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体现为人的自然性向文化性转变
马克思把人类发展看作一个历史过程。在1844—1846年间，关于人性，他有三种不同的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在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这里的“他们”，指的就是人类。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马克思把人性区别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即人的本性、人的特性及人的本质。
所谓人的本性，马克思讲的很清楚：需要构成人的本性。而人的生命结构方式决定了人的需要。换句话说，人作为生命体，需要不断地同外界进行物质交换，如摄入食物，然后再排出生命内部已经废弃的物质。这样的新陈代谢过程构成生命的典型特征，使生命体不断地获得能量，供机体存活。而人类作为生命体的一种，必须跟外界进行不断的物质交换，而且这是个特定的需要。“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4]，“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5]。因此，人的本性体现为人的自然性，而自然性就是自然界决定的人类的物质规定性。
人类作为一个生命物种，个体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如人种差别、民族差别等。但是从生物存在的意义上讲，这些差别都可以被淡化掉。换句话说，凡是构成生命机体最基本规定性的，都属于人类的范畴。一般情况下人类的自然性取决于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界对人类这个物种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决定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永远受自然界支配。历史的开端以人类解决自己的生存需要为起点，人类生存发展得越快，获得的自由度就越是增加。即便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的需要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已经满足的需要会产生新的需要，如发展需要、享受需要。都根源于生存需要，是生存需要的衍生层次，生存需要既表现为阶段性，同时也表现为持续性。因此，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还是在自然条件下的生存需要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人的本性。
人的特性表现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生命活动方式的区别。人的需要来源于自然界，动物的需要也来源于自然界。然而，在生命活动特性方面，人类区别于动物，因为人的生命机体组织方式拥有复杂的大脑器官。人的脑量虽然不是自然界中最大的，但脑体的结构方式要远比动物群体复杂得多，表面积更大，反应速度也更快。人的大脑组织决定了人相比动物而言，拥有与众不同的意识能力。当人类以个体方式面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时，个人变成唯一的主体，所有东西都是人类思维过程中对象化的存在，甚至自身也是对象化的一部分。人类通过思维方式可以利用条件实现达成预期目标的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6]。“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7]，人类有可以使自身的生命活动变成具有积极意义的劳动的能力。马克思认为，劳动及生产过程就是人类通过自身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人类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类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上与所有动物都不同，而且远远超出动物界。按照马克思所说，只有人类可以同自然界建立起一种关系，而动物和自然界没有关系，因为动物本身就属于自然界，它的生命活动是受本能支配的，这个本能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由于能够改造自然界，才与自然界有关系，这种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主体客体之间的联系。
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意识能力满足需要的方式对人类历史发挥主导作用。因为人的意识能力是可以传递积累的，人类除了通过遗传方式传递经验，还有文化传递方式，即意识成果的积累，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人类留下来的是物质财富的精神形式，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主导人们的劳动过程。换句话说，人类的发展体现在意识成果的积累，意识成果的积累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传递下来，这种积累对人类进一步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每一代人都比前人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https://www.daowen.com)
人的需要体现人的自然性，人的自然性规定了人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就是人的本性。那么这种自然性所包含的大脑器官形成的需要，就是一种精神发展的需要，精神发展的需要衍生出人的文化性。从它的渊源关系来说，文化性是从属于自然性的，是自然性中衍生出来的文化性。人的文化性使人类进入了与动物界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谓人类与自然界有关系，就取决于人类不仅服从于自然界同时也改造自然界。而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实际上就依靠人的大脑器官、依靠人的精神能力、依靠人的文化性。
关于人性两个最基本的规定性，即自然性和文化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以物质性为起点，人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吃、穿、住、用等物质消费品，这些都是生命现象的物质性存在方式。由于它的形式是个体表现，所以，西方价值理念的个体本位的合理性抓住这个最基本的现象，即人类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但是，仅仅注重利己，注重个体本位，绝不是人类的正确选择。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方面，否则就没有办法与动物划清界限。
人的文化性，其内容是精神性，形式是社会性。[8]文化性作为大脑所呈现的性质，实质上是人类理性的成果，而理性的成果是靠精神活动获得的。因此，人类的精神活动构成了文化性的基本内容。而人类的精神发展只能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即人类精神活动资源的形成以及成果的积累无一不是通过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内在规定性就是分工关系，分工现象本身具有经济效益。因为分工所形成的社会合作远远大于非分工所形成的社会总和，所以合作就比不合作更具有效率。人的文化性源于自然性，意味着精神性源于物质性，而社会性又对接个体性。现代人是具有一定文化规定性的物质载体，所以要成为现代人，本身就需要文化规定性。
人的本性体现为人的自然性，人的特性体现为人的文化性，而人的本质则是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因为自然性与人们的需要发展水平有关，文化性与人们的意识能力水平有关，二者统一的结果呈现为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从社会关系角度分析，人的精神能力越强，掌控的社会关系就越广泛。由此可见，人性的三个方面，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层次的。最基本的层次就是自然性，自然性衍生出文化性，文化性衍生出社会关系，而人类发展体现为人的自然性向文化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