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国际社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健全、不完善,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急剧爆发之势,不仅危及社会稳定,而且危及党的执政地位。
第一,党和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遇到瓶颈。尽管我国正在逐步加大治理转型,不断加大政府机构改革,并且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但党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未根本改变。主要表现在:党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没有改变,如银行向国有企业注资、发行公债、土地财政、特定产业政策倾斜,行政审批等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机制的作用难以发挥,民营经济生存维艰。[23]加之党和政府在主导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维稳”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强力维稳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仇官”情绪的积累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闹事上访者越来越多,官民冲突频繁发生。(https://www.daowen.com)
第二,腐败现象居高不下,严重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改革开放成绩不容否定,但负面的东西同样不能忽视。分配不公、发展不平衡、腐败、阶层固化等问题日趋明显,这表示我国治理体系中还缺乏民主责任机制。一般而言,国家治理者承担着人民的重托,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权利来汲取和监管社会资源并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如果国家治理体系中缺乏一种民主责任制的制度安排或相关制度的虚置状态,国家管理者群体就有可能会利用手中权力搞寻租,成为一个特权阶层。部分人就有可能公权私用,利用公权发财致富,这就形成一个怪圈:任何社会治理主体都渴望被行政化,甚至为行政化自找平台,结果就是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第三,国家接纳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容量不足。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而,国家治理的终极关怀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人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目前,我国部分社会群体,比如一些专家学者、媒体从业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律师等中产阶层由于知识水平高,接受了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强烈要求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农民进城务工阶层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这部分群体由于常年生活在城市,受城市文明的熏陶也具有了强烈的现代公民意识;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社会中的大多数群体都有了公民意识,许多人利用网络表达着自己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