬礼也是日益奢侈隆重,竞相仿效,葬礼仪仗队长达数里,“钟声铙钹,军乐清音,间杂而作,甚有厕以高跷、抬阁、莲灯、鼓亭”,佛事也“动经数日”,“一丧之事,常逾千金”。(https://www.daowen.com)
(二)酒楼、茶馆、戏班和庙会
在杭州等大城市里,酒楼、茶馆是人们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和一般士大夫们出入于酒楼茶馆,谈生意,拉关系,商量事情,清谈享乐,消磨时光……觥筹交错之间,解决了官场、生意场上的种种难题。因而,茶馆、酒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华而逐渐兴盛起来。商人们在茶馆里交流信息,治谈生意;文人在这里品茗休闲,清谈神侃;一般市民到茶馆泡上一壶,聊天,听故事,欣赏戏曲。
当时的文人墨客,特别是那些清淡之士,往往喜欢在安谧幽静之地,建起一座小亭子,依山傍水,内设茶具,派一名小童仆烧水泡茶。这种幽静清寂的茶室是文人墨客写诗、撰文、绘画、弹琴听曲的理想场所。
明代中叶以后,城乡庙会、演剧活动在江南地区十分盛行。每逢庙会之日,或官宦富商家有喜庆之事,都要请戏班演戏,喜庆热闹一番。在杭州,香火鼎盛的吴山城隍庙附近有一座远近闻名的戏台,戏台高约六米,台面约六七米见方,两边各有一个宽三米左右的副台。台周设雕花栏杆,前置两尊石狮子,舞台的屏风上画着古代最讨人喜欢的吉祥物麒麟,戏台的后面设有两架小木梯,通往演员们化装的厢房。戏台的顶部为叠架斗拱形成的藻井,台下的甬道和广场上,据估计可容纳观众千余人。每逢庙会,城隍庙戏台的演出活动最为频繁,最为热闹。
绍兴城里的陶堰司徒庙,是当地人为祭祀汉代会稽太守严助而建的。每年上元日祭拜神灵之时,都要请来戏班演剐。《陶庵梦忆》说:“十三日,以大船二十艘载盘衿,以童崽扮故事,无甚文理,以多为胜。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陆奔,随路兜截,转折看之,谓之‘看灯头’。五夜,夜在庙演剧,梨园必倩越中上三班,或雇自武林者,缠头日数万钱。唱《伯喈》《荆钗》……”
民间戏班不断产生,这类戏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由民间剧作家组织、周游各地进行商业性演出的职业戏班;二是由那些官僚士大夫及富豪巨贾的家庭蓄养、供主人自娱自乐的私人戏班。万历以后,蓄养戏班成了一些著名文人或富家大户的时髦风尚,当时浙江较有名的私家戏班,如山阴张氏家班、祁氏家班等,名扬一时。《陶庵梦忆》卷四记载说,张氏家族数十年间,先后有所谓“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茂苑班”;而祁彪佳的兄弟祁止祥,有所谓“鬼戏癖”“梨园癖”,训练演员时,“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每逢年节喜庆之日,或友人来访时,张氏、祁氏便在自家的厅堂庭院里,设下布景舞台,由家庭戏班的优人歌姬演戏娱乐,炫耀风雅和豪奢。
晚明时期,社会上盛行结社清谈之风。文人学士和官僚乡绅们在出入于酒楼妓馆之余,纷纷附庸风雅,结社组团,聚在一起谈笑歌舞,流连诗酒,标榜高雅,追求一种“仪观伟然,胸怀顾盼,举止蕴藉,吐纳风流”的名士风度,于是就有了所谓的诗社、琴社。如大官僚张岱回绍兴后,赋闲在家,组织诗社,会集当地善弹琴的士大夫,每月聚会三次,探讨丝竹之律,还煞有介事地写下了丝社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