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管控与道德约束共同防止权力腐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还要彰显社会主义性质的“全面协调、促劣变优”。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后者可以为前者展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因此，政治权力将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工作作为衡量政绩的标准，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相一致。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前提条件下，政治权力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而权力净化则成为政治权力正常运行的重要环节。
解决权力净化，防止腐败现象，可以依仗以下资源：西方文化形成的法治资源；中华文化形成的道德资源，中华民族崇尚的集体主义可以缓解市场经济带来的利己之风；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历史资源，如苏联共产党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国近代史留下的抗战精神等，都可以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思想启迪。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权力腐败需要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其中法治是基础，德治是辅助。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都是中央抓党风廉政建设和“要坚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33]。换句话说，防止权力腐败，既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也要加强思想道德的培育，双管齐下规范公职人员的各种行为。
法治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反腐倡廉，一要靠教育，二要靠法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基础性的。首先，要进行廉政立法工作。一套成文的关于权力行使的法律规定，可以对执法人员形成自律和制约机制。国家进行专门的立法，并通过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命令正式下发。这样就可以把一些腐败行为的定性、量刑、惩处在法律上予以规范。立法是基础，执法则是关键。一套适用的法律制度再好，倘若执行起来大打折扣，也如同一纸空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温斯坦莱曾说过，“严格执法是政府的生命”。除此之外，还要加强法治监督。监督是防止权力异化、裂变的有效手段。实践证明，监督严格、工作落实得到位，法律制度执行的效果就好；反之，监督工作软弱无力，法治的权威就会遭到质疑。因此，强化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是形成“不敢贪”“不敢腐”生态环境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
执政党除了靠法治防止权力腐败，还要以德治辅之。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华传统文化倡导集体主义价值观，价值理念的一致性使德治防腐具备现实土壤。
首先，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强化行政道德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了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言外之意，就是要强化全党执政正义的道德价值和意识，培育敢于担当的领导责任意识，形成全党上下的责任对接。党员作为执掌政治权力的主体，其行为要经受伦理规范的道德控制，同时，还要使其具有内在合理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念，在道德规范中形成他律与自律的结合。其次，在反腐体制运行过程中进行道德干预。道德干预是指将伦理道德贯穿于生活实践，进而使道德具备影响力，并说明其实现的方式和途径，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体现为在制度安排中，有机地嵌入道德价值与理想信念、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微观层面体现在需要进一步强化党员心理道德干预，如对党的忠诚度、对权力的诚信度、对人民的义务感等，进而影响公职人员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再次，强化公众的道德舆论监督机制。公众舆论监督既是政治手段，也是道德手段。作为一种道德机制，公众监督作为一种有序的政治活动，可以通过推广廉政文化，强化对公众现代公共道德的培育。最后，公众监督给权力运行注入了防腐因子，使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有了监督与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34]互联网反腐平台的建立以及12380举报平台措施的运行都是舆论监督的具体措施。此外，还要加强对干部用人的道德判断评价机制，“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提出、以“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和清正廉洁”[35]作为提拔好干部的标准，都体现了党对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
由此可见，若党在思想道德上建立起一道反腐防线，权力腐败现象就会得到有效的遏制。时代在前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在权力方面过道德关，否则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道德控制对于个体来说是自觉自愿的，若一个权力道德意识很强的主体能够用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将个人修养转化为深刻的信念，就会形成一种为官的高尚品质。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促进人民幸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是社会主义的领路人，若权力主体误读了权力的内涵，贪图享乐，人类理想社会始终难以实现。
法律和道德对政治权力的行使者具有调节作用，不同之处在于，法律强调“必须怎样”，道德以“应当怎样”的准则，规范行使权力的主体行为。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道德惩戒力度虽弱、见效速度慢，却具有全面性；法律在腐败治理过程中具有强有力的保障作用，不仅见效速度快，而且更具威慑力，但体现为滞后性，而且调整范围有限。因此，法律和道德在建构腐败治理的模式中，应取长补短，弥补彼此的不足，做到依法治权和以德治权相结合，使其在规范权力行使者行为上相辅相成。法律可以治理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而道德则可以防范未发生的腐败迹象。总之，法律与道德在反腐上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党中央开列的“负面清单”，划出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
中央通过一段时间的反腐败努力，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大大增加。过去的反腐工作，使得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得以形成；既打“老虎”，又拍“苍蝇”的两手抓策略初见成效；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落实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有所遏制。2016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反腐作为一个持续性的政治任务继续下去。党纪和党规就是党内法，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严格按照党内法规来治党。除此之外，中央通过落实八项规定、抵制“四风”、开展“三严三实”主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等举措，向全世界展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化权力属于人民的执政理念，通过权力净化遏制权力腐败现象。
【注释】
[1]参见余金成、刘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成果》，《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6期。
[2]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参见余金成：《从宏观上认识“三个代表”思想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意义》，《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4]参见余金成：《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改造》，《学习论坛》2009年11期。
[5]参见王德义、陈万强主编：《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30页。
[6]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全面小康热点面对面》，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7]参见余金成、刘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成果》，《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6期。
[8]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9]［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上），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11]参见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制度经济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0页。(https://www.daowen.com)
[14]参见余金成、刘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成果》，《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6期。
[15]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17日。
[16]［美］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7页。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
[18]罗国杰：《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7页。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
[20]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2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24]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
[25]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26]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
[27]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法治热点面对面》，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页。
[28]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1页。
[29]《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页。
[30]《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页。
[31]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版，第546页。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75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92页。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46页。
[35]http：//t.2web.cn/wfdslsc/jdht/html/？14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