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地理环境对中西民族差异的影响

关于中西民族的差异，古往今来的许多学者都把自然环境的作用排在首位。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孟德斯鸠、黑格尔，到现代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都对此有过论述。从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类是从高级灵长目动物进化而来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人猿”，这一点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明。自类人猿进化而成的原始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能否有意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表现在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方面，即人的文化性。但此时，无论生活在哪个地域的原始人类，都不存在体质、大脑和思维等方面的明显差别。

原始人类为了生存，首先要满足摄入食物的需要。他们以植物和动物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为了获得这些食物，原始人类从事着最原始的劳动，即采集和狩猎。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原始社会早期，中西方的原始人类还没有出现差别。差异的产生源于人类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而逐渐表现出来的。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西方的原始人类都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劳动工具的改进，导致了剩余产品的出现。人们为了设法保存食物，通过对自然条件的观察，发现落在地上的植物果实经过寒冬，在气候转暖的时候萌发幼芽，还能再长出果实，进而产生了原始种植业。人们将狩猎中生擒的剩余猎物圈起来，以免跑失。为了不致这些动物因无法进食而死去，又尝试喂养，从而产生了原始饲养业。(https://www.daowen.com)

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剩余产品的出现引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由于人类拥有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致使人类能够充分利用自然界的有利条件，使得地处不同地理环境的人类在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中西民族间，在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价值理念上呈现巨大差别。

在旧石器晚期时代，黄河流域的黄土含有较丰富的矿物质，极适于植物生长。因此，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类走上了以采集劳动发展而成的种植业生产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的道路。欧洲在经历了最后一个冰河期后，冰盖消融，海平面上升，这些地区普遍出现以橡树为主的阔叶林带，森林生长稠密。于是，狩猎劳动在欧洲原始人类早期生存中占主导地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走上了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为辅的道路。欧洲临海的地理位置，为西方民族在未来不断发展依托海洋文化的商业文明提供了条件。

从上述意义上讲，自然条件对中西方人类差异的产生有很大影响。人的生存方式是历史的基础，而生存方式就依赖于自然条件。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根据自然条件，将地处不同地理位置的人群分为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恩格斯说：“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