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国外研究现状
自20世纪以来，在西方比较有影响的国家理论有：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现代保守主义国家理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以英国的格林、霍布豪斯等为代表。其理论主张发源于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它摒弃了传统自由主义“消极国家”的观念，提出国家对经济可以进行积极干预。它认为，国家是可以干预经济的。在一定条件下，国家应该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予以应对，改善各项福利待遇，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福利国家政策失灵，经济滞涨、财政亏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于是西方国家纷纷转向保守主义政策。
现代保守主义国家理论的发起人是英国的伯克。二战后，保守主义逐步陷入低潮。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新保守主义进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诺齐克、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是这一理论知名度较大的学者。现代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无须干预市场，对国家持消极态度，强调个体自由。究其实质还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小政府思路，即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经济现象，国家作用是不必要的，主张抵制膨胀的国家权力。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具有改良主义性质。作为西方影响较大的思潮之一，它主张通过议会的和平方式改良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该理论主张对于现有的国家机器要积极地加以利用，而非打碎，通过政策制定，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它不否认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应当积极地参与经济建设，承认社会的各项福利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新的第三条道路，认为应该超越传统的左和右的国家观念，重新定位国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西方和东欧一些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别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思想倾向。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它并非是个地域性概念，而是具有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它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欧美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一种试图“重新发现”“重新解释”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奥地利社会活动家科尔施和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始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非系统地探讨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也不系统地探讨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国家制度、职能及其发展。对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根据其理论观点，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政治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文化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经济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及“综合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1.“政治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从政治角度分析国家现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波朗查斯的结构主义和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为代表。
波朗查斯的理论成就主要是在国家理论方面，结构主义是他提出研究国家理论的新范式。其国家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法西斯主义与独裁》（1974）、《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5）、《独裁的危机》（1976）、《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1978），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在波朗查斯看来，社会是由各种要素综合而成的，其中，国家可以调节社会关系并使之保持平衡，但这种调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存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却通过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把阶级统治的关系掩盖起来，声称自己是代表大众的。
密里本德则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他的国家学说主要体现在《议会社会主义》（1961）、《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1969）、《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1982）、《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利》（1983）等著作中。他否认国家是代表社会整体、代表公共利益的思想。他从国家领导成员的阶级性质、资本家能够影响国家政策制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政府行为具有约束力三个方面说明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认为，国家需要履行政治镇压、道德培育、经济建设等一系列职能。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物的委员会”这一表述虽不完善，但还是比其他观点更能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4]
波朗查斯、密里本德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一方面，他们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提出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论点，即对于国家来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是被统治的对象。他们认为，国家不是完全自主的，自主是相对的。因为国家即便服务于统治阶级，却不完全由他们支配，权力也可以相对地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波朗查斯认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区分为政治领域的和经济领域的。他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直接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代表它们的政治利益”[5]。为了政治利益，国家可以制定牺牲经济利益的政策。密里本德则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区分为长远的和眼前的，其主张同波朗查斯类似，即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即便牺牲眼前利益也是可行的。
2.“文化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https://www.daowen.com)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都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批判。比较著名的是葛兰西的国家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等。
葛兰西提出并阐述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按照政治理论的一般看法，国家仅指政治机构及其制度，不包括“市民社会”。而葛兰西却在《狱中札记》中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新阐发，拓展了国家的界限，认为国家不仅可以扩张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又可以弱化，甚至瓦解从属群体的力量。换句话说，国家具有整体意义，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政治机器，如军队、警察、监狱等；另一方面就是市民社会，如教会、工会、学校等团体。国家是政治社会的“强制”笼罩下的市民社会或以市民社会的“同意”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葛兰西还区分了社会控制的两种形式：强制和知识领导。在他看来，领导权的基础是知识领导而不是强制，主要是借助宗教、教育和自愿合作，而不是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的。可见，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某些上层建筑方面的领导地位。他的领导权理论，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是建立在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之上的。
阿尔都塞受葛兰西国家理论的影响，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他认为，国家不仅具有镇压的暴力职能，而且还是包含了宗教、教育、政治、信息等方方面面意识形态的机器。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宣传、灌输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意识形态上的文化控制。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控制进行深入分析。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是通过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操纵权力的。从早期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到马尔库塞以及哈贝马斯，他们的国家批判思想中都存在着“文化=意识形态=操纵性工具”的典型模式。这种模式是典型的以内部心理操纵取代外部专制控制的形式，从而进一步化解敌对势力。
3.“经济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经济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与保罗·巴兰，其代表作是《资本主义发展论》《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垄断资本》等著作，其相关的国家理论也体现其中。斯威齐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首先要保护私有制，这与他们维护其“阶级统治”的利益相一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自己服务的经济工具。巴兰则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发动战争、推行殖民主义等一系列政策，进一步吸收经济剩余，使其为本国的资本服务。
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从经济角度研究国家的本质，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资本逻辑学派和“财政危机”学派。资本逻辑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穆勒、纽苏斯等人。他们肯定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思路，主张以资本为研究出发点，剖析国家现象。他们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但私人资本之间却存在对抗关系，所以在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国家必须具有独立性，以此弥补私人资本的不足。“财政危机”学派则认为，国家必须为社会再生产创造条件。这样一来，国家支出就兼具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双重特点。这里的社会资本是指，国家对可以获得利润的领域进行投资，使资本间接地作用于剩余价值的增长，从而增加社会总体财富；社会支出则是指国家在服务设施上的必要支出，一般无利润或利润微乎其微。美国奥康纳所著的《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持有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家主张国家能够进行更多的社会投资；而失业工人却认为国家应当提供更多的管理服务，从而导致国家不得不面临巨大财政支出。加之，在私有制条件下，大量剩余价值流向资本家一方，这使得国家面临巨大财政缺口，引发财政危机。
除此之外，法国的博卡拉和英国的法因都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过剩与资本贬值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而国家投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国家行为越来越体现其计划性，表现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而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本·法因与劳伦斯·哈里斯却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新阶段，与资本主义并无本质不同。
4.“综合分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20世纪末，面对各种理论的相互碰撞，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逐渐走向综合。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杰索普。其代表著作有，《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1982）、《尼科斯·波朗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策略》（1985）、《国家理论——使资本主义国家回归其位》（1990）、《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2002）、《超越规制方法：使资本主义经济回归其位》（2006）、《国家理论：策略关系视角》（2007）等。
杰索普致力于综合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流派的思想思潮，试图超越“政治分析”“经济分析”“文化分析”的国家理论。他认为，所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论述，或者以资本为中心，或者以阶级为中心，从而得出“经济还原论”或“政治还原论”的结论。他反对这种简单的分析及归类，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表现，有些片面。他认为，国家不是“纯经济”“纯政治”或“纯文化”的，而是多种因素聚合而形成的现象。
纵观国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典国家理论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得出许多新颖且不同的结论。客观地说，这些探讨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各种学派的不同观点，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