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建立“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目标和使命。相对于传统“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等“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取决于“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总目标。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义。
1.国家治理体系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是一整套紧密联系、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总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4]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国家治理以制度为基础，国家治理体系首先是一套制度体系。古人云：“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它是国家治理活动运转的基础，意在保证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并明确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15]。
不同制度产生不同的体制运转方式和制度效果。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是“中国之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6]。它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等重大问题，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它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显著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套严密完整、系统集成的制度体系，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治理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对外事务制度、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其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而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
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是制度，同时也包含一系列结构性要素，共同构成完整的治理体系。这些结构性要素包含诸主体功能与权限的配置状况，如党委、政府、社会、市场、企业、公民等的权力责任体系与行为机制；治理体系的纵向结构包括中央与地方、党委政府与基层组织的层级结构关系；横向结构如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关系；还包括治理行为、制度与观念形态间的关联程度和互构方式。它们在一起构成了整体性的治理系统，其要素排列、组合、功能与权重的差异决定了治理体系的运转方式与状况。当然，要素结构权重与运行方式仍是由制度规定的。
2.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能力”，其意义在于“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因此，国家治理能力是将制度变为现实、实现制度目标的能力，核心是“制度执行能力及其效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7]前者是国家制度的集成和总和，后者则是这套制度集成和总和的执行能力。二者不可分割：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制度基础，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更为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没有高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但是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很多国家有着完善的制度，但是制度在现实中得不到落实或有效运行，是治理能力的缺陷。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提升治理能力，必须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要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能力包含几个重要维度，它们是执行能力和执行效率的基础：第一，监管规制能力。社会合作总有纠纷、冲突与侵害，以及越轨、逃逸、腐败等行为。社会管制能力是提供安全、维持秩序、保证共存、防止侵害的基础性能力。第二，组织整合能力。现代社会是由多元个体组成的共同体，往往也是多民族共同体，通过政治统治制度、意识形态制度、市场合作制度、基层组织制度能实现有效整合，防止一盘散沙、基层失控、民族分裂，实现国家的有效整合。第三，动员引领能力。社会是一个合作系统，合力完成经济、政治与社会目标须有整体行动，因此需要通过调动资源、政治动员、营造氛围、推广实施来达到组织维系、同频共振、行动统一的目标，完成重大、巨型的集体合作任务，发挥公权力的社会引领能力。第四，资源汲取能力。社会合作并非简单的个体活动，有大量公共事务，同时也产生大量社会成本。这个成本须共同负担以完成对内治理、发展及对外防御的任务。因此，国家治理的关键还在于政府的财政、税收和物质资源调配能力等。第五，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汲取资源，目的是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包括物质性的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清洁环境等，以及精神性的认同、参与、社会平等、公平正义等。有的国家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较弱，甚至连基础的安全、秩序以及基本卫生、教育都难以有效提供。(https://www.daowen.com)
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并非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拥有一套抽象的“现代标准”，它是一个与中国现实与历史、国情与体制高度结合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18]要正确认识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需回答两个层次的问题：如何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如何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一，它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19]。这一论述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提出的背景是面向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
第二，它是被中国现代化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治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成功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在此前尝试的各种治理体制和方式都失败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抽象的，而是指这套被中国近当代现代化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套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人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20]“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实践证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22]
第三，它是未来进一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破解各种风险与挑战所需要的治理体系。着眼未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进一步现代化，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最终通过这套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持续推动拥有十四多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23]。而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将会面临各种新的风险和挑战；历史和实践也证明了，治理体系不能故步自封，要不断自我调适与完善，让制度更加成熟，以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和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24]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能够应对这些新的风险和挑战的治理。
第四，它是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经验和借鉴的治理体系。这一现代化治理体系，同样也能“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5]。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6]。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是坚持和巩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能够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治理体系，具有巨大优越性。在未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继续坚持和巩固这套治理体系和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总结了当前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巨大优势，特别是党的领导优势，以及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它们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成就和显著优势，目的就是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制度自信，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长期保持并不断增强这些优势，是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方向。”[27]
二是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28]“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29]
具体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包括：一是更加成熟定型、稳定延续。面对现代化任务，国家治理体系要更加成熟定型，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保证对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二是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要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让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合理、高效协同，强化系统性、协调性，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三是急需先立。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机制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四是补短板、强弱项。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要不断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实现治理体系的系统完备、良性运转。
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还要求：第一，蕴含现代价值，治理活动体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平等尊重、保障公民权益的现代理念。第二，运用现代方式。现代治理相对于传统治理基于血缘、人情、关系的人格化治理方式，是一种“非人格化”“理性化”的治理方式，要运用法治化、制度化机制推进理性化规则的落实。第三，应用现代技术，现代治理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借助大数据、现代物流、现代信息等方式提升治理效率和客观性。第四，聚焦现代任务。现代治理要将重心落于现代社会更需要、现代人更注重的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精神富足和公共福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