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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运而生的，是一个制服盛行的年代，不仅公检法，还有税务、工商等部门都戴“大盖帽”。在那个年代，制服并不局限于执行公务时穿，平时也穿，街上随处可见“大盖帽”。

制服是从事各个职业或不同团体成员的标识，而“盖帽”却是排球、篮球运动的术语，守防队员高高跳起，在空中双手扣成帽状，手腕用力下压，把正在上升的球或拍出或打掉，使对方不能得分，以此得名。对于中国社会来讲，从战争年代延续而来的“大盖帽”，象征着武力、强制性，这是该类制服一个最显著的社会文化特征。“大盖帽”被视为秩序管理的象征，执法者代表国家行使维护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的重任，所以戴“大盖帽”。

经过一年试用期，我们顺利转正，办公室开始为我们考虑制服问题。其实，需要考虑检察制服的并非只有我们三人，那一年检察院进人最多，有一批军转干部被分配到检察院，也有从其他单位调进来的，充实了检察队伍。检察机关已经恢复重建六年，各项职能逐步规范和完善，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

财政经费紧张是个老话题。财政不能一次拨付所有人的服装经费，只能分批拨付。安徽的检察服是在南京军队被服厂加工定做，因为是零星配发，省检察院与被服厂联系，让我们直接派人凭介绍信购买。院领导让我和办公室周主任一起，坐火车购买包括我们三个人在内的所有检察制服。

周主任在南京当过兵，对南京熟悉，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被服厂。在厂里提货后，厂方人员帮我们把几十套服装打成两捆，扎得结结实实，像军营里叠起的军用被放大版。服装厂要为我们办理火车托运，却被周主任婉言谢绝了。他说：“天冷了，托运到货需要一个多星期时间，我们有干警出差办案急需穿制服，就不托运了。”我知道，这是周主任临时编的借口，他是为了给单位节省托运费。

坐公交车去被服厂时，我并没感觉到公交站台离服装厂路途远，但当我们每人扛着一捆服装回公交站台时，却感到站台离被服厂是如此遥远。很幸运，公交司机没有拒载，尽管过道上站满了人，我们还是硬挤出比两个人多一倍的空间，把两捆服装放在过道上，挤在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上。

在南京火车站，买票、进站、检票、上站台，周主任虽已年过五旬，一点也不逊色于我。我们到砀山站下车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砀山城里没有出租车，只有一种既简单又方便的交通工具，被称为“木的”，是一种利用破旧自行车改装的交通工具，三个车轮，一个木箱，载物载人的木箱在前，蹬车人在后。把服装扛出检票口，我就去找“木的”，周主任特意嘱咐我，只找一辆就行。(https://www.daowen.com)

一辆“木的”的木箱里放上两大捆服装，把木箱填得满满的。我们徒步跟着“木的”走，从火车站到单位足足有5公里路程，一点也没感到累。我想到终于能够穿上盼望已久的检察制服了，走起路来浑身是劲。

正赶上冬季，那次去南京购买的是豆绿色“军干式”罩服。回单位的路上，周主任突然问我：“你知道‘大盖帽’上为什么有国徽吗？”我说：“标志着国家在行使检察权。”

周主任点点头，又问我：“‘大盖帽’上有两条金黄色金属编织的穗带，象征着什么？”我答不出来。到检察院工作一年了，对那两条金黄色穗带早已熟悉，可我从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周主任提示我说：“象征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没等周主任再问，我说：“我知道镶着检察徽章的肩章是什么意思，它代表我们肩负的是人民检察事业。”因为这时我脑海里正浮现出上甘岭战役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耳边回响起《智取威虎山》里“革命红旗挂两边，红旗指处乌云散”的唱词。红底镶金黄色边、呢质长方形硬质肩章，正中加一枚铝合金质圆形徽章，徽章的图案为齿轮与谷穗簇拥着的五星红旗。齿轮与谷穗象征着以工农为代表的广大人民，肩章表示检察机关在全国各族人民支持下实行法律监督。

一路上，周主任对我的谆谆教诲，让我对检察制服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刚进院时，我看到干警身着检察制服，感受到了那份威武、那份气派。那时，我想象自己穿上检察服会有多么神气，多么招人注目，而今真的穿上它，却感受到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从检察长手里接过制服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感觉双手沉甸甸的。检察长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们年轻，是检察院的新鲜血液，今后的工作任重道远，要维护咱检察形象啊！”

检察制服是检察形象的一面永恒旗帜。穿上检察制服那天，我去照相馆拍了一张二寸的冬装制服照片。之后，每发一季服装，我就去照相馆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虽然黑白照片显现不出肩章鲜红耀眼的色彩及国徽熠熠生辉的光芒，但这些黑白照片定格了我人生中的一个个重要时刻，它标志着我已正式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检察官。我一直珍藏着这些照片，每次翻看，都会浮想联翩，心生感慨。